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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庐闲话（第1页）

我的起步

我初学写作时，在农家小院。耳旁是母亲的纺车声和妻子的机杼声，是在一种自食其力的劳动节奏中写作的。在这种环境里写作，当然我就想到了衣食，想到了人生。想到了求生不易，想到了养家糊口。所以，我的文学的开始，是为人生的，也是为生活的。想有一技之长，帮助家用。并不像现代人，把创作看得那么神圣，那么清高。因此，也写不出出尘超凡，无人间烟火气味的文字。大的环境是：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危亡，政府腐败，生民疾苦。所以，我的创作生活一开始，就带浓重的苦闷情绪和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革命渴望和新生追求。

我的戒条

写小说，不能不运用现实材料。为了真实，又多运用亲眼所见的材料。不可避免，就常常涉及熟人或是朋友。需要特别注意。不要涉及人事方面的重大问题，或犯忌讳的事。此等事，耳闻固不可写，即亲见亦不可写。不写伟人。伟人近于神，圣人不语。不写小人。小人心态，圣人已尽言之。如舞台小丑，演来演去，无非是那个样儿。且文章为赏心悦目之事，尽写恶人，于作者，是污笔墨；于读者，是添堵心。写小人，如写得过于真实，尤易结怨。“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在生活中，对待小人的最好办法，是不与计较，而远避之。写文章，亦应如此。

我的自我宣传

按道理说，什么事，都应该雪中送炭，不应该锦上添花。但雪中送炭，鲜为人知，是寂寞事。而锦上添花，则是热闹场中事，易为人知，便于宣传。我是小学教师出身，一切事情，欲从根底培养。后从事文艺工作，此心一直未断，写了不少辅导、入门一类的文字。当时初建根据地，一切人才，皆需开发，文艺亦在初创之列。我做的这方面的工作，鲜为文艺界所知。一位领导同志，直到有人送了他一部我的文集，才对我说：“你过去写了那么多辅导文章，我不知道。”我在延安时，只发表小说，领导同志就以为我只会写点小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来我家，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理论”文章，他听了，表情颇为惊异。还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大概是认为我不务正业吧。到了晚年，遇有机会，我就自我宣传一下，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的工作。理论文章的字数，实际上，和我创作的字数差不了多少。“西安事变”时，我有一位朋友，写了一个剧本，演出以后，自己又用化名写了长篇通讯，在上海刊物上发表，对剧本和演出大加吹捧。抗战时，我们闲谈，有人问他：你怎么自吹自擂呢？他很自然地回答：因为没有别人给宣传！

我最佩服的人

要问我现在最佩服哪一个，我最佩服的是一位老作家。此公为人老实，文章平易，从不得罪人。记忆又好，能背写《金瓶梅补遗》。一生平平安安，老来有些名望，住在高层，儿孙满堂，同老伴享受清福。还不断写些歌颂城市建设的散文。环顾文坛，回首往事，能弄成像他这样光景的，能有几人？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给机关的两个造反派卖小报。左右手分拿，一家十份，不偏不倚。后来，他又把自己默写的“补遗”，分送给“核心”成员。这些成员，如获至宝，昼夜讽诵，竟忘记了“红宝书”。这一举，可谓大胆。如果当时有人揭发，他的罪名岂止“瓦解斗志，破坏革命”？这样的老实人，敢这样做，是他心里有数。他看准这些“核心”，都是外强中干、表里不一的卑琐之徒，是不堪糖衣炮弹一击的。从这里也看出，此公外表憨厚，内心是极度聪明的。（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

我与官场

我自幼腼腆，怕见官长。参加革命工作后，见了官长，总是躲着。如果是在会场里，就离得远些，散会就赶紧走开。一次，在冀中区党委开会，宣传部长主持。他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又是抗战学院的同事。他一说散会，我就往外走。他忽然大声叫我，我只好遵命站住。因为很少见到别的官，所以见宣传部的官，就成了我的苦差事。很长时间，人们传说我最怕宣传部。有一次朋友给我打电话，怕我不接，就冒充宣传部。结果我真的去接了，他一笑。我恼羞成怒，他说是请我去陪客吃饭，我也没去。我也不愿见名人。凡首长请文艺界名人吃饭，叫我去，我都不去。后来也就没人再叫我了，因此也没有吃好东西的机会。有一次，什么市的作协来了一个副主席。本市作协的秘书长来请我去陪客。因为和那个副主席熟识，我就去了。后来，秘书长告诉我：叫我去，是对口，因为我是本市作协的副主席。我一想，这太无聊了，从此就再也不去“对口”。文艺界变为官场，实在是一大悲剧。我虽官运不佳，也挂过几次职。比如一家文艺刊物的编委。今天是一批，明天又换一批，使人莫名其妙。编委成了“五日京兆”，不由自主地浮沉着。我是在和什么人，争这个编委吗？仔细一想，真有点儿受到侮辱的感觉。以后，再有人约我，说什么也不干了。当然，也不会再有这种运气。文艺受政治牵连，已经是个规律。进城后，我在一家报社工作。社长后来当了市委书记，科长当了宣传部长。我依然如故，什么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却成了他们的“死党”。这显然是被熟人朋友出卖了（被出卖这一感觉，近年才有）。要说“死党”，这些出卖人的，才货真价实。后来，为书记平反，祭墓，一些熟人朋友，争先恐后地去了。我没有去。他生前，我也没有给他贴过一张大字报。文人与官员交好，有利有弊。交往之机，多在文人稍有名气之时。文人能力差，生活清苦，结交一位官员，可得到一些照顾。且官员也多是文人的领导，工作上也方便一些。这是文人一方的想法。至于官员一方，有的只是慕名，附会风雅，愿意交个文化界的朋友；有的则可得到重视知识分子的美名。在平常日子里，也确能给予文人一些照顾，文人有些小的毛病，经官员一说话，别人对他的误会，也可随之打消。但遇到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则对两方都没有好处。官员倒霉，则文人倒霉更大。文人受批，又常常殃及与他“过从甚密”的官员。结果一齐落水，谁也顾不了谁。然在政治风浪中，官员较善游，终于能活，而文人则多溺死了。至于所交官员，为“风派”人物，遇有风吹草动，便迫不及待地把“文友”抛出去，这只能说是不够朋友了。总之，文人与官员交，凶多吉少，已为历史所证明。至于下流文人，巴结权要，以求显达，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

我的仗义

三年前，搬到新居，住在三层。每逢有挂号信件到来，投递员在楼下高声呼叫，我就心惊肉跳，腿也不好用，下楼十分艰难。投递员见我这样，有时就把信给我送上来，我当然表示感谢，说几句客气话。过了一些时候，投递员对邻居抱怨说：“这位大爷，太不仗义了。”邻居转告我，我一时明白不过来。邻居说：“送他点东西吧，上楼送信，是分外劳动。”过年时，我就送了他一份年历，小伙子高兴了，我也仗义了。其实，我青年时很热情，对朋友也是一片赤诚，是后来逐渐消磨，才变成现在这样不“仗义”。我曾两次为朋友仗义执言。一次是“胡风事件”时，为诗人鲁君，好像已经谈过，不再详记。另一次是为作家秦君，当时他不在场，事后我也没有和他谈过。一九四六年，我回到我的家乡工作。有一次区党委召集会议，很是隆重，军区司令员、区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在会上，一个管戏剧的小头头，忘记了他姓什么，只记得脸上有些麻子，忽然提出：“秦某反对演京剧，和王实味一样！”我刚从延安来，王实味是什么“问题”，心里还有余悸。一听这话，马上激动起来，往前走了两步，扶着司令员的椅背，大声说：“怎么能说反对唱京戏，就是王实味呢，能这样联系吗?”我的出人意料的举动，激昂的语气，使得司令员回头望了望，他并不认识我。组织部长和我有一面之交，替我圆了圆场，没有当场出事，但后来在土地会议时，还是发生了。仗义，仗义，有仗才有义。如果说第一次仗义，是因为我自觉与胡风素不相识，毫无往来，这第二次，则自觉是本地人，不会被见外。现在，我可以说，当时有些本地人是排外的。秦是外来人。他到冀中，我那时住在报社，也算客人。秦来了，要吃要住，找到我，我去找报社领导，结果碰了钉子。在秦以前，戏剧家崔君，派来当剧团团长，和本地人处得不好。结果，在一次夜间演出时，被一群化了装的警卫人员，哄打一顿，又回了原单位。文艺界，也有山头，也怕别人抢他的官座。这是我后来慢慢悟出的道理。秦后来帮我编《平原杂志》，他也会画。有一期封面，他画的是一个扎白头巾的农民，在田间地头，用铁铲戳住一条蛇。当时，我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寓意。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这是他对地头蛇的痛恨。好在当时地方上，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不然，那还了得。自秦以后，我处境越来越不好，也就再也不能仗义了。（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排外的又一例是：写小说的孔君，夫妻俩来这里下乡、写作。土地会议时，三言两语，还没说清楚罪名，组长就宣布：开除孔的党籍。我坐在同一条炕上，没有说一句话。前几天，我已经被“搬了石头”。其实，外地人到这里来，如果能和这里的同行，特别是宣传干部，处得好，说得来，就不会出这种事。无奈这些文艺工作者，都不善于交际，便被说成自高自大。随后又散布流言，传给领导。遇到时机，就逃不脱。因为领导对这些外来者，并不了解，只听当地人汇报。（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晨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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