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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躲闪重拳（第1页）

当科尔曼第二天到雅典娜去询问要怎样才能保证法利不再擅自闯入他的领地时，律师纳尔逊·普赖姆斯对他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应当考虑结束他的风流韵事。他第一次向普赖姆斯咨询是在幽灵事件开始之时，因为普赖姆斯提供了明智的建议，还因为在这年轻律师的态度里有点儿趾高气扬的自信，让他回想起自己当年的模样。虽然普赖姆斯和城里其他律师别无二致，都有着善于交际的随和态度，但语气里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感情用事的非实质性细节的厌恶——他后来把德芬妮·鲁斯的信也交给他了。

普赖姆斯三十刚出头，是位年轻博士（科尔曼大约四年前聘任的哲学教授）的丈夫，两名幼小孩子的父亲。在一个诸如雅典娜这样的新英格兰大学城里，大多数专业人员都由L.L.比恩提供全套上班服装，但这位时髦英俊、头发乌黑油亮的年轻人——颀长，匀称，犹如体操运动员似的灵活——却每天早晨穿着笔挺的量身定制的西服，铮亮的黑皮鞋和上过浆的、声色不露地绣着姓名首字母的白衬衫。全身行头不仅表现出气势压人的自信和个人的重要地位，而且表现出一种对任何形式的邋遢的反感，同时也暗示纳尔逊·普赖姆斯所觊觎的不止是校园对面托伯特商店楼上的写字间。他妻子在这儿教书，所以此刻他在这儿，但不准备久留。一头袖口扣着链扣，穿着一丝不苟的年轻黑豹——一头随时准备猛扑的黑豹。

“我不怀疑法利是精神病患者，”普赖姆斯对他说，他字斟句酌，而且两眼紧盯着科尔曼的脸，“他要是想偷袭我，我会很担心的。但他在你跟他前妻交往之前有没有窥测过你?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德芬妮·鲁斯的信完全是两码事。你要我给她写信——虽然我认为不妥但还是为你写了。你要找个专家鉴定笔迹——虽然我认为不妥还是为你找人鉴定了。你要我把笔迹鉴定送交她的律师——虽然我认为不妥也照办了。即使我希望你有小事化了的肚量，我还是履行了你所有的指令。但莱斯特·法利并非小事一桩。德芬妮·鲁斯跟法利不能同日而语，她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不是敌人。福妮雅只是企图在法利的世界中幸免于难，存活下来，而当她走进你的家门时她便不得不将它带了进来。莱斯特·法利在养路队干活，是吧?我们搞到一个对法利实施监禁的法令，那你的秘密便会传遍你那个闭塞寂静的小镇，很快也就会传遍这个镇，这所学院。你将被恶意的清教主义抹上柏油再粘上鸡毛，你以前所遭受的一切羞辱与之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清楚地记得当地滑稽周刊不理解对你的荒唐指控以及你辞职的含义所发表的言词：‘前院长在种族主义的疑云下离开学院。’我记得在你照片下的说明。‘在课堂里使用一个诋毁性的形容词迫使西尔克教授退休。’我记得当时你的感受，我认为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而且我相信当全县都得知在种族主义疑云下离开学院的家伙犯了性越轨行为时，我还将理解你的感受。我并不是说在你卧室门内发生的事除了你，别人都能干涉。我知道这不对。现在是1998年。自从珍尼斯·乔普林和诺曼·欧·布朗改良事态以来已经过了很多年，但在伯克夏这儿还是有人——不论是乡巴佬还是大学教授——就是不愿转换他们的价值观，不愿有礼貌地屈服于性革命。思想狭隘的教徒、礼教信奉者、各种各样的落后群众热切地想揭露和惩罚像你这样的家伙。他们可以让你浑身发燥，科尔曼——可不是以你伟哥的方式。”

聪明的家伙，自己提起伟哥。卖弄，不过他以前帮过忙，科尔曼想，所以不要打断他，不要压制他，不管他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有多讨厌。在他的盔甲中没有丝毫同情的缝隙?我无所谓。你征求他的意见，所以听他把话说完。你不想由于缺乏警告而犯错误。

“我当然可以给你搞到监禁传票，”普赖姆斯对他说，“但那会约束他吗?一张监禁传票只会让他火上加油。我给你找过笔迹专家。我可以给你搞到监禁传票，我可以给你搞到防弹背心，但我不能为你提供只要你跟这个女人掺和就永远也别想有的东西：远离丑闻、远离非难、远离法利的生活，没有人盯梢的宁静心态，没有丑化，没有斥责，没有误判。顺便问一下，她是否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你有没有叫她测试过，科尔曼?你用不用避孕套，科尔曼?”

他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可是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面前的老人和他的性欲，是吧?在他看来似乎是不折不扣的反常行为。但谁在三十二岁上能够料想到七十一岁时还会完全一模一样呢?他在想，这家伙为什么，又怎么去干这种事呢?我老迈的生殖力及其引发的麻烦。三十二岁上，科尔曼想，我也不能理解。然而，他却以比他年长十或二十岁的权威口吻对他讲述着世间的人情世故。他究竟积累了多少经验，遭受过多少生活困境，以至能够以这种居高临下恩赐的口气对一个比他年长一倍的人说话?少得可怜，如果不是一无所有的话。

“科尔曼，如果你没有用，”普赖姆斯说，“她用了什么没有?如果她说她用，你能否相信?就连穷途潦倒的清洁女工都不时隐瞒真相，有时还因为她们接受的污秽不得不求医问药。当福妮雅怀孕了怎么办?她可能会像许多妇女自从生养私生子的法令被吉姆·默里森和多尔夫妇推翻以来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思考。福妮雅很可能不采取措施而成为一位有名望的退休教授的孩子的母亲，不管你如何耐心地规劝。作为有名教授的孩子的母亲比起作为一败涂地的精神病人的孩子的母亲来，其变化可能是身价的提升。她一旦怀了孕，倘若她决定不再伺候人，想永远不干任何工作，一个开明的法庭会毫不犹豫地判你养活孩子和单身母亲。好吧，我可以在父权诉讼中代表你，而且，如果当我必须那么做的时候，我会为你努力争取将你的义务降低到你退休金的一半。我将竭尽全力保证在你进入八十高龄之际你银行存折上还留下点儿什么。科尔曼，听我一句：这是个失算的交易。在各个方面，无论如何都划不来。如果你找你的享乐至上主义的高参，他可能会给你别的什么忠告，但我是你的法律顾问，我要告诉你这是笔可怕的交易。我要是你，我不会充当莱斯特·法利疯狂的复仇路上的绊脚石。如果我是你，我会撕掉福妮雅合同，一走了事。”

不得不说的一切都说过了，普赖姆斯从他的书桌后站起身来。宽大而光泽度极高的书桌上见不到任何文件或档案，故意只摆放着年轻太太和两个孩子的照相框，除此之外，醒目地一无所有。桌面浓缩了没有污点的一清二白的个人记录，这只会引导科尔曼做出推断：没有任何差错拦在这位口若悬河的青年律师的仕途上，无论是性格的软弱，或极端的观点，或草率的冲动，甚至连因疏忽所犯的错误也没有，不会有任何隐瞒得不好或很好的事情突然冒出来阻止他获得每一项报偿和一切中产阶级的成功。在纳尔逊·普赖姆斯的生活中不会有幽灵事件，不会有福妮雅或莱斯特·法利，不会有马基轻视他或莉萨抛弃他。普赖姆斯已对自己约法三章，绝不允许任何殃及自身的不洁事件破坏章法。但我难道没有约法三章，而且丝毫也不手软吗?我难道在追求一种合法的有价值的平稳的生活中稍为放松过警惕吗?难道我在我自己无懈可击的谨慎后大踏步前进时信心略有过动摇吗?难道我不如你高傲吗?难道这不恰恰是我在充当罗伯特的打手最初的一百天里对付老朽的方式吗?我难道不就是这样逼得他们发疯，将他们赶走的吗?我难道不是同样无情地相信我自己吗?然而那一个词就摧毁了一切。它绝不是英语中最具煽动性、最凶残、最恐怖的字眼，然而却足以让所有的人在无视事实（我是什么人以及我是干什么的）的情况下，干出揭露、认清、裁判、发现等一系列勾当。

直言不讳的律师——实际上在每个词上都添加了某种警告性的讥讽，使之相当于直截了当的教训，其目的也没有用任何委婉的手法对他颇有身份的年长当事人稍加掩饰——从他书桌后绕出来，护送科尔曼走到写字间门口，随后，又陪同他走下楼梯，直到外面阳光下的街道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贝斯——他太太——普赖姆斯才想一定要尽可能明白地将一切讲清楚，不论显得有多不友善也要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以阻止这位曾经是重要的学院人士的名誉进一步蒙受损伤。那个幽灵事件——恰巧与他妻子的猝死相吻合——使西尔克院长的精神严重受创，以致他草率地辞了职（当时案件已接近它荒谬过程的尽头），而现在，两年后，他依然不能权衡什么符合以及什么不符合他的长远利益。在普赖姆斯看来，科尔曼·西尔克似乎还没有被冤枉够，他似乎正以倒霉蛋的狡诈的顽固，像个冲撞了神灵的人，疯狂地寻求最后的、恶毒的、使他进一步蒙羞的攻击，那将使他的冤屈盖棺定论地终极不公。一个曾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拥有巨大权力的家伙似乎不仅无力保卫自己不受德芬妮·鲁斯和莱斯特·法利的侵犯，而且，同样有损于他拼死捍卫的自我形象，无力抵挡那种年老的男子往往用以补偿失去的阳刚之气的可怜诱惑。普赖姆斯可以从科尔曼的面色中判断他关于伟哥的猜测是正确的。又一种化学威胁品，年轻人想，这家伙很可能热昏了头，不论伟哥给了他什么好处。

在外面街上，两人握手。“科尔曼，”普赖姆斯说——他太太那天早晨听说他将会见西尔克院长时表达了对院长离开雅典娜的遗憾，又一次轻蔑地提到德芬妮·鲁斯，对后者在幽灵事件里所扮演的角色嗤之以鼻——“科尔曼，”普赖姆斯说，“福妮雅·法利不属于你的世界。你昨晚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塑造了她并碾碎了她的那个世界，由于你我都知道的原因，她永远也不可能从中脱逃。比昨晚更坏的事，坏得多的事还会发生。你不再在一个大家蜂拥而出企图毁灭你、赶你下台、用他们自己的人取而代之的世界里作战，你不再是跟一伙文质彬彬的高雅的将野心隐藏在高尚的理想之后的平均主义者作战，你此刻正在一个没有人会费神将残忍用人道的修辞包裹起来的世界里作战。这些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他们被不公正地榨取了一辈子。你因为你的案子在学院里的处理而不痛快，虽然那非常可怕，却是这些人每分每秒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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