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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1932年（第1页）

我不知道我一气呵成、一鼓作气写成的书像什么，不知道它有什么地方让人喜欢。没有情节，没有中心，没有感情线索。可我知道，我感到，它有一种重要的东西。有一张弓从第一个句子到最后一个句子把全书撑了起来。绳子颤抖着……差点要断？

那些男人，说起自己时，他们说他们受到了“折磨”，那么优雅，那么潇洒，那么浪漫，是他们崇高而优秀的表现。说起我们时，只要我们一出轨，他们就说我们歇斯底里，精神分裂——最好关起来，这样让人放心。

现在关的是我，当我说起路易斯时，他们就说我胡言乱语。可我没有编造。是格特鲁德·斯泰因这样告诉我的：路易斯吹牛说，他从小就身不离刀，想“杀死所有的同性恋者”。这不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吗？他不能容忍别人打司各特的主意，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他已经开始动手了。当他知道格特鲁德跟阿丽丝·托克拉斯睡觉时（他很小气，应邀到弗勒里斯路做客的人早就知道），当他发现她确实是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时候，他说了她很多坏话，让人要吐，因为他的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个女人，她曾是他的老师，他的顾问，曾经给他施舍和赞助。但像路易斯那样的男人，身上没有人性。那个家伙会把衬衣一直捋到肚脐眼，要别人好好利用他猩猩般的毛发。别期望他能给你多大的好处。他只是洁身自好？很难说，他一直讨厌我，跟我开战以后，他就通过报刊让人知道了这一点。可以看见他越来越脏，胡子拉碴，衬衣包着狮子般的毛发，领子上都是污垢。这个游击队员壮大了，杂志上到处都是。在战斗中壮大？

“我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我重复说，“我有双非常明亮的眼睛。”当时，这还是个事实。奥康诺尔跪着，脑袋夹在我丈夫的双腿中。房间里非常阴暗，但放映机的光线把那一幕照得很亮。我可以保证，确实是那么回事。

“根本就没有什么放映机，夫人。你丈夫已经向我们发誓。这是很清楚的事，你们根本就没有放映机。”

“当时我们住在酒店里。放映机是从酒店里借来的，银幕挂在房间的一面墙上……他们看着黄色电影，画面上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两个男人并不认识那个女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他们摇着戴眼镜的脑袋，脸色苍白得像他们白色的罩衫：“又是幻觉，泽尔达。不是你的眼睛欺骗了你，而是你的脑子。这就是你的毛病本身：你不应该相信你所看见的东西。”

他们相信司各特。他的话是金子，或干脆就是金钱。我的丈夫拿着支票本。“你的大脑创造了一些其实是幻觉、歪像的形象。你明白‘歪像’这个词的意思吗？”

侮辱和贬低也属于治疗吗？“我会画画，先生们，我当然知道什么叫歪像。”我嘀咕着好像是“蠢猪”之类的话，或者是更糟的话。他们听见了，我也感觉到了，他们狂热地在本子上记了起来，说我的病情又加重了。

“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失控的？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问题向你丈夫提出来？你是否证明过你真的看到了什么？”

我默默地看着他们，看着灰白色的墙壁，敌意的墙壁。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就去酒店问问吧！当一回侦探！整个酒店里的人都听见我们吵架了。是的，我骂了他们。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哪个女人会不愤怒呢？路易斯把我当做是一个有污点的女人，一个女性求偶狂，一个失败了的女人。‘可怜的失败者！’这句话他说了三遍。他说：‘不如回老家去，回你的亚拉巴马巢穴里面去。让司各特安静一点吧！’于是，我拿起放在钢琴上的一碗潘趣酒[35]，使尽全身的力气向他脸上扔去。他及时避开了。可惜！”

我还记得起那响亮的破裂声，我的牙齿和骨头都感到了震动。色拉碗打烂了，声音刺耳极了，既好听又可怕，好像是钢琴本身爆炸了。司各特想向我扑过来，他踩在了像雹子一样铺满地毯的碎玻璃上，脚流血了，在地上留下了两道鲜红的印痕。有一刻让人十分诧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当中，站在与路易斯和我等距离的地方，惊讶地张着嘴，不知如何是好。路易斯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硬充好汉，咧着嘴看着这场面。我颤抖着，没有说话。放映机在寂静中嗡嗡地响着，影片中的窃窃私语是我听见过的最淫秽的语言，司各特曾和我四目对视，两人都在想谁去关了它。后来还是他踮着被刮破的脚尖，平衡着双臂，走到房间的那头把放映机关了，房间里的空气缓和了一点。我感到自己的双腿发抖了，地面陷了，然后出现了巨大的黑洞。

*

1940年

我跪了下来。

从此，下跪的就是我了。

我等着别人来找我：我独自一人无法站起来。

他们来了，穿着白色的保护服，又大又软，是粗布做的长衣，使他们看起来很无辜，像虚无一样无辜。

一束头发出现在我眼前，扫过我的眼睛，撕破了我的眼帘。我的头发的颜色为什么这么快就变深了？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们都以为头发会变白而不是变黑。剪掉这束头发，剃光头。要么就不要再提它。把这几句话写下来：“一束长长的黑发斜斜地剪了下来，那天，她独自一人凝望着疲惫无力的大海，男人们在散步的小道上抽烟，女人们消失在折叠式躺椅上，孩子们在沙滩上奔跑。”

我懂得怎么组句。你们可别忘了，我有个当作家的丈夫。但我是自己学会写作的，没有他的帮助啊，他可没有一点功劳。

我懂得比他早。早在他在第一个本子上的第一页写下第一笔之前，我就懂得如何写作了。

写作，我懂。我给他所有的杰作提供了养分，不是作为女神缪斯，而是作为素材，就像一个被迫的黑奴，她那个当作家的主人好像认为，婚约意味着丈夫可以剽窃妻子的东西。穿白大褂的精神科医生们有一种理论：我之所以恨司各特，是因为他把我当作了他所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他把我当做了素材，偷走了我的生命。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一生命是属于我们俩的，那些素材应该由我们俩分享。事实上，是他用了我写的文字，抄袭了我的日记和我的书信，在我独自写的文章和小说上署上了他的名字；事实上，是他偷走了我的艺术，并相信我毫无才能。你们要我怎么想？灵与肉被陷害、滥用和剥夺，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这不叫活着。

医生们喜欢司各特，他们肯定会来帮司各特的，替他拔掉脚上的刺——我说什么？拔掉插在他心中的长矛，这个长矛就是他疯了的太太。司各特和他由医生组成的法庭说，写作对我有害。跳舞对我的身体不利，而写作对我的精神健康很危险。所以，画画可以。我可以画画。以自我为中心，接受丈夫的统治，这是允许的，安全的。那将皆大欢喜。可谁告诉他们我不会画淫秽的东西，画充满着性与血的暴烈场面？他们应该受到这种攻击。

然而，我没有画那些东西，我在画纽约，画巴黎，画我所知道的最为繁忙的城市。我画圣经故事中的场面，画大量的道德说教寓言。在我们的亚拉巴马，这些东西卖得比乡村风景好得多。

从此，我负责给帕蒂和我自己赚钱。菲茨的书现在一点都卖不动了，除了在法国，法国人现在还喜欢他，但他所得甚少，仅够喂鸟。家庭的主人，现在是我。我觉得自己能够胜任。我重新学会了走路，一天走好几个小时。走路的时候，我的精神解脱了，我的思想飞翔了——那可不是乱飞。我恢复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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