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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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