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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逼得许多人不得不去做“贼”。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我母亲为了一家四口有填肚子的，也跟同三四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结伴，半夜各带着一只大江竹篮，去镇外集体的田里去偷了两次紫云英（当地叫“红草”），第一次偷了满满一篮，尽管当时有许多人因为无粮多吃了绿色菜蔬得了脸发青发紫的“青紫病”，饥饿难熬的我们一家，每人一碗煮熟的“红草”，吃得还是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享受。第二次母亲提篮再与人结伴去偷时，没料到已有人在看守，快装满一篮红草时被发现了，她们怕被抓住，拼命逃跑，只能丢弃装着红草的竹篮。母亲逃回家冲进门后，惊惶地把大门关上，背靠门板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喘，脸色惨白……那情景，像用利刀刻到了我记忆里。平时拎篮上街买菜的“街上人”，竟拎篮去偷红草，身份和心境有了天壤之别。母亲拎的那篮子，装着的实是她对全家人的爱呵。

第二年，食品依旧紧缺，样样是昂贵的黑市价，二十一岁的我虽是当了教师，月工资仅三十元，一斤胡萝卜黑市价竟要卖一元八角，那点钱怎够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要我用一个月工资做本钱，和弟弟同到十里外的舅家村上去，找捕鱼的远房舅舅收点鲫鱼到镇上来卖，想赚点钱。星期天，我和十八岁的弟弟各拎一只大江竹篮起黑早出发，到那儿顺利地收到了近四十斤鱼，装了两篮，各人臂挽一篮往回走。那时这种贩卖是“投机倒把”，犯禁，我们在篮上盖了破衣裳，大路不敢走，专走小路，尽量避着人们的眼睛。才走了一里多路，一个驾牛耕田的中年汉子突然放下犁蹿过来拦住我们，强行揭开我弟弟拎的那只篮上盖的旧衣裳，凶狠地说我们是投机倒把，强夺我弟弟拎的一篮鱼说要去大队部。我弟弟幼时生过脑炎，智力不如常人，小学都没能念毕业，左臂也落下残疾，却容易激动，拼命拉住篮绊破口骂：“操你娘，怪你什么事？日你娘……”那汉子黑脸、鹰目、连腮胡子，身强力壮，一股横蛮的气势；我也是文弱书生，兄弟俩绝对敌不过他，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缓和冲突，我狠狠打了弟弟两个耳光，呵斥他不该骂人，连连对那人说对不起。幸好有个年轻人走过来，帮我们说话，那汉子才勉强让一步说：“我要吃活鲫鱼！”我就给了他两条大鲫鱼，才算了事。臂挽两篮鱼到家，篮绊粗硬的篾把我俩臂弯都勒出了一道道带血印的凹糟，但这只是皮肉痛；弟弟被我打的左边脸颊那红红的手印，是心头的痛。

那回，那年轻人与我们同路上小镇，路上告诉我，中年汉子与他是同村，其实当过长工，是贫农，也没犯过什么大错，仅是为人强横，土改时划定成分，村干部歪曲政策，竟把他硬划为“坏分子”。那时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称做“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他受冤头上戴着政治黑帽子，遭遇了不公，却还借政治气候欺侮我们，实在也是鲁迅笔下的悲剧型性格，令人感到悲哀。

这些与竹篮相干的痛，深深植根于我心底，至今触摸不得。

近二十年，竹篮渐渐在城镇居民生活中消失了。如今买菜或者买早点，没人再拎竹篮，每买一样，店主、摊主都会给用塑料薄膜方便袋装上。老伴去一趟菜市场，总要带回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大小不同的塑料方便袋。我过去不上菜场，没留意这些生活细节，今年开始与老伴每天早上一同外出散步，顺便买早点买菜，那铺天盖地的塑料方便袋，那家里每天都增添许多会污染环境的无机垃圾，开始刺激我神经：人类在为地球环境日益污染而忧虑，政府在为日益增多的白色垃圾处理而犯愁，人们也知道塑料制品对健康有害，为什么就不能重新把竹篮找回来拎着上菜场呢？我家储藏室还有一大一小两只洞头竹篮，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乡下亲戚送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点没损坏。我找出篮子送到老伴面前说，今后上菜场就拎着它，也减少家里垃圾。她似乎有点不以为然，说是你一个人拎篮能减少多少垃圾呀——她显然已被这个时代的风气同化了。经我坚持，她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了，可是去买菜却还是常常忘记带上篮子。唉，当一个人一旦形成了一种习惯，往往不是道理所能轻易使其改变的。我想，也不必强迫她一下接受，以后就多陪她去买菜，篮子由我带上吧。

按理说，竹篮是古老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手工制作的用具，代表着陈旧落后；塑料方便袋则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体现着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两种东西对于当代人生活的意义，却恰恰相反，竹篮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使人们保持文明生活习惯；塑料袋却在制造污染，造成人们不文明的作风。现代的物质并不全等于文明，犹如塑料袋；古老的物品未必都没有现代文明的精神特质，竹篮便是。这道理很浅显明了，重拾竹篮其实不是难事，可是为什么想到而又愿做的人这么少呢？我想，这也许就是理论界常说的集体无意识吧？好无奈。

弄清吉尼斯与基尼斯

原先概略地知道吉尼斯纪录大全，总觉得那与我们这里的生活很遥远，没去细究它的意义和价值。近几年忽然听说当地也有上了吉尼斯纪录的了，忽儿是谁做了一支特大毛笔，忽儿又是谁制作特大的钟，忽儿又是谁的盆景艺术……据说有的品种上过还不止一次。当地媒体对此也十分热心，好像上了纪录大全就是得道成仙或者修炼成佛，不遗余力颂扬、溢美。有的竟被抬到九霄云上，被封为“大家”、“大师”，于是也就有一批瞪大眼球的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这倒逼着我这个孤陋寡闻者去瞻仰一番神圣的吉尼斯，该有眼识一识进入纪录的“泰山”们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是1954年英国诺里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罗斯共同汇编整理出的首版。该书由吉尼斯酿酒厂出版，“起初，其目的只是为酒馆内闲聊的人们提供五花八门的谈资。”　后来明确为记录世界之最。而近年当地振聋发聩的，原来还并不是英国吉尼斯，而是基尼斯。

基尼斯虽是舶来品式的名称，却是我们国内的土产，是上海大世界1992年才创办的。“基”与“吉”，一字之异，又是谐音。吉尼斯是公认的“世界纪录大全”，而这里又是“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似乎上海“大世界”　也成了“世界”，高！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确是聪明，打洋牌子混水摸鱼可是绝招，既然国民爱认洋招牌甘当洋盘，有鱼不摸白不摸。现在流行夸大和假冒伪劣，文学艺术“各种”大赛、各种“典籍”、各种“名人传略”　多如牛毛，哪怕是一个县级单位办的，搞个“组委会”也是“全国”、“中华”、“当代”、“世纪”、“国际”、“世界”　的招牌；也有时真的借国家哪个部哪个局哪个全国某协会、学会的名，参赛参展的虽然跨三四省却只是四五个地级市的作品，征集范围、参赛人的层次跟真正的全国差之十万八千里。这个上海大世界“创”出个“基尼斯”目的究竟是什么？记什么呢？也记世界之最？

2002年2月10日《天津日报》的《基尼斯在中国记录了什么》一文说，即使“在国外，吉尼斯也是一个娱乐性、休闲性十足的机构，而不是严肃的、具有权威性的衡量标准”。也是，吉尼斯记录的主要是以数字即以量为标准，记下世界任何绝无仅有的事物，最高的和最矮的成年人，一个母亲一胎生孩子最多又全部成活，一个人体重没人超过，一个人一次喝啤酒数量最多，甚至接吻或更亲密关系时间最长……它不是什么学术机构，不是以质的水平来衡量的，做吉尼斯工作的人不用多少知识学问，只需能弄清数目就行。上海大世界建于1917年，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娱乐场所，有如现在风行的娱乐中心、夜总会，现在依然是家娱乐公司，又会有怎样的权威性呢？

有报道说，“基尼斯在中国越来越娱乐化和商业化了”；《收费的大世界基尼斯》一文说，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向他们报纸提供的资料（收费标准）是：“个人申报为2000元，事业单位申报为10000元，企业申报为30000元。”有一所小学“获得”了大世界基尼斯的绳网跳绳之最，开始时要交30000元，学校没钱，最后是乡里帮助找企业赞助，讨价还价交了20000元。

也正如我原本就搞不清基尼斯和吉尼斯一样，有些人“挑战极限”想申报吉尼斯，竟误把基尼斯当“真佛”。基尼斯也就满足有些人这种心理，自称为英国吉尼斯在中国的代理，北京张迪申报飞行器蹦极第一人吉尼斯世界纪录，给上海大世界汇了吉尼斯的申报费，领到的却是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的证书，张迪便告上北京西城区法院，最终大世界基尼斯退还了申报费——这算不算有假冒和诈骗性质？同类例子还不止这一件。英国吉尼斯创建50年来，中国共有48项进入它的纪录。大世界基尼斯创建仅12年，认定的“之最”　就有　1400多个，也真是广采博纳，多多益善。是呀，哪家商店不巴望顾客越多越好呢？

即使是《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录分门别类，记下奇趣，也仅为博人一乐，大都是客观的事物，并非注重人的主观意图追求的事物。吉尼斯纪录中有个人把钉子钉在头上22年，是人的主观行为，但不是号召人家去挑战的。到了我们中国，就变得滑稽了，变成了“挑战极限”、“为国争光”、“长中国人志气”　了。我们这个民族为数不少的人，继承和发扬阿Q精神胜利法真是出神入化，总能找到现代的堂皇理由表现。中国再搞个《大世界基尼斯纪录》，便使挑战极限冲刺纪录更加推而广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令人瞠目结舌。福建有四个来自浙江的姑娘为创纪录，在一间48平方米的屋内与2001条蛇同居3600小时；重庆一家鞋业公司花40个工作日制作一只巨型皮鞋申报吉尼斯未成，遇上保养麻烦，擦一次鞋油要5个人干三四个小时；南方有人用30张牛皮制了一双重达吨的“鞋王”……这样的“挑战”和“创纪录”，鼓起了盲目求第一之风，这里建什么第一塔，那里塑最大的佛像……为“之最”花费大量资金人力，到处这样挑战下去，究竟是能壮国威、省威、市威、人威，还是引人笑话让人看做愚昧呢？究竟对社会对民生有益还是有害呢？如果任其“挑战”　下去，与民族劣根性浮夸联姻，到处追求“之最”，就难免要给人民带来可怕的危害。

无论英国吉尼斯还是大世界基尼斯的证书，都不能也没有资格和水平证明，授予出名家、大师来。世界科学巨人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思想巨人*、恩格斯，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罗丹、毕加索、列宾、凡高、塞尚等，文学巨人伏尔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有谁是被吉尼斯认可了记录了的呢？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家鲁迅、茅盾、胡适、老舍、徐悲鸿、齐白石、吴冠中、蒋兆和、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茅以升，又有谁是因为被吉尼斯或者基尼斯记录了得到肯定和认可的？我们的国民，我们的有些领导、有些媒体，自己不懂，不该盲目迷信，更不该推波助澜，遇上入吉尼斯、基尼斯纪录者时，别犯当代国人普遍会犯的浅薄浮躁的通病，在对其敬佩对其喝彩捧场之前，该先花一点点工夫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免得反而被无知者愚弄而与之同样被耻笑为无知。尤其是传媒，一个市级报刊记者文中就能随便给人封个“大师”，那大师也就真的不值几文钱了；如果一个人张口闭口自称大师，那这种大师便比白痴聪明不了多少。如果读过本文依旧故我，那就是一点不知道羞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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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与奴性遗传

邻省有个世人鲜知的峡谷和原始森林开发为旅游景点，请了江南c市一些旅行社老总去“踩线”，要求给开一条旅游线路。

设宴招待c市客人时，县长亲自到场敬酒。这个县的旅游局局长向客人介绍说，县长十分重视旅游工作，又是这方面的内行、专家，景点开发许多配套设施都是照县长亲自设想建的。县长很有领导风度，谦虚地说：“内行、专家谈不上，只是多走了些地方见的多了些，还要请客人们多提意见和建议。”c市客人中还真有提意见建议的，说景区建了些休闲小屋和服务设施都是西式的，与原始野味的风光特色不大协调。县长脸上顿时掠过一丝窘色，旅游局长慌忙“护驾”，　说现代与原始对比更有特色嘛。

无独有偶，江苏武进春秋时期的古淹城遗址保护、开发，也有过类似例子。七八年前，分管的领导过去并不熟悉文化，起初务虚还召开过一次专业人员座谈会，到具体方案制订、实施，便省略了专业人员意见，不再经无利益相关的专业人员集体讨论决定，只听来投标施工的“专家”的，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春秋古淹城遗址，竟然用水泥塑出“千年古树”，还造了铁索桥供游人晃荡戏耍；还让私人在土城墙上建了七八间水泥板铺底小木屋，原说是供游人野餐烧烤，后来便成了说不清搞什么名堂的场所；古城河里满是玻璃钢动物卡通造型游艇。我想，这样的“奇迹”，公社化时的生产队老队长恐怕也不会指挥出来，却一时成了武进向外展示文化面貌的固体形象。武进历史上产生过有名的散文流派——阳湖派，难道如今就只有如此文化水准了？我作为武进文化界人士中一员，也感到面红心跳。

以上两例，反映了当代相当一部分领导的意识：一当上领导，分管哪行就自然懂哪行，就成了哪行的内行、专家，就能不用听取专业人员意见而毫无顾忌地指挥和决策。这种意识，是官本位意识的现代特征之一，是新发展。

这类例子在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人最容易犯的认识错误，就是不认为自己所知之外还有浩瀚的知识海洋，容易犯马赫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没有感觉到的事物就不存在”的经验主义，也就容易犯古代夜郎国王的错误。前两年，关于淹城开发，有位职务相当高的领导作指示说：“淹城有三道护城河嘛，不能搞漂流吗？”淹城地处苏南平原地区。这位领导连漂流需在山区溪流必须有水位落差这最基本常识都没有，照样毫无顾忌地作指示。有些当领导的偏就不愿弄清这些，而宁可盲目当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甘愿出丑当笑料。我所知的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多年前有一次，我与一位领导同桌吃饭，向他提到不能违背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规定精神，这位领导却说　“依了佛法蚂蚁不能踏煞”。看看，在他头脑中，不仅没有专业人员意见的位置，就连法规和不直接管他升迁的上级行政部门意见也可以抛到九霄云外。这已不再仅仅是官本位意识，也已包含了天高皇帝远的诸侯意识，有这种意识，法制健全何其难呵。

其实这类领导的盲目自信，也是跟长期受着奴性哺育有一定关系。譬如像前例邻省那个县长，就有那个旅游局长那样的下级在灌输他的内行意识，将他缺点吹捧为优点，将他笨拙无知美化为高明，为其掩盖所短所丑。而许多下级和下级的下级，见领导有缺点失误，即使不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缄口不言；假如有个领导在作报告时将“破绽”　说成“破定”　，一千个听众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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