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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第1页）

谢普·坎贝尔非常喜欢擦皮鞋。这个嗜好是他在军队服役时养成的。他是一个著名空降师的退役老兵，参加过三次战役。离开军队后，他只好把习惯转移到现在常穿的便装皮鞋上。尽管擦拭这种便鞋能带来的满足感远不及军靴，但是呛鼻的味道和充满活力的劳作总能让他联想起过去的军旅生活。擦皮鞋的时候他会哼起大乐队摇摆乐，模仿铜管乐器的声音——布达达叭，叭，叭——还时不时停下来，拿起脚边的啤酒瓶往嘴里灌上一口。他还会伸展一下腰背部的肌肉，或者伸手去挠一挠T恤衫已经发黄的腋窝部分，然后非常惬意地打一个嗝。

“弗兰克他们什么时候到啊，宝贝儿？”他问。他的妻子正在梳妆台边照着镜子。

“八点半到，亲爱的。”

“我的天啊，”他说，“如果我还想洗个澡的话，就得快点弄完了。”他把脚趾塞进右边的鞋子测试亮度够不够，然后弯下腰来，对着左边的那只挥动擦布。

此刻谢普脸上这种朴素农民似的木讷表情，已经很少见了。他只把这种表情留给擦皮鞋和换轮胎。这种表情是某种力量硕果仅存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力量曾经完全占据他的内心。这么些年里，从男孩到男人，他一直希望成为迟钝和粗野的人，以便应对那些在现实里或在想象中嘲弄他的阴险男人。他的童年备受困扰，他试图抹掉生命中最令他羞愧的事实：他住在撒顿普雷斯周边的祖传豪宅，家里给他请了家庭教师来单独授课。只有在英国或法国保姆的监督下，他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到他十一岁的时候，他那离了婚的富裕母亲还坚持让他穿“可爱的”苏格兰短裙。

“她简直就是想把我摆弄成一个该死的娘娘腔！”即使到了现在，他还会向为数不多能提起他母亲的朋友抱怨。但是在他更冷静、理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早已经原谅了她。没有人的父母亲是完美的，而且不管她原本想让他以怎样的轨迹成长，她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从青年时代开始，当他渐渐长成一个魁梧身躯的时候，他就从她的掌握中脱逃了出来。在那些成长的日子里，只要她母亲认为是“有教养”或者是“高尚的东西”，他都会打从心底去憎恨；而那些母亲认为“粗俗下流”的东西却成为他内心的渴求。后来进入那家小小的昂贵的预科学校后，他更愿意做那种穿着邋遢、喜欢制造麻烦的坏小子，周围的人会害怕他，崇拜他，甚至误以为他家境较差而同情他。后来因为行为不检点，他在高年级的时候被开除了，他选择直接进入曼哈顿一所高中，让他的母亲担心到了极点。那时候他还时时跟警察发生冲突，直到十八岁生日他大嚷大叫地加入了伞兵部队。他希望能证明自己的勇气，并且希望在士兵的阳刚世界里，他能获得这样的承认：他确实是一个婊子养的硬朗男人。

他的目的果然都实现了，而战争让他更确定无疑地走向自己为自己选好的方向。战争结束之后，他完全不顾母亲的泪水和哀求，拒绝了去普林斯顿这类好大学的安排，一个人悄悄地考进了中西部一所三流的理工大学。他常常很得意地向朋友解释：“政府出的钱”。就像让家里供养他上好大学是件十恶不赦的事情。在那里，他或是穿着皮夹克在课堂打瞌睡，或者流连那些肮脏的小酒吧，跟大学里其他的“硬汉”聚集在一起，在啤酒的助兴之下嘲讽通识教育。他选择了毫无疑问具有男性气概的学科——机械工程。在那里他还找到了现在的妻子，她是学校财务办公室的职员，体形娇小，温润柔和，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他做了孩子的父亲，直到好几年之后生活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之后发生的事情——据他自己说“差点疯掉了”——是某天早上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被一家水力机械工厂雇用，生活在距离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一百英里远的沙漠地区当中，房子是四百幢一模一样的建筑物当中的一所。那是一个被烈日炙烤着的小盒子，从窗子里往外看，只能看到大山的轮廓，而屋子里的书架上也几乎空无一物，除了五本发黄的工程手册。这个小盒子每晚都闹哄哄的，不是被电视的声响轰炸，就是被前来玩牌的邻居所惊扰。

谢普·坎贝尔必须承认，他在这群人中间感到了寂寞凄凉。这些年轻的男人有着迟钝的、过早地显示出成熟安稳的脸，那些女人会因为那些低俗的厕所笑话而爆发出巨大的笑声（“嘿，哈里，给咱们讲讲那个闯进女厕所的家伙！”），或者当他们的丈夫在热烈地讨论着汽车时，她们会抿着嘴安静地听。在他们当中，谢普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伪装者，是个白痴。当他假装自己是那样的人时，他也把自己带到一种他根本不想要也无法忍受的生活道路上。为了反抗母亲，他永久背弃了自己的本性。

他的脑海中开始不断出现另外一个世界的影像，那是一个本可以属于他，也应该属于他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理性的世界，而他此刻把这个世界和“东部”这个概念混合成一体。这个时候他开始相信，如果是在东部，一个男人进入大学不是为了职业培训，而是追寻智慧和美。而且在那里，任何一个已经到了能够分辨是非年龄的人都知道，“智慧”和“美”一点都不娘娘腔。在东部，他可以穿上粗呢或是法兰绒质地的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在老榆树或钟楼下散步，跟朋友聊天。当然，他的这些朋友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精英。东部的女孩们又苗条又优雅，走路的姿态落落大方，说话的声音轻柔沉稳，充满了智慧，而且绝不会嘻嘻傻笑。在寒冷的冬夜你可以邀请她们出来喝点鸡尾酒，带她们到剧院去，然后在白兰地暖洋洋的作用下，她们会跟你到一所冰雪围绕的新英格兰风格旅店，开开心心地和你滑进柔和的鸭绒被褥里。在东部，男人大学毕业之后不急着去工作，他们会在摆满了书的单身公寓里过上几年，偶尔去欧洲旅行几次，最后他们投入的事业肯定经过了漫长的深思熟虑，正如最后结婚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对象也是诸多漫长复杂的情缘里最好的一个。

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当中，谢普很快就在水力机械厂里落下个不好的名声，大家都把他看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他也让米莉很不安。当他沉浸在古典音乐和文学季刊里而变得情绪无常时，甚至吓坏了她。他在米莉面前少言寡语，偶尔说的几句话，也不再是从前那种混杂着纽约街头少年和印第安纳农夫风格的腔调——尽管米莉认为这种混合腔调很可爱——而是带着不耐烦急促语气的英式口音。后来有一个周日晚上，他先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开始发酒疯打孩子。米莉哭着把孩子搂在胸前，他就大骂米莉“无知的傻屄”，并挥拳击打墙壁，折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

一个星期后，依然苍白和惊惧的米莉帮着把衣物、铺盖和厨房用品放到车上，然后他们就踏上了风尘仆仆的东部朝圣之旅。抵达纽约之后的半年，当谢普还在犹疑着要不要做一个工程师时，他心里很清楚，这是米莉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他们第一个意外发现是，母亲留下来的钱已经所剩不多。（这些钱本来没多少，现在只够她安身在一个公寓酒店里，成为一个终日与猫为伴的满腹牢骚又势利的老太太。）在这里他们遇到数不清的挫折，对他们来说纽约巨大、肮脏、嘈杂，并且残酷。他们用最后一点储蓄租下便宜房子买来便宜食物。米莉从来不知道丈夫会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回家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绪。当他喋喋不休地谈着音乐和哲学课程时，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他在华盛顿广场干枯的喷泉里流连了好几个小时，脸上留着四天没剃的胡子时，她不止一次打开电话黄页查找精神科医生的联系电话。但是最后，他终于在史丹福联合精密仪器公司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从租来的房子搬到革命山庄，米莉的生活才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对于谢普而言，这过去的几年是他心里相对安稳的时期。或者至少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夜色逐渐凝聚，他的生活是平静安宁的。他满足地享用了烤羊肉和啤酒，正期待着跟弗兰克夫妇愉快的长谈。能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是及时调整了心态，情况完全可以比现在糟很多。当然史丹福的工作和革命山庄和桂冠剧团，跟他在亚利桑那州的东部幻想有一段距离，但谁在乎呢。这些年来的安定已经消磨了他的幻想和焦躁，他心里平和安适，对自己过去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

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即便是年轻时那个焦虑的坏小子阶段，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他在军队服役时就曾经获得了一枚银星勋章和战地指挥官的职位，那时候他才二十一岁。这些东西可是货真价实的，而且同龄人没几个能有同样的成就。“战地指挥官”——每当他脑子里浮起这个字眼，一丝暖暖的自豪感都会攀爬在喉咙和胸口里，哪个心理医生都无法从他心里拔除掉这个情结。而且他也没有再因为自己在文化上落后于同一代人而饱受困惑。他曾经嫉妒弗兰克，因为弗兰克拥有所有他所渴望的经历：上的是东部大学，学习的是文化艺术，后来在格林威治村晃荡了几年，过着不受约束的单身生活。可是现在他可以肯定自己与弗兰克·惠勒是平起平坐的，谁也没比谁更好。所以有什么可苦恼的呢，他又何必为自己上的是州立理工大学而耿耿于怀呢？

而且，如果他没有去这所理工大学，他就不会遇上米莉。无需心理医生提醒，他就能确定，要是再为娶了米莉而感到后悔，那就是真的有病。没错他们两人的背景差别很大，他已经忘记当初为什么会娶她，而且他们拥有的并不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婚姻，但米莉就是为他度身定做的女孩。有两件事让他持续地沉浸在这个浪漫化的幻梦里：她在亚利桑那和纽约的艰难时期不离不弃——他发誓自己不会忘记这个好处——以及另外一件事，她很好地适应和融入了他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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