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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到了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

“阳光普照，鲜花怒放。”哈里尼开始吟诵哈伊姆·纳曼·拜力克的古典希伯来诗文。《屠戮城市》一文讲述的是犹太人在1903年残忍的基什尼奥夫（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大屠杀中的孤立无援以及国际社会对他们处境的漠不关心。哈里尼没有吟诵下一句“刽子手杀害了”，而是指着远处说：“以色列的旗帜在迎空飘扬。”

阿隆开始哭起来。其他飞机也在特拉诺夫着陆。沙尼从驾驶舱往后走向飞机一侧的舱门。“飞机上的人数大致差不多，大家坐着的方式也跟出发时一样，除了奔驰车的方向颠倒后变成了面朝前方。我们着陆的时候，第一个迎上飞机的是拉宾总理，他看上去非常兴奋。拉宾第一个跟我说话，而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约尼在哪里？’他想亲眼看看约尼的尸体。”

侦察营士兵都离开了飞机。穆吉走出来的时候，佩雷斯转过身问他：“约尼是怎么牺牲的？”

“他第一个冲出去，然后第一个倒下。”穆吉这么回答，没有做更多详细的解释。

外面是一阵喧哗的场面。只见丹尼·达刚对阿米兹喊道：“快点，让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开奔驰车走吧。”阿米兹开车，而其他侦察营士兵都挤在车的后排。当他抵达基地的时候，阿米兹停好汽车然后关了引擎。后来，他们再次启动的时候，尽管试了好几次，点火装置就是没了反应。丹尼跳下车，看到了侦察营的创始人亚拉罕·阿南，他一直在基地等着大家。阿南让丹尼告诉他，约尼牺牲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丹尼说起了他仅知道的一点信息：在恩德培他接到肖转发的一个报告，说约尼的伤势不重也不轻。不过，后来他听说约尼在飞机上牺牲了。“这两件事情不太吻合。”丹尼说。就在这时，哈森医生刚好经过他们身旁，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亚拉罕和丹尼赶到了医院，发现哈森医生正在那里从包裹里取出装备然后收拾起来。他好像还不能接受他所钟爱的约尼已经牺牲的事实。亚拉罕开始质询大卫医生，似乎认为他没有尽一切努力去抢救约尼，或者出了差错。一脸沮丧的大卫解释说，他从来没有报告说约尼的伤势不太严重。反而，他及时地意识到这位指挥官的伤势处于紧要关头，并且做了他认为必要的施救措施。几分钟之后，阿南的问题结束了。这位军官的牺牲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阿南曾经千方百计把他任命为侦察营的指挥，把他看做能够继承自己使命的人选。

“亚拉罕的所作所为，”约尼曾经提起过阿南，“绝对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他主动请缨建立了一支新部队，一支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部队。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这支部队，其丰功伟绩是无人能与之匹敌的。”现在，阿南带着沉重

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沿着基地的小路前行。几年前，他就是选择在这里建立了侦察营。这是他的骄傲和成就所在，而且他对侦察营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天晚上，他驾车到耶路撒冷和我见面。然后，从我的公寓前往我们父母的住处。早在一年前，约尼就主动提出在父母出国期间让他住在父母那里。阿南接受了。那条哈伯兹姆大街就是为纪念1948年独立战争时在邻国克敌制胜的英雄营队而命名的。那个时候，在侦察营服役的阿南还只有17岁。现在已经45岁的他，知道自己患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而且自己的生命也在走向终点。

军官和士兵们都充满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因赫赫战绩和荣归故里而陶醉，一方面又因失去率领他们奔赴恩德培的指挥官而悲痛。这次行动依然历历在目，而更深刻的记忆将会在几天或者几年以后浮现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心头。

“我们到达基地的时候，甚至没有感觉到哪怕一丝的兴奋。”阿莫斯·格伦说。“侦察营的所有人已经完全远离了行动之后的喜庆氛围，远离了一切的公共活动……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所感受到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在密集的办公区的一间屋子里，聚集了一些后勤人员。从打开的房门里，他们看见凯旋的士兵从装甲车里爬出来。当然，一些人表现得非常兴奋。这时，一位军官过来宣布：“指挥官牺牲了。”士兵们一下陷入了沉默。他们中有一名机械师阿维·罗林斯，曾经在星期五

帮助维修过奔驰车的发电机。和其他许多后勤人员一样，他认识约尼已经好几年了。

“约尼很欣赏我，而我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阿维说。“在他担任侦察营副指挥的时候，我有一次工作到很晚之后才去餐厅。当时侦察营有一群野蛮的司机在那里，而且他们围坐在一个餐桌旁。我在他们后面的一个餐桌上坐了下来。约尼也坐在餐厅里一个军官餐桌上，旁边没有任何人。我吃着自己的晚餐，而那些司机开始向我的盘子里投掷橄榄。‘好了！够了！’我说。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停。我警告他们：‘如果再扔一颗，我就把盘子摔给你们。’他们还在继续，于是我抓起盘子连同上面的所有东西一起朝他们扔过去。盘子被一个人挡了一下，然后掉到地上摔碎了。”

“我走出了餐厅。几分钟之后，约尼也走了出来。他跟我说：‘阿维，到这里来，我有话跟你讲。’于是他把我拉到一边。‘你不应该这样做，把盘子到处扔。’他说。他说话的方式非常和蔼，全然没有责备的含义，但是这种方式却能教会我一些道理。在约尼看来，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理性对待。他最后说：‘到库房去签个名，再领一个餐盘。’我到了库房，而那些人理所当然地笑话我：‘餐盘？你要签名领个餐盘？算了吧。’”

此时，阿维的心都碎了。朝外面望去，他无法领会一些从恩德培返回的士兵所表现出的兴高采烈。而房间里，是一片寂静，包括司机、厨师、机械师在内的后勤人员，都耷拉着脑袋。此时，一位军官从门口经过，然而他说的那些话让阿维的痛苦简直是无以复加。

“你们这早晨都是怎么了？”他大喊。“没关系，不过又死了一个人。”然后，他就继续走了。

这正是一年前我听到诽谤约尼的那位军官，当时我去侦察营参加指挥权交接仪式。

临近傍晚，军官和士兵都回家了。而侦察营的新任指挥官阿米拉姆·列维把约尼的弹药背心里的一个装满手榴弹的袋子递给阿米兹。其中一两个手榴弹已经被在恩德培射中约尼的那些子弹击穿了，因此必须被引爆。阿米兹找了一个弹药爆破包来到一处空旷的场地。前一天约尼指挥士兵突击演练的旧航站楼的幕布模型已经被拆除。夏日西沉的太阳，将余晖洒落在附近的建筑、树木和基地的沥青路上。阿米兹在坚硬的泥地上挖了一个小坑，将袋子放进去然后在旁边放上弹药爆破包。后退的时候，他将爆破线一圈圈松开，然后在远处一个安全的位置趴下来。

他拉动爆破装置，弹药包爆炸了。一小团烟雾升起，随之传来了手榴弹爆炸的巨大声响。而就在前一天晚上，在恩德培突击行动的过程中，这些手榴弹还绑在约尼的身上投入了战斗。

后记

下午早些时候，我们乘坐一架肯尼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往西掠过维多利亚湖的上空飞向恩德培机场。飞机下方，我可以辨认出无数的小岛。然而，在13年前的那个漆黑的夜晚，从大力神运输机的机舱里是看不到它们的。大多数蔓草丛生的小岛都荒无人烟；只有零星的几座岛上，可以看见一些圆形的茅草屋三三两两地点缀在海岸边或者林中空地上。

这里是非洲。

向窗户外边远眺的时候，那些旧思绪又浮现在心头：我为什么不在那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去侦察营基地呢？当时他们打电话说要我待在家里并且准备好应征入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够登上其中的一架大力神飞机吗？这样的想法终究是一场空。约尼可能从没有考虑过让我加入。而且，当我在电话里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不是自嘲了一下吗？当时我想，又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辞。

比比坐在飞机的左侧，而且靠前一点点。他11岁的女儿诺亚坐在正对着我的过道的另一侧。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飞机几分钟之后就要降落了，于是我把脸贴在右手的舷窗玻璃上，时刻期待着见到那个机场。

“到了。”比比突然大声喊起来。我跑到他的那一侧然后在旁边坐了下来。飞机在恩德培小镇上空盘旋，但没有从南面着陆，而是从北面驶入。要知道，大力神飞机以前都是从南面着陆的，而我这次也是这么期待的。在一个绵延的山坡上，伫立着机场的新航站楼。在东面更远处的小镇下方，是一幢旧航站楼。虽然我知道小镇的房屋和旧航站楼靠得非常近，那一瞬间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们几乎是很自然地就辨认出了各个建筑，而不需要任何的思考。飞机接近了主跑道。在左侧，我们看到通往军事基地的对角跑道。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模样，而

13年前也是如此。飞机着陆之后，旧航站楼从视野里消失了。在新航站楼旁边长满青草的斜坡上，我们一眼就看见几个白色的大写字母“ENTEBBE”。飞机减速、转弯然后朝北滑行，途径了一处陡峭山坡的下方，而那里正是伞兵突击队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去的。现在我才明白，突击队员为什么从这个最艰难的地点展开进攻。因为航站楼就在它的上方，在这个山坡的最高处。最终，飞机在输油管道旁边的停机坪上停了下来。

我们走下了舷梯。比比作为乌干达新任总统的客人抵达这里，但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机场迎接我们。当我们到达旅客大厅宽敞的入口时，发现一名穿着迷彩服、举着一张白纸的乌干达士兵。纸上用粗大的手写体写着两个字“约尼”。原来这就是我们的接待人员。

这位士兵领着我们穿过航站楼来到一个狭小的办公室，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穿着制服的总统的照片。这是我们进入航站楼以来看到的第三幅或者第四幅类似的照片。因此，也不难猜出乌干达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权体制之下。我们在闷热难当的办公室里候着，等待总统助理来“拯救”我们。在负责招待我们的两位士兵离开的间隙，比比收下了桌子上那张用来迎接我们的白纸当做纪念。

在总统助理最后到达的时候，他领着我们到了贵宾室。我们问起那张白纸的事情。这位助理说，在乌干达每个人都认识“约尼”。我不知道，他是否期待我对他的话予以评价。我望着窗外对比比说：“苏林就是倒在了那座楼梯上的……”我想到外面去给它们拍个照，但又克制住了。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我对自己说，以后会来拍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第二天我征求拍照许可的时候却被拒绝了。护送我们的乌干达士兵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没错，这就是你们的士兵受伤的地方，就在这些楼梯上。”一个士兵说。十三年过去了，他们甚至还记得这个细节。不过，他们说的也是实事求是。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毕竟，他们不知道苏林是谁。他们知道苏林受伤有多严重吗？或者苏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

我和诺亚坐在总统用来招待客人的露天帐篷里。绿草满地、花团锦簇的山坡俯瞰着维多利亚湖。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总统助理，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比比在山顶的一座行宫里，沉浸在和总统的促膝长谈中。黄昏已近，我的脑海里努力地记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参观旧航站楼的情况。我和那位助理边聊天边喝茶，同时也努力地重构我所见到的一切。依然清晰的记忆在我脑海里竞相涌现：毁坏过半、已经废弃的航站楼显得脏乱不堪，窗户已经支离破碎，屋顶几近塌陷，还有外墙布满了斑驳的弹孔。很难说出哪些弹孔是以色列人留下的，哪些是约纳森行动之后乌干达的国内战争留下的。入口广场上一英尺高的砖墙已经不知去向，那是约尼在受伤之后被拖到的地方。

“我没有想到这里会如此开阔。”我们站在外面的时候，比比说。他一边朝下眺望，一边说出这番话，好像要试着将沥青路的方位全都刻进记忆深处。我让他待在原地，也就是约尼曾经负伤的地点，而我站在临近第二个入口的大厅里。

是的，一阵炮火可以很轻易地击中他。但是，当我们爬到控制塔顶楼并且发现那个方位彻底地控制了整个广场的时候，我们对彼此说：“难怪，约尼是从这里被射杀的……”然而，这似乎也不太可能。从这里射出的子弹不可能击中约尼所受伤的部位。

“你怎么会不信仰耶稣，不相信重生呢？”总统助理突然问我。我把茶杯放在我和诺亚之间的托盘上。火红的落日勾勒出如此鲜艳的色彩，形成一幅精美绝伦的画面。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以及这个国家的考古发现，虽然谈话中我一直心不在焉。“你们生活在耶稣行走、呼吸和受难的地方——你们的人民怎能不信仰耶稣呢？”我问自己该如何才能把犹太人解释给他听。没办法，这里是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陌生的存在。在这里，我虽然也听到一些来自于以色列的语言和历史的名称，但都毫无意义。无独有偶，“复国主义”一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场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最本质的体现。而几乎从一开始，“乌干达”这个名字就跟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犹太精神相联系。

约纳森行动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或者一个旅游景点。在开车前往旧航站楼的途中，乌干达护卫兵试着给我们讲述“恩德培”的故事，而他对行动的描述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我们钻进奔驰车之后，他们却找不到从新航站楼停机坪往旧航站楼方向的跑道。于是，我给他们指示方向。毕竟，我充分研究过方位图。然而，几分钟过后，一位坐在奔驰车前排的士兵很亲切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这时，汽车刚好左转弯，驶向对角跑道。“我们从这里出发，”他说着，带着我们朝东驶向控制塔正前方的一条连接通道，“但是，以色列人是从那边的南面攻进来的。”很显然，他不相信我们关于以色列部队从我们经过的同一条路线攻进来的解释。他已经知道故事的经过。一般说来，先入为主的故事有着自己非凡的力量，也不管它是否真实。

同行的还有一名在伊迪·阿明的空军部队服役过的飞行员。“当一名哨兵举起枪指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们问他，还有总统助理。

“停住，或者开枪。”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你知道的，那天早晨你们的突击行动之后，俄国人对我们非常生气。”飞行员借机告诉我们，“他们的大使怒气冲冲地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把人质关押在机场，而没有带他们去坎帕拉？’”

现在，我们搭乘乌干达的唯一一架民航客机飞回肯尼亚。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回想起我们离开的那片美丽的土地，又想起它是多么破败不堪——部分是因为被荒废，而更多的是因为蓄意的非人道主义的行为。实际上，人类的野蛮行径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没有谁像犹太人一样遭受过如此的磨难。与野蛮行径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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