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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掘地人（第1页）

在巴尔巴·伊万和纳达家的第一晚，我只睡了三小时，之后的梦里充斥了蝉鸣，我便在闷热中醒来。我的床是朝窗的，看出去就是屋后的葡萄园，还能望到一弯橙色的半月沿着山脊慢慢滑落。佐拉趴在床上睡得正香，踢掉了被子，长腿伸出了床尾；急促而轻微的鼾声从手臂、头发和枕头间传出来。楼下的小女孩又咳嗽起来，听起来有黏痰，咳不干净；在这没完没了的咳嗽中，她睡也睡不踏实。在各种噪声中间，还能隐约听到海，在屋子的另一边，白沫翻卷着推上沙滩。

那四十天过后，甚至几个月后，当我已能重振心神时，我睡前依然希望他能找到通往我梦境的路，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当然，这份期许总是落空，因为即便我梦到他，他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一间我不认得的房间里，坐在不属于我们家的扶手椅里，说些诸如把报纸给我、我饿了之类的废话，就算在梦里我都知道那些话毫无意义。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习惯把他当作死者去想，还不能够消化似乎遥不可及的死亡事件，他已经不在我们家里了─就算这样去想，也无法让死亡本身更真实。

我想起我家的食品柜。那是个很大的橱柜，嵌在厨房墙里，正对着水池，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拉门是蛋青色的，一拉开门，挂在门把手上的“兹拉堂烘焙店”的塑料袋就飞舞起来。我记得外婆有只很大的面粉罐头，蓝白底色，正面画着一个欢快的面包师，戴着高高的厨师帽，笑得很开心。最下层的架子上放着塑料袋和麦片、盐罐、搅拌碗，以及街角小店里买来的橘色和棕色的咖啡包。再往上，在当中的搁板上放着四只玻璃碗，整整齐齐地从橱柜的这头排到那头。外公的零食储备专区里有杏仁、葵花籽、核桃和切成块的烘焙用苦味甜巧克力，永远预备充足。还有三十五天。

掘地的人们又回葡萄园了；我不能穿透黑暗看清他们，但他们确实在那里，长长的身影在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光里移动，那束光线好像一刻不停地在晃动，手电偶尔也会被人放在地上，或是这里、或是那里，总归照得到葡萄藤，光线静止的几分钟里，原本手持电筒的人继续开挖，挖到把藤根拉出来为止。时不时地会有人咳嗽；就在我观望葡萄园里的动静时，楼下的小女孩一直在咳。

凌晨四点左右，我穿好衣服下楼去。哪儿都看不到毕斯，但它的仿造品从后门边的雨伞架上方的一幅肖像里低头看着我─面孔稍微有点歪斜，因为作画者的手稍有不稳。起居室桌上有一台老古董电话，圆形拨号盘上的数字都快磨得看不见了，铜骨听筒有点沉。我从衣兜里摸出那张写了兹德拉夫克夫诊所的号码、揉得烂烂的收据，拨了一通。一开始听到的是忙音，我觉得挺有希望了；我假想那里有个值夜班的护士，眼纹里填着蓝色眼影，金发凌乱，为了抵挡睡意不惜违反规定，和海外男友来一通撩人的长途电话。可当我拨通第二次，铃声响了又响，直到我不得不放下听筒时还是没人接。之后，灰白的天光流泻进百叶窗的缝隙，我枯坐在沙发里。

咳嗽声又起，听来是湿痰，而且离我很近。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女孩已经从她的房间里出来了，但她不在厨房或洗衣房，或是任何一间散发着新鲜颜料、塞满蒙着盖布的家具的底楼房间里。我抓着楼梯扶栏，贴着墙壁往下走，以免在黑暗中踏空。楼下，空气很阴凉。狭长走廊里的两扇门都开着，房里很空，只有几张床和一些胡乱堆放的东西：地板上堆着几条毯子，墙角叠放了几只铁坩埚，烟缸里埋着数不清的烟蒂。床边搁着些瓶子，有拉奇加和啤酒，还有几瓶草药酒，细长瓶颈里灌满了清澈的液体，泡着一束束扎紧的死草。男人们都不在，纳达提到过的那些男孩们也不在。但在第二间屋里，那个小女孩和少妇坐在窗边的扶手椅里。少妇睡着了，脑袋靠在靠垫上。她也挂着个薰衣草色的小袋子，怀中的小女孩把头倚在她胸前，裹在肩头和膝头的薄被单像一张湿漉漉的纸被撑起来。女孩没睡着，正盯着我看。

她的凝视里不带恐惧，也不显得乖顺。我不知不觉走进了那个房间，拖着脚后跟走了几步。走到这个位置，我就能闻到酒的味道，淡淡的，核桃拉奇加的辛辣气味。被单浸过酒了；他们想用这个办法帮高烧的她迅速降温。这个土办法是把死马当活马医，十分冒险，我们在紧急救援诊所里看过很多次─总有些初为人母的少妇会照搬老一辈妈妈们的偏方。

我凑到少妇跟前，把掌根搁在小女孩的额头。有点烫，但那是高烧退去后的湿热。没法知道她本来烧到什么程度，或是下一次复发是什么时候，但她本来略显紧张的眼神已经安定下来，此刻正倚在熟睡的母亲怀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只是茫然地、毫不在意地看着我退出房间。

我等待着掘地人，但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是没回来。小女孩睡着了，鹦鹉跳到鸟笼的底部转了一会儿，闹了一会儿，然后也安静下来。静默之中，只有兹德拉夫克夫诊所的铃声不断空响，我终于烦了，抓起挂在吊钩上的白大褂，出门摸索通往葡萄园的小路。

没有现成的路通向巴尔巴·伊万和纳达的屋后小丘，所以我向北走向主广场，高高低低的屋顶中，能看到修道院的尖顶耸入天空。天色还早，餐馆和商店都没开门，烧烤摊也冷却了，空气中只有浓重的海风味道。走了五六百米，看到的尽是房屋：千篇一律的白石沙滩屋，铁栏杆，窗户敞着，嗡嗡响的霓虹灯用三四种语言打出“食宿”招牌。我走过拱廊商业街，红黄蓝三色灯泡在覆满松针的天篷下闪个不停。布莱加维纳的露营地是一片只有月光照耀的平整干草地，用铁丝网圈了起来。

一条泛绿的石头小路贯穿露营地，我打算走这条捷径。绿色百叶窗，窗内的花草木篮，零星有几处车库，里面停着一辆盖上油布的车，大概还有一些小鸡在车盖上挤成一团。独轮手推车里堆满碎砖、灰泥或肥料；有一两栋屋子旁有剖鱼用的水槽；晾衣绳从这家连到那家，沉甸甸的，挂满了床单和衬衫，夹了一长溜儿的袜子。一头嘴巴软绵绵的黑驴在轻轻喘息，它被拴在某户人家前院的树上。

小路走到底，我就找到了葡萄园的小门。门上没有任何标记，铁栅栏被空气中的海盐锈蚀了，另一边就是柏树坡，能看到石灰岩的山脊。太阳慢慢升起，山顶上的天空微明。我看到掘地的人在葡萄树藤间走来走去，时不时有人直起身、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点支香烟。共有七八个手持铁锹的男人散立在斜坡上，他们掘地的方式很不规律，好像完全是乱来，他们在柏树下挖几下，又在两棵树中间挖几下，葡萄园沿着斜坡往上，到了最高点就只是灌木丛了，他们也会在那里挖，把浸了露水的泥土翻起来。昨夜，这些铁锹发出的铿锵声一路传下小丘，现在听反而不觉得响了。丘顶上，有个男人在唱歌。

斜坡上的松土让我脚跟不稳，更何况到处都有土堆和浅洞。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微明的光线，走在树木间的我看到离我最近的男人戴着帽子，很壮实，坐在几码开外的地上。他背对着我，靠在他的铁锹上，拔去一个看似长颈瓶的瓶塞，我刚想开口打招呼，一条腿却陷进地洞里，倒了下去。

当他瞥见我使劲地把自己拖出地洞时，他惊得屏住呼吸，向后一个趔趄，双眼瞪大，嘴唇发紫，脸颊在颤抖。“圣母啊！”他喊了一声，我这才发现他在画十字，一时间我竟以为他要挥动铁锹砸向我。我把双手举起来，高喊着我是医生，我是医生，别。

他足足用了一分钟才缓过神来，但还是喘着粗气。“你他妈的。”他骂骂咧咧的，还在画十字。我俩对峙的动静招来了其他人，他们从葡萄园的各个角落跑过来，渐渐显身，只能看到一些脑袋和铁锹的轮廓、这儿那儿地冒出一条胳膊，但面目都模糊不清。有些人举着手电筒走过来，光束刺入我的眼睛。

“你看到她了吗？”我那第一位壮实的受害人问其中一人，“迪雷，你看到她了吗？”

他是在对一个矮个子男人说话，那人刚刚从斜坡下的角落里显身出来，应了一句：“我还以为你找到什么了。”他瘦得像根树枝。耳朵很特别─像锅子把手一样横生出去的招风耳朵，汗水在脸上留下一道道灰白色的痕迹，表明他的眼眶和嘴边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但是，迪雷，你看得到她吗？”

“没事的，”迪雷说着，拍了拍壮汉的肩膀，“没事了。”又转身对我说道：“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答不上来。“你不知道最好别在半夜偷偷摸摸爬上来吗？你有什么毛病？”

“我是医生。”我觉得自己很傻。

他斜睨着我的白大褂─现在已溅上了尘土，还有点别的什么，我希望只是泥巴，接着，他摇了摇头。“天啊。”

“对不起。”我对壮汉说，他回了我些很难懂的土话，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接受我的道歉。他捡起他的细长瓶子，摇摇晃晃地走到园子里去，一边嘟嘟哝哝，一边咳嗽，正是我从那栋房子里听到的那种咳嗽声。围在旁边的男人渐渐散开，回到葡萄树下他们原先的位置。迪雷在灰色连衣裤上抹了抹脏手，又点了一支烟。对于我为什么出现在那里、为什么还不离开，他似乎并不太感兴趣，最终只是转身走下了斜坡。我跟着他在树间走，直到他找到自己的铁锹，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把铁锹撬进葡萄树下坚实的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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