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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标杆（第1页）

1997年初，两位改变我命运的老人相继去世。这一年的2月19日，小平同志去世。3月1日，我的导师左任侠教授去世。

明天，1月7日，是左先生109岁诞辰。我不由得想写点什么来缅怀我的恩师。

左任侠，又名左承恩，1901年1月7日生于湖北武昌。1923年毕业于原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5年赴法国留学，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大学学习实验心理学。1927年春归国，同年秋再赴法国深造，并于1931获得蒙彼利埃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校从事短期博士后研究工作，受到皮耶隆（h.pieron）等著名心理学家的深刻影响。1932年回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左先生受著名简化论心理学家郭任远先生之邀，到复旦大学心理学院任教。因院系重组，随原复旦大学心理学院并入原华东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左先生对皮亚杰学说作了系统、完整的评价。1978年，心理学开始复苏，高考制度恢复，左任侠承担了华东师大心理系首批发展心理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后国家在该专业设立博士点，左任侠教授经评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资格。后来左先生担任了《心理科学通讯》杂志复刊后的第二任主编（1983年）。

我有幸在1978年与李其维、金瑜、康清镳一起师从左先生，成了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一届发展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深受教诲，终生难忘。

入学之初，左先生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他找我们四人逐一谈话，了解我们的经历、兴趣、家庭状况和研究意向。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帮助我们确立研究方向和开设有针对性的课程。他知道我和金瑜是学俄语的，就邀请著名学者杜殿坤教授为我俩开俄语课。此外，他还亲自为我们开设新课，介绍科学新发展和学科新动态。给我影响最深刻的课程是左先生主讲的《儿童心理发展的遗传生化基础》，为我们系统介绍当代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此外，左先生深刻、准确地阐述了皮亚杰理论，并翻译主编皮亚杰文集，对发生认识论在我国的引进和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新知识结构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启蒙作用。当时，先生患有心脏病、哮喘等疾，有一次，在左先生家里讨论我们的作业，我看到自己的作业上有先生详细的批改和质疑。他诚恳地对我们说：“研究生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因此，你们要对自己的文字从严要求。”他还说：“你们今后要发什么文章，应先让我看一下。”左先生特别对我说：“你是‘国文教师’（指我入学前在中学里教语文课），论文写得四平八稳，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先生的这些教诲成了我们以后学术生涯的标杆。

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安贫乐道。每逢冬季，总是一身褪得看不清底色的老棉袄，也不知是那一年的货色了。1981年初，我们几个学生和研究室里的几位老师凑钱为他买了一件新棉袄作为他的生日礼物，他高兴至极。我在南京师大供职时，一位博士生想采访华东师大的老教授，他要我向左先生推荐一下。我告诉他，左先生家里最现代化的电器就是他房间里的那盏25瓦的电灯泡。这位博士生怎么也不相信。待他回到南京师大后，他证实了我的情况介绍是属实的。

先生一生潜心学术，不喜嘈杂。20世纪20年代，他赴法留学，便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先生告诉我们，当年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走的是革命救国的道路，而他和朱冼（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没有外祖父的青蛙”研究者）走的是科学救国的路。1994年我从南京调回上海工作，左先生很感欣慰，连声说好。但当他得知我任职幼专副校长，却不能再带研究生时，便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是明升暗降啊！”我知道，先生是希望我不要因行政杂务缠身，放弃了学术研究。1997年底，我又回到了母校华东师大，不久便当上了博士生导师。这是最能告慰先生的喜讯了。

先生去世后，我撰挽联一幅：

我与左先生

左公门人

惇信明义，逊志时敏，终信科学救祖国，寿高学更高。

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亲栽桃李满门墙，人去德仍在。

此生做左先生的弟子，最得益的是亲身体验到先生淡泊明志的人生哲学和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这笔精神财富成了我人生的标杆。

2010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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