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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蒋介石日记解密

“我小时候是不知道谁是蒋介石的。”在台湾长大的梁文道先生说，“我在台湾上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蒋中正，……我们甚至不会叫他做蒋中正，我们都叫他做蒋公，他死了之后我们就叫他做先总统蒋公。”

在大陆，蒋介石却是个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式的人物，可惜，名字前往往被冠以“人民公敌”“反动派”“独夫民贼”等，甚至一度被称为“蒋该死”“蒋光头”，至于“蒋中正”“先总统蒋公”，那自然也是“不知道”的。

像蒋介石这样在评判的两个极端徘徊的人物，史所少有。究竟哪一个更近“真实”，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近年来一直都在力图找寻最真实的蒋介石，在调阅了美国胡佛研究院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后，杨天石先生相继写出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1》（200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2010年华文出版社出版）。

新近出版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一书共收文21篇。其中16篇是新作，另几篇原据大陆及台湾收藏的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写成，此次收入，根据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作了修改和校订。其中有两篇，只采用了原作中的片段，全文几近重新写过。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杨天石先生在文中指出，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而非如教科书上一贯所言是蒋介石的指示，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沈阳的战事。在以后的抗战中，蒋介石还时不时在日记中警惕自己：“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1938年12月16日）“我国坚决抗战，实为保持我主权之独立与领土主权之完整。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只求达到抗战目的……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1941年8月29日）

西藏问题上蒋介石的坚决立场　　抗战末期，英国首相丘吉尔染指西藏问题，甚至在太平洋会议上公然声称西藏是“独立国家”，对此，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并在日记里记述：“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义，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如其不再提时，则我方亦可不提；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义。”（1943年5月17日）

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直想着光复大陆，后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主动提议，说乘此机会，可以出借原子弹，让蒋介石*，蒋介石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也知道此物对他*会很有用，然而，他更清楚，一旦使用子弹，就成了民族的罪人，因此毅然拒绝，并在日记里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动对*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1950年12月1日）

蒋经国在苏联被扣押后，怎样平安返回？　　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四一二政变后，被苏联扣留，成了苏共要挟蒋介石的筹码，作为父亲，蒋介石经常在半夜“念儿亦甚”，作为一国之领袖，蒋介石又不得不以大局为重，当宋庆龄提出以苏联间谍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时，蒋介石断然拒绝，“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1931年12月16日）

此外，书里还提到：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之前，蒋介石等国民党人早就有了“持久战”的思想！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哪些方面作了反省。德国内部希望推翻希特勒者向蒋介石求助时，蒋的态度反应，等等。

忘了说了，在蒋介石的日记里，若提到日本，多以倭代之，很少有日本之称。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1）

本书是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第二集。

人的正确的历史观念从哪里来？答曰：从史实研究中来。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检验一切历史观念的标准。符合史实的观念是正确的，反之则为谬误。既往的一切历史观念都要经受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检验。正确者坚持，不正确者修正。这是历史学不断发展、更新的基础，也是必由之路。

不研究史实，不可能获致正确的历史观念，这是常识。但是，有时人们面对史实，却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确的观念和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包括人的历史研究活动，都常常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如立场、利益、环境、经历、经验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有时有助于人们的认识，有时则反之。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史实明明摆在那里，有的人就是看不到，看不全，或是看到了也不承认，甚至做出超越常情的另类解释。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摆脱各种不利于其研究活动的制约因素，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使人的历史观念符合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并有过多年对峙。合作的时候，双方并肩对敌，同生共死；分裂的时候，刀兵相见，不共戴天。这种合作和分裂自然会对人们的认识活动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特别提到一种负面的影响——“内战时期的情绪”。他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

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毛泽东所指的“内战时期”，说的是中国近代史上1927年至1937年那一段。那时候，国共两党彼此互斥为“赤匪”与“白匪”，你杀我，我杀你，彼此都杀红了眼，自然，作为国民党的创建人的孙中山在部分共产党人的眼中会变形，觉得不值得尊崇，可以“不要”了。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0页。毛泽东的这段话讲明了另外一个影响人们认识的因素，这就是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利益需要。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主义革命家的地位，今天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为什么在1927年至1937年的内战时期不受许多共产党人的欢迎，毛泽东讲得很清楚，那是“内战时期的情绪”。毛泽东提出：“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克服。”人们从这一段话里，完全应该得到启示：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克服、摆脱各种不利于获致正确认识的制约因素。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2）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人们有“内战时期的情绪”是必然的，这种“情绪”影响人们的观念以至历史研究也是必然的。不妨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消灭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和亚洲的日本法西斯的先后次序中，有所谓“先欧后亚”，或“先亚后欧”的分歧。蒋介石是主张“先亚后欧”的，多年来，中华民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蒋介石持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蒋的这一主张却曾经被批判为企图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和一切法西斯，包括蒋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这大概可以算做“内战时期的情绪”了吧？又如，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多年来，人们的常用语是“消极抗战，积极*”，“袖手旁观，等待胜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内战时期的情绪”呢？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民族战争，两党都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05年9月，*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应该承认，这段话不仅完全没有“内战时期的情绪”，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蒋介石不是孙中山，蒋介石做的好事也不能和孙中山相提并论，但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和共产党两次合作，领导过北伐和抗战，晚年迁台后，又反对*，坚持“一个中国”，建设台湾，总还是做过若干好事的。在促进和发展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今天，人们自然应该按照“历史辩证法”的要求，将他“讲完全”。鉴于“内战”时期，特别是1946年至1949年的第二次“内战”时期，人们高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自然集中于讲他的“过”，其中有些讲得对，有些可能讲得不对，或者讲过头了。这就需要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掌握一切有价值的史料，首先厘清史实，尊重史实，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真正地展开“百家争鸣”。蒋介石研究如是，国共关系史的研究也应当如是。

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历来的看法不外分三种：一是有功无过，一是有过无功，一是有功有过。本书作者持第三说。至于何者是功，何者是过，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当然可以讨论，也需要讨论，然而，历史是实证科学，无征不信，没有充分、可靠的史实作支撑，人们难以提出任何经得起颠扑摔打，可以取信于天下万世的结论。蒋介石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必须一件件、一项项，逐件逐项地加以研究，只有在这种研究做得比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合，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比较科学、比较准确。倘若不充分掌握资料，不研究史实，拘守某些既往的观念，局限于“内战时期的情绪”和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做出的某些结论，排斥任何有理有据的新探索，恐怕无助于揭示历史真相，无助于两岸和平关系与政治互信的建立，当然更无助于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人物的言与行。蒋介石日记由于主要供个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较多的政坛秘密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记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视。但是，仅仅依靠日记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大量的档案、文献，钩沉索隐，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奥秘，有所发现。本书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据的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

本书和第一集一样，仍然是一件件、一项项的专题研究。全书共收文21篇。其中16篇是新作，另几篇原据大陆及台湾收藏的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写成，此次收入，根据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作了修改和校订。其中有两篇，只采用了原作中的片段，全文几近重新写过。此书出版之后，笔者将继续写作第三集。

本书写作中，东方历史学会蒋介石项目组给予支持，蒋方智怡女士惠允引用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曹琍璇，斯坦福大学乔志健，台北“国史馆”吴淑凤，政治大学刘维开，北京大学杨奎松、臧运祜，《南方都市报》刘炜铭，复旦大学王丽，中国人民大学杨雨青，本所闻黎明、黄道炫、张俊义、罗敏、贾亚娟等教授、女士、先生给予各种帮助，谨此致谢。

杨天石

2010年1月19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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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目录（1）

1自序

国共关系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一蒋介石不仅交给邵力子重要任务，而且准备亲到莫斯科谈判

二邵力子转达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

三要求区分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其矛盾，对各派军阀也采用不同的策略

四声称国民党重视农工运动，抵制布哈林的批评，强调任何土地改革的建议都必须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五要求共产国际和*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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