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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圣经（第1页）

“我已决定退出政界。”

上述令人震惊的话语出现在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寄出的一封长信的末尾。收信人名叫鲁道夫·哈塞，是小镇格廷根[1]的一位年轻纳粹党成员。哈塞是弗布克的朋友，在德国北部纳粹党组织中表现积极。当时希特勒对于纳粹党内的背后诽谤和混乱局面深恶痛绝，于是在信中表示决定抽身退出这种乱哄哄的局面，直到他将来出狱有机会“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希特勒在信中写道，从现在起“任何人均无权以他的名义发表意见”。

希特勒出人预料地宣布隐退，在被查禁的纳粹党内部和整个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很大反响。在位于波罗的海沿岸（那里正在产生一些分裂派别）的汉堡和格赖斯瓦尔德等偏远地区，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希特勒所写的那封长信。有人质问，纳粹党乱成那样，希特勒怎么能够退出政坛呢？

他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希特勒给慕尼黑市的《民族信使报》2寄去了一份隐退声明。这家报纸在一定程度等于是填补了由纳粹党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留下的空缺。《民族信使报》在头版加框报道了希特勒退出纳粹党领导班底的决定并指出，希特勒“要求他以前的追随者不要去兰茨贝格监狱看望他。……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目前他无法行使领导权力。……另外希特勒先生需要时间来撰写一部内容全面而充实的著作。”3

说得没错，希特勒正在写书。他不仅要在生活中摆脱纳粹党内那些喋喋不休、摇唇鼓舌的争吵者们，他还需要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来从事写作。现在除了评断在他的未来对手和继承者之间发生的争吵以外，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在向外面的每一个人表明，他们离开他根本就不行。”赫斯写道。4希特勒抽身隐退，纳粹党四分五裂，不再健全。正当他的对手们在内斗中耗尽了精力时，希特勒抽身隐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力量。躲避内斗混战有助于为以后无可争议地东山再起扫清道路。“（希特勒）认为车已出轨，无可救药。”弗布克后来在寄给哈塞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明白一旦重获自由，他必须从头做起。”5

眼下纳粹党的各种问题已成为由别人解决的问题，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从事写作了。当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加入了包括马可·波罗、马丁·路德·金和瓦尔特·罗利爵士等人在内的监狱里的回忆录作者庞大行列，我们无从知道。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应该成为这样的作者。他要推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将备受压抑的激情以及数年来一直在宣扬的思想信念尽情地在书中宣泄表达出来，阐说旨意，亮明立场。

1920年接管纳粹党时，希特勒目中无人，傲慢地让该党创始人统统靠边站，而且要求拥有无限的执行权力。在追求一举成功的暴动梦想，模仿墨索里尼组织人马向柏林进军时，希特勒一直坚持自己的宏伟理想，直到最终使自己受伤，被捕入狱，自己的政党也遭到查禁。在巴伐利亚的法庭上，他同势力强大的德国司法机构展开较量，使出了浑身解数。结果他赢得了胜利，至少赢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希特勒从来都是从宏观着眼，下一盘大棋。

对于写作《我的奋斗》而言也是如此。希特勒带着在受审期间表现出的那股野蛮狂热劲头投入写作计划之中。这也是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一种需要。他不是在写一篇简单的政治文章，或者具有娱乐性的回忆录，也不是在写常见的政党纲领。他是在写一部希特勒版的《圣经》（尽管他本人从未这样说过），写一部确定人生大方向的思想意识指南，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写一部教义问答书。他的最新信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我的奋斗》便是其圣典经文。

《我的奋斗》分上下两卷，总篇幅近800页。希特勒不仅要在这部书中展望德国的政治前途，而且还要以半吊子的挥洒文笔，就想到的任何话题慷慨陈词。不论这些话题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增加保护物种与种族”），“适当的阅读方法”（“符合自己的生存境况”），还是同梅毒做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国家的任务”）等话题，统统加以阐说。过了几年之后希特勒表示，除了书中有关梅毒的部分内容着墨过多外，他不会对《我的奋斗》做任何改动。通过书中自传式的框架结构，他还精心地为自己树立了个人形象，把自己描绘成才能非凡，为了德国的利益去重新改造世界的人物——一位由命运选中，在最黑暗的时刻来领导国家（最终领导世界）的政治家兼哲学家。

希特勒声称，他的那部著作“不是写给陌生人的”，而是写给那些忠心耿耿、甘洒热血的“运动支持者”的。但是他也说过，他决定要为“所有的时期”制定基本的政治信条。这几乎不是在谈论党内文件。6相反，希特勒似乎在把他的话语刻在石头上，使之永垂不朽。即使希特勒是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写他那部论著，在他看来，其著书立说之举却具有《圣经》般的庄严气度。就像上帝的神圣话语从上天传来，将最后的智慧传授给信使摩西一样，希特勒正在将他在动乱年代的阅读、演讲内容写下来，集结成书。他既是上帝，又是信使。希特勒的思想大多来源于他人，但是他对于各位学说创始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尊敬。他在书中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传播神谕真理的《圣经》般至高无上的语气。

用《圣经》的话语来说，希特勒在打字机前度过的那四个月相当于他在荒原中度过的40天。就像耶稣（据《圣经》福音书记载）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献身精神走出沙漠，摆脱其魔鬼般的诱惑一样，希特勒则摆脱了内心世界中的流放，摆脱了由失败与嘲讽所造成的痛苦。他从此更加明确坚定地认清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使德国走出痛苦的深渊。当时希特勒是否预料到远离动荡的政坛，迫使自己思考、写作那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将会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目前尚不清楚。但事实上确有这样的效果。

希特勒将自己的粗浅政治直觉改造成了连贯系统（即使还显得极为宽泛）的政治信条。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把自己改造成了他本人政治信条最忠实的信徒。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希特勒的思想》（TheMindofAdolfHitler）7一文写道，希特勒“不择手段的系统化整合能力”源自他在兰兹贝格监狱关押期间“使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那段亲身经历”8。希特勒在要塞监狱牢房里一页又一页地写作《我的奋斗》（当时只称为“我的书”或“我的著作”）期间，也正是他的大部分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时候。希特勒表示“我对于从前仅凭直觉理解的许多事情终于有了明确清醒的认识”。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他的学识和理解能力大有提高，“使我的思想观念具有一种水到渠成般的历史底蕴”。概括来说，他发现了一些“事实”可以支持自己的偏见，并使他相信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完全正确；他的自我信念不再“可能被任何因素所动摇”。在他的心目中，这便完成了他由一个鼓手——主要的宣传鼓动者，向领导者的转变过程。可以说，这一时期希特勒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成为一位不把德国掌控在手中就决不罢休的人物。这也是朝着自我合法化迈出的最后一步。在希特勒的履历中看不到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证明。

希特勒当时也在忙着塑造伟人形象，而他本就是伟人形象的匿名候选人。他非常强调“人格魅力”在政治变革中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人格魅力是无法替代的，”他写道，“那不是呆板训练的结果。那只能是承蒙上帝的恩惠天生具有的优点。”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民族体制”，需要一种合适的人格魅力。在这种民主体制中，“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却拥有众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这便是元首负责制原则，它可使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便能掌控一切，无人敢于说三道四。

在实施写作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将写作重点放在了报仇雪恨方面。希特勒要向所有对手清算四年多里积累的各种仇怨。他要抨击曾经跟他作对的所有社团企业人物、左翼政治力量和政府官员。但是到了5月末，希特勒开始渐渐放弃报仇雪恨主题，形成一种自传式写作框架。他开始将思想意识融进自传叙述当中。贝艾尔和普洛金格指出，此时希特勒正处于“狂热偏激的党派领导人与思想意识理论家的交接面上”。后来希特勒渐渐地向理论家方面靠拢。9为了突出他本人的政治哲学家合理地位，希特勒不得不对自己的个人经历加以粉饰，有时甚至是加以过度地美化，以适应他正在为自己树立的崭新形象。希特勒出生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奥地利小镇上。就连自己的出生地这一点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句中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希特勒据此声称自己是顺应天意的天之骄子。希特勒几乎以与前五页开篇段落相同的语言写道：“命运居然把因河（Inn）河畔的布劳瑙选为我的出生地，今天在我看来这是天意。因为这个小镇就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我们年轻一代已把竭尽所能统一这两个日耳曼国家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历史学家克肖指出：“他几乎带有神秘色彩地相信自己与命运同行……此种信念便始于这一时期。”10

希特勒在叙述自己早年在维也纳的人生经历时，把它写成了一篇微型教育小说。那个时期他时运不济，给他留下深刻教训。结果使他不可避免地恨上了讲多种语言的立法机关（一伙打着手势的疯狂人物……声嘶力竭地喊着各种调门），恨上了多种族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这部自传体著作已经契合了未来的政治路线。希特勒声称，他第一次看到身穿宽袖长袍的东方犹太人时（这是犹太人吗？这是德国人吗？）就发现自己拥有反犹太主义立场。这一发现带有一种阅历不深者在国外看花眼的味道。随后他又恍然大悟般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看来同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两样）“由犹太人把持着”。11根据希特勒的回顾，他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同工友们发生的严重分歧暴露出社会党人的专横无理。他们“使用……恐怖与暴力手段”，强迫他立刻离开建筑物，否则就把他扔下脚手架。12无论真实与否，这样叙事有助于增强讲故事的效果，而不是促使希特勒承认，他书中的一些思想就摘自他在维也纳肮脏不堪的平民区咖啡馆里阅读过的一些政治论文和免费报纸。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13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声称1914年，德国宣战时他“心情非常激动”，双膝跪在了地上。14因为这使他终于有机会为祖国而战（是为德国，而不是为奥地利）。同样，希特勒声称他决定洗心革面反对犹太人，而且言语之中听上去大有命中注定要这样做的意味。这只是结束回顾自身经历和德国1918年革命的一种最佳方式，其手法之高妙，连小说家也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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