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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名声大噪。此外，八路军第　129师在刘伯承统率下也曾于10月19日晚成功突袭一日军机场毁机二十四架。然而这些都是小胜。平型关还是被日军攻下了，继于11月8日太原亦告失陷。

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的战场进军山东。省长韩复渠放弃泰山天险而自顾逃命，济南失守，全省沦敌。蒋介石在河南将他扣捕枪决，据云，杀一儆百，以安民愤。

进入　1938　年后，中国最大的防御战有二，其一是徐州会战，其二是武汉会战。徐州位于江苏，海陆要道，属于第五战区。由司令李宗仁统领正面抗战。日军则由矶谷师团自东推进，后来板垣师团自北南下夹攻，最著名的御敌战役是台儿庄。根据记载，此役国军集兵达六十万，日方亦遣兵廿四万，双方曾力拚于台儿庄内。先是日军发动　攻势，占去该镇四分三地，后来中方合围反攻。鏖战由3月　23日起至　4月7日止，双方伤亡惨重，中方二万，日方亦一万多。最后日军撤退。此役国军胜利。但也只是暂时。因日军于5月　19日攻下徐州，继而进逼武汉。

史载，为了阻敌西犯武汉，使有时间多作准备，蒋介石下令于　6月　11日炸毁黄河下游河南郑州地域的花园口堤坝，冀以黄河之水，暂挡日军西进。因而泛洪遍野，溺死无辜百姓，并曾导致邻近河南、安徽、江苏三省　44　县被淹，89万人葬生，千万户人无家可归。代价非浅。武汉是在湖北，位于长江中游。由于日军不断西进，防御战区亦随增加。这时候属于第九战区，由司令薛岳正面抵抗。

日方7月以兵廿五万沿长江两岸围攻，中方集军百万，防卫于大别山及鄱阳湖一带，是为武汉会战。无奈，10月下旬，亦告弃守。26　日失武昌、汉口，27　日失汉阳。

同一时期，中国南方亦有广州会战。那是第四战区，司令是何应钦，后由张发奎替。1938年10月初日军自中国北方青岛、大连、及上海遣派其第　21军南下，先以军舰载运至广东东南海面大亚湾习结，并于10月12日起登陆，进攻惠州。中方以余汉谋率第　12集团军作为主力迎抗。然而，节节败阵。10月15日失惠州，19日失增城，21日失广州。至26日失佛山及其南郊，战役结束。又因粤汉铁路是由广州通往武汉，故此，两地同时放弃。

不过，日军由于部队伸展分散，自此无力再行集结西进。史家遂把这以后称作为中日战争「相持阶段」。

同时1938年　11月日本政府调整对华的新关系。提出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作为方针，展开「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自此在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决在占领区扶植并强化傀儡政权，及加紧对重庆国民党政权的分化。并且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确保已占领区的治安为主。

同月，蒋介石亦提出相应政策，「发动有限度之攻势反击」，但对「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则加强其对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

无可否认，抗日战争御战初期，是蒋方进行攘外政策最积极也同时是损失最惨重的一年。所有抗日正面战争，主要是国军执行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分工。但也不能说红军没参与。平型关那一役，还有百团大战，都是红军在抗日期间著名的战役。而且打得漂亮。不过，国军的战绩也辉煌，就是更加凄惨壮烈，人数也多，规模较大。这当然也因为国军与红军的比例不同。同时分担的战斗任务不一样。这时，最大的意外竟然是汪精卫自重庆出走。　。。

第3章，第8节：汪氏政权，矫言救国

陈天璇《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现代史

第3章，第8节：汪氏政权，矫言救国

第3章，第8节：

汪氏政权，矫言救国

汪精卫于　1940年　3月20日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为日本侵华搞美化活动。他四年后在日本病死。随后，有人撰文写书为他曾充当汉奸而诸般解释，甚至矫言说他只是变相救国。然而，他为日本侵略者办事，甘作鹰犬；屠杀敌后抗日游击队，事实昭然。任谁代他辩说什么，都难以再还他清白。

汪精卫是广东人，青年时胸怀大志。曾因行刺清摄政王戴澧被捕，于辛亥革命时获赦出狱。其后追随孙中山搞革命，与蒋介石誉为孙氏革命后期的左右手。汪助掌党，蒋助掌军，二人既是协作者，亦是竞争者。北伐中途，他们二人，一主持武汉政府，一主持南京政府；在全国政治上「分庭」抗礼，但却又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上，一同先后举行「清共」。二人同样认为，共产党是国民党在当时及以后的势不两立政敌。所以，从　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汪蒋二人一方面是与共产党不和，另方面是二人在中国政坛上，互相争雄，互相倾辄。无疑，由于蒋氏曾因手握兵权，屡占上风；汪氏也大有支持者，并常以党内其它主要人（如胡汉民等人），一再另立中央，与蒋公开抗衡。而又1927年间发生的「宁汉分裂、宁汉合流」，然后1931年间短暂的「宁粤对立、宁粤统一」，都是汪蒋二人在国民党内的权斗。蒋介石曾经因而有第一次（1927）下野又有第二次（1931）下野。那固然是国民党内反对蒋氏独揽大权，身兼数职；亦难掩饰其竞争者汪氏冀期借力打力，取而替代。而汪精卫至三十年代初期后才真正地认识，蒋氏掌军占尽优势，遂开始有二人协作，以林森为政府主席。蒋一心要力服群雄，南征北讨，干戈中原；汪则出掌行政兼当外交部长。对于日本的侵华与蚕食，蒋汪二人的不同处就是，蒋不过是要延后「攘外」（抗日），汪显然是找机会「媚外」（投日）。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时汪精卫身在意国养病，是何应钦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的同时，曾急电叫他回国，因他们都是亲日派，一齐与日本打交道，例如签订「何梅协议」。因蒋介石安返南京，汪精卫再一度无职务。七七事变后汪氏代掌党，任副总裁，代蒋开会。他过去的声望和特殊的身份遂成为日本1938年开始的意欲采取「以华治华」政策要争取的国民党内高层对象。

当时日相近卫提出三项「和平」政纲，通过途径，与中方谈。在党高层会后，汪蒋二人意见不同。蒋坚持继续抗「战」，汪则主张与日言「和」。最后汪离重庆。

汪精卫是于1938年12月19日假云南乘专机抵达越南河内。22日，日相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劝「和」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又两年内撤军」等项，作为响应汪精卫与日本言和运动。这些内容实在是太好了，就没解释日本为何侵华！投入人力物力不算，日军伤亡也很严重。然而汪精卫据说相信了，而且公开地回答他同意。同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及「艳电」，电文表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并且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汪愿意依循）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项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认为）　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那本是汪发给国民党的公开信。1939年1月1日国民党发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声明，并撤除汪一切职务。　2日*周恩来对汪的艳电加以谴责。4日，日相近卫辞职，平沼接替，另组内阁。这期间汪的「中日和平运动」突然中断了。随着发生了汪在河内遇刺的事件，不过误中副车，死助手曾仲鸣。4月下旬日本终于派人把他救往上海。再开始投日谈判。5月31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往东京，落实所谓「还都」（即是要把「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准备。8月28日汪在上海主持日治区内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为其集团的投日合法化制造依据。与此同时，日相又再易人，阿部组阁，取代平沼。11月，汪与日本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等密约，开列今后合作内容，被史家讥为「卖身契」。翌年1月底在日方安排下，汪与北平「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及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在青岛举行会议，商讨彼此日后关系，决定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为「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取消之时。就这样，汪氏政权3月30日在南京宣布成立。汪自任「国民政府代主席」（据称虚座留待林森前来）　兼「行政院长」，并且发表「还都宣言」，又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兼警察部长等高级人员宣誓就职。自此汪算代表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由重庆搬回南京，并且在日军占领下继续统治中国。这是汪的愚民解释。当然难被史家接受。一般称它「汪伪政府」。因为日本扶植它的出现，也如利用其它傀儡政权一样。最早有「满洲国」，依然存在。随后，又成立有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年11月）；又德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10月）；另王克敏的北平「*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加梁鸿志的南京「*维新政府」（1938年3月）。同时，当同意取消了北平「临时政府」，却又以原班人马另立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此外，又有「蒙强联合自治政府」。的确名目繁多，彼此各不统辖，只全部听日本幕后指挥。即使汪的政权，成立了八个月，日本才正式发布承认它的存在，还因日本要与汪签订「关系条约」。至1943年1月19日日本才容许它正式对英、美宣战。因此它的所谓「独立、合法」地位可想而知。

汪精卫强调他是曲线救国，一再声称他可减轻人民受苦。史家认为，这是汪的自圆其说，替他自己卖国脱罪。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东京名古屋医院。陈公博继其位。后来，这个政权在日本投降后宣告结束。陈等要员或囚或杀，也包括汪妻陈璧君。1946年她被公审时这样反驳：「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另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另有同情者说，汪统治总比日本人直接统治稍多一些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不过这被斥为狡辩。汪迄今仍背负臭名。较温和的批评就是，汪氏与蒋长期争权。抗战开始之后，汪对日人的军力估计过高，又对国人的潜力判断悲观。故此，投日既可满足其个人的领袖欲，亦可在旦夕间可与蒋分庭抗礼。

最值得注意是，汪与蒋尝自翔是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然而，自孙死后不久，二人即起派斗。并在北伐中途发起清共，实则排除异己。蒋在前，汪在后，均同样地违背孙的遗志，不再联俄容共。所以如此，究其实因，乃蒋汪二人的私心使然，总要称大，耻居人下。总之蒋也好，汪也好，务要大权在握天下唯我独尊。同样，在安内与攘外的问题上，正如他们在北伐时对统一与割据问题的取舍和选择，都曾经是，如果涉及个人利害得失，宁可割据，不尚统一；所以，遂有宁汉两府之分。在抗日的阶段，对安内或攘外，二人取向仍是一致，就是，务先安内，然后攘外。蒋是口号鲜明；汪是托名清乡。汪在南京期间，多次配合日军强化治安运动，每以和平军打击敌后游击队，绝对是汉奸所为。

第3章，第9节：皖南火拚，相煎何急

陈天璇《中国历史何其易下编》现代史

第3章，第9节：皖南火拚，相煎何急

第3章，第9节：

皖南火拚，相煎何急

皖南火拚，又称皖南事变，或称皖南冲突，是中日抗战期间新四军被国军围剿的一宗自相残杀军事悲剧。

发生了这宗事，又使人怀疑国共间合作，是否只是貌合神离，否则何置如此血腥。新四军是*部份红军与华南游击队合编而成。事件使*在华中军力大损，自然大骂蒋方不是。全国舆论亦谴责蒋借故回到剿共旧路。

然而，蒋方为何这样？据称，事件的起因是：蒋方当时怀疑共方部队在华中的敌后有不轨的活动，到处招兵买马，扩大所属部队，这对国共双方间的军事势力对比和发展有不利趋向。于是，蒋方提出双方统率部队合应各自归防，并以中央抗日军委名义，要求八路军与新四军由华中地带退出，北上黄河，划清防线。共方最初抗议反对。但后来又稍作让步。发电同意促新四军离开长江流域，进入华北敌后活动，并传令新四军执行。但新四军在转移的行军阶段，速度较缓慢，路线有偏差，就发生了冲突。

当时中日两方战争处于胶着和不进攻状态。国共所属部队，防卫范围交错。尤其是八路军及与游击队合编的新四军，深入日占区的敌后，不直接受国军指挥。蒋方对此一直心存顾忌。基于不欲共方军力乘势东进南下，遂下达要各自归防的命令和要求。从整体言，蒋方所统国军军力庞大，防御区是正面战场，尤以江南及西南为主要范围。因此，要求*退至江北，亦即华中华北地带。另外，*军力较小，防御区在西北。其它地区，基本上是负责敌后的游击战配合。就因为如此，散布面较广；在抗日战争深化后，游击队伍蓬勃发展，也是当时实际情况。有些地区甚至更被共方逐渐发展为敌后根据地。在蒋看来，这是蚕食。所以，蒋方当时作出各自归防决定，亦是针对这一趋势，企图力阻共方在敌后的扩大。延安当然明白。基本同意执行。而且让新四军北上，是避重就轻的策略。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统率下转移至安徽茂林山区地段，突遭国军合围袭击。史称皖南事变，或称皖南冲突。皖，是安徽；茂林，在其南部，故称皖南。其实，在当时被合围的新四军部队并非全部，而是新四军的总部人员及所属的一支部队，约共9000人。

而奉令参加合围的国军总数八万，有七个师，属抗日第三战区由顾祝同当司令。双方火拚七个昼夜。新四军最后全瓦解。结果是，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被杀死，部队中有2000人突围，其它大部份阵亡，有小部份被俘。

全过程前后共十一天。因此不可能因为误会。国军围击是刻意的。而且蒋曾下了军令。甚至有资料称，生擒正副军长还有巨额奖金，叶挺十万，项英五万。因为重庆中央军委方面认为，新四军是一支逆军，违背军令，不听调动。事后，新四军番号被取销，其它支队下令通缉。而叶挺被扣后受到军事法庭裁决，以叛变罪，长期收监。

谁若细加追查，也应不难发现，皖南这宗冲突不是偶发事件。延安方面中央军委早已发觉事态严重，只是统率新四军的项英未感不妙而已。因为重庆对*活动于华中的情况早已于1940年10月表示不满，并限令他们一个月之内撤至黄河以北。11月中旬延安在抗议后终于同意，曾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名义，覆电蒋方，将把皖南地区新四军的部队调至长江以北。但亦表明，已在华中的其它新四军支队保持不动。只是一个月过去了，项英并未按照延安所说移动。12月初，蒋方致电叶挺，下达行军路线，要新四军遵守。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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