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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愧疚与不安。

然而这十多年来，竟有越来越多的“文人”热衷于重蹈我的旧辙。其中有些人，对古代典籍中所述一知半解甚至似懂非懂，却能从故纸堆里寻找到最经典、最权威的资料贴到自己脸上身上，堂而皇之摆出“学富五车”的架势，有着比古代文人更善于讨好权贵的艺术。他们看是向领导提意见和建议，实质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阿谀，迎合了有些领导追求虚荣和面子做表面文章的心理，也为有些官员的贪念找到了“金矿”。既有“学问”，又为领导献了“良策”，自会得到回报，会得个“委员”、“代表”的桂冠，或能戴顶名誉性的“副会长”、“副主席”的乌纱，甚至有的还能沾上个行政官员的副职。

当前有个热用的时髦名词：“打造”，我看到、听了神经就紧张，它总让我联想起1958年依附着狂热和浮夸魔性的大跃进。这些年各地“打造”的　“业绩”，是否都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多少经得起检验的？又有多少是不该打造的？糟蹋了多少财力、物力、人力和土地资源？是否会给后世造福还是留有祸患？这些，稍有思维能力和良知的人都能看清楚，并且深怀忧虑。有些“文人”却还在为这种“打造”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怂恿对文化的践踏，鼓动糟蹋资源挥霍财富和资源。我不由想起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所画《不倒翁》的题诗：“折扇乌纱俨然官，不倒本是泥半团。倘若将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真想借用最后一句送给这类文人。

那些“文人”真善于寻找许多历史典故来显示有文化。其实有时历史典故罗列得多的，恰恰更说明没有文化。一个没有读多少孔子、孙子，也没读过多少韩愈、苏轼者，并不等于一点没有文化；一个能摆出许多孔子曰、孙子曰、韩愈说、东坡说的人，并不等于就有文化。有个人写了一个反映春秋时代故事的剧本，剧中人物说了孔子、孙子的好些名言，竟还引了韩愈的话，去说服别人；韩愈比剧中人物晚了一千多年呢，岂不比“关公战秦琼”还要荒谬。这才是真正的没文化。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人有文化，并不是指所知的现成知识，而是指学养，指认识、分析与判断的能力，是指睿智，是指知所以然，还应包括具有好的品性。许多“文人”将文化符号、标记无知地拼凑，煽动“开发”、“打造”；有些主持者是被其催生成为荒谬制造者的典范，却还以穿“新衣”的心态而自豪，倒真是新“裁缝”和新“皇帝”的黄金搭配。有位年轻文学爱好者最近与我交谈说：“现在是‘学者资料化，文人娱乐化’。”当然这是指一种倾向而不是指全部，我以为很经典，因为这种倾向已经相当严重。“资料化”是说自己的发现和创见缺位，而依赖和贩卖现成知识；“娱乐化”是舍弃承担道义舍弃追求真理淡化人文意识，而纯粹追求逗笑娱人，或满足于自我心情的调节的顾影自怜、自我欣赏、自我哀叹。那些为“文化开发”疾呼的“文人”，是资料化和娱乐化兼而有之，还多了点含蓄的媚骨。

哲学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透视镜和望远镜，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哲学理论的发展，人类认识自身的能力，比古时不知要深入多少合理多少正确多少；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流入，有了科学的方法论与*精神，便有了文化比较、文化鉴别、文化筛选；当产生了文化*性精华和文化糟粕的优劣标准后，一切都必须以全新的科学的思维来重新审视。我们“文人”之外的民众，也有责任啊，我们许多人仿佛天生追求真理的意识淡薄，似乎思考的能力天生差，思维仿佛骨子里无法摆脱奴性。我们甘愿肤浅、愚钝、麻木，对这一切缺乏辨析能力而聋子看笑般容忍着、认可；痴痴地看那身“新衣”缄口无言甚至视若无睹；当历史重新经过积淀，后人会是怎样地讥笑我们无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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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知音文化”（1）

——“古琴台三章”之三

《古琴台背后的思考》作者还创造了一个名词：“知音文化”，竟还提倡弘扬，很是好笑。

“知音”两字被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引用了两千多年，传播之深远无可估量。可不知引用者都是怎么理解的。我也用了多次，自问未有一次真正用心体味过它的真义，思维有惰性。

知音，原意很清楚：俞伯牙弹琴抒怀，钟子期听懂了琴声中的音乐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是懂音律知曲意。在俞伯牙看来，可以以琴音对话者实在难得，便认定钟子期为知音。这种知音，先决条件是双方音乐艺术造诣、修养都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否则便是对牛弹琴。

“知音”的一个近义词是“知己”。人们把“知音”与“知己”　等同，其义得到引申，不必再与琴音有关。后来“知音”、“知己”　又一并被引进男女之情，最早恐怕应是西汉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因琴音相知，可能是由之推开其应用的文人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嗓子”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中，也有“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这就开始走向大众化了；进而，又从相知相惜的爱情引向婚外感情。上世纪80年代描写蔡锷与小凤仙一段故事的电影取名《知音》，把“知音”、“知己”更加世俗化了。今天这个时代，关于男女之情观念更开放，于是“红颜知己”应用被广泛化，“蓝颜知己”也被发明出来，便是泛世俗化了。

自古说“知音难觅”，也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真正知音、知己的人比例很小，当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可举的例子还是不少。他们成为知音或知己的缘由应是千差万别的，身份、学识、思想、道德、修养都会有差异。因此知音、知己便有了千差万别的内涵，有着无穷玄奥。有的是因孤独寂寞，有了知音、知心，便排除了孤单，就有了个人友谊，有了情感的滋润；有的是为寻求志同道合者，实现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这后者应胜于前者，然而仍有品位、境界高下之分，如刘、关、张结义，有一致的宏图，有志向，是为匡扶汉室。而*与恩格斯，瞿秋白与鲁迅，胸怀国家、民众甚至整个人类，有努力求索产生的创见新见，这样的知音、知己最神圣最崇高；当然他们也因之结下友谊，有感情带来的幸福；所开的知己之花，结的可是为国家前途为民众福祉为人类进步之果，是真正值得敬仰值得效仿的。蔡锷和小凤仙，似乎也应属于后者；只惜是，人们的兴趣往往重其男女婚外情义，而轻其相知的正义内涵。

我们通常把知音、知己看做褒义视为美好，其实这两个概念，并不含是非无褒贬美丑。除了包含上边所说的不同境界不同层次，还该包含那些“反面”人物间的交往，如一个*倒台的朝代，有为之顽固抵抗或复辟的“忠臣”之间死心塌地的结盟，他们往往也是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甚至还应包含那些兔死狐悲的恶人……

摔琴谢知音两千年来倍受称颂，成千古绝响。我以为可欣赏，但不必效仿。俞伯牙弹琴达到那种高超的程度，进入极高的境界，仅仅为求一知音；钟子期死了，他就摔琴谢知音，一生练琴就为弹给一人听，那琴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艺术素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说，有雅俗之分；阳春白雪多为士大夫阶层欣赏，与广大人民群众无缘，也就有“曲高和寡”之说。陈毅曾诗云“阳春白雪，和者必寡”；大众只能欣赏下里巴人——通俗艺术。艺术真理应是，高雅的内容与大众所能接受的形式相结合，雅俗共赏，才能最大地实现其审美价值。

咀嚼“知音文化”（2）

俞伯牙只求一人欣赏，岂不狭隘、偏执？那种人生究竟是为大众为国家还是为自己？究竟有多少价值？值得我们去效仿吗？有人曾与我争论说俞伯牙摔琴是千古绝响，似很神圣；我总觉得是一代又一代文人迷恋的一种幻象，又有几人真正身体力行效仿过？

其实，“知音”之说影响这么广泛，主要不是靠典籍记载的史实，而是靠冯梦龙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小说，故事是虚构出来的。多数人信的，恐怕只是冯梦龙的虚构故事。

另有个“士为知己者死”，我以为也需要重新认识。“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是《战国策》上有名的豪侠之士聂政、荆轲、豫让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不惜生命、刚烈永诀，为朋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有文说“他们身上体现的古代英雄节义、精神价值”，后来也成历代中国人提倡的交友最高境界、效仿的典范。在今天看来，“士为知己者死”仅为“知遇之恩”，并不要求区分知遇者的人品高下志向优劣，仅服从于个人感情，属小义，而不强调服从大义；再说，即使为大义，也要有作用于大局的改善，而不仅仅为杀身成仁；否则，那也是不珍惜生命，是类似于愚忠的愚义。我若有知己，绝对不赞同他为我去死；否则，我便是对他没有友情，也没有人道。“女为悦己者容”就更加狭隘、浅薄甚至有点轻贱了。

一个人向往有知音、知己，无论是为大志还是为个人精神、情感需要，都无可非议。但对觅知音、求知己，我不愿认同；知音与知己不应是觅得的求得的，该是自然的相遇相逢。“酒逢知己千杯少”，就是个“逢”。盼是愿望，相遇相知是平等的；求、觅，是行动，是一方主动一方被动，就有不平等成分。

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说，说明知己的可贵和难得，但也把“知己”概念绝对化狭义化了。我早年对知己却没有体会也没有明确向往，后来从文，开始研究社会研究人，注重追求真理、探索人生、审视历史、鉴别文化，自觉得常有感悟、发现、新见，便有收获的喜悦。与人交谈、做讲座，或写成文字，让人倾听和阅读，希望得到认可、赞同，希望得到感情的交流、思想的共鸣，是自我精神需要；这种交流与共鸣是听众和读者的呼应，他们不是为了当我知音、知己，是对我所讲所表露的思想、情感作出的自然反应。我做讲座和写文注重雅俗共赏，希望能让多层次听众和读者接受。各种层次各种观点的人理解、认可和收获的程度，可能也有千差万别。有人能理解我百分之六十、七十，就该引以为知音了；若有能理解我百分之八十的，那是我特大的幸运；我不妄想别人百分之百地理解和认可，那是不可能的。认可、赞同我百之或四十或三十或二十或十的，甚至只有五或四或三或二或一者，也都值得我珍视；我不能因为有了百分之八十理解我的知音，就不在乎理解百分之五十以下相对大量的听众和读者，他们都是我不同程度的知音，或者说是有我知音的成分。为守住一两个知音而忽视多位读者，我的思考和发现也就丧失了社会意义和人生价值。我是绝不会“焚稿谢知音”的。

反之，我也愿当“钟子期”努力理解别人，如遇我可听懂的而又欣赏的“高山流水”，对方又有一定品位一定修养，我也情愿成为其知己，愿意投以真诚。

咀嚼“知音文化”（3）

我还以为，知音与知己并不完全可画等号，“音”该是知识才能学识，“己”该理解为包括整个人的思想、精神与情感。知识、才能，与修养、品性还是两回事。我曾在《牵牛花性格》一文中说过，知才、识才，并不一定爱才，庞涓识孙膑之才，应算是知其音者，却要陷害孙膑；曹操知杨修之才，也可谓知其音，却要杀杨修。知音只能解释为懂得和理解，并不等于知心；知心还要有双方真情的投注，要情深意笃，惺惺惜惺惺，互相勉励、共同长进，不讳短护短，能赤诚相见，达到高度信任。要达到胸襟相同情操相近，这确实难了。我虽非大才，知我七分对我只有三分感情倒有四分妒意者不是不可能有，知我三分却对我有七分感情毫无妒忌者也会有，在我看来后者应比前者可贵。我盼有与我互为相知八分以上的知音，又互相投入全部信任和情谊，是可以交心的知己意相合、心相印、情相投，达到相互知心的程度，不轻易受谗言挑拨而生疑。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深爱美丽忠贞的妻子黛丝德莫娜，然而听信了部下谗言，竟杀死了她……其实这说明他对妻子品行并不真了解，没有达到知心和信任的程度，也可以说，他对妻子黛丝德莫娜的那份爱，实质很浅薄。朋友关系，也应与这同理。我曾几次被别人蓄意挑拨歪曲事实，被“朋友”当仇敌，那是对方对我没有真正信任，不想想我可不可能是那种人，为什么要那样做，有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不想想传话者是什么动机，所传是否有所篡改歪曲压根儿颠倒了黑白……这种轻信，其实是低估我的人品，有时很伤人心。

知音，可推而广之为知才。冯梦龙在小说中还说道：“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嗜，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很值得玩味。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会说的人多，能这样坚持这份信念者真少啊！这也说明遇上真正的相知之难。我当然期盼还能遇上知己、类知己，那是会很幸福，也会万分珍惜；即便今生不能遇上，至少我还有尽自己人格和智慧探索所得的点滴思想光亮，当代有许多不同程度知我者（盼望后世还有），我也就感到有安慰了。求能知心，确实更难。

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似乎没有说明这些内在规律。

国民崇拜“知音”两千多年了，尽管有多少权威经典记述过它，其实只是个空泛的概念，我不会再迷信它，更不赞成乱提那种无知的“知音文化”。　《思考》作者创造的“知音文化”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懂文化是什么。而当代一种很严重的流行病，就是善于给什么都加上“文化”的冠冕，于是，满世界都是文化招牌、文化口号、文化名称、文化概念；而这些喊口号、取名称、扛招牌、提概念者，却往往压根儿不懂具体的文化内核、文化灵魂、文化品质、文化是非。文化在被当烂膏药到处乱贴。

当然我也承认，国人那种千年信仰是巨大的磐石，绝非我这一篇短文便可撼动的，我只是斗胆首先做个这种信仰叛逆者，从信仰走向理性，走向科学的思辨。我并不仅仅为校正“知音”的含义，而是在于提议摆脱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我相信，多少会有些人真正知我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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