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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斯岛（第1页）

小新娘。那时我二十岁，5英尺7英寸高，体重在135磅到140磅之间，然而有些人—切斯的老板娘，他办公室里年长的女秘书，我们楼上的格里夫人，都管我叫小新娘。有时还叫：我们的小新娘。切斯和我常拿这个打趣，不过他对外的反应是摆出一副爱怜的模样。我呢，微笑着做个鬼脸—羞涩地、默认地。

我们住温哥华的一间地下室。这房子并不像我一开始以为的属于格里夫妇，而是属于格里夫人的儿子雷伊。他有时过来修东西。他总打地下室的门进来，就像我和切斯一样。他瘦瘦的，胸部窄小，大概三十多岁吧，扛只工具箱，戴顶工人帽。他的背似乎永远驼着，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时候都猫腰修水管、接电线或者做木工活儿的缘故。他脸色苍白，咳嗽得厉害。每声咳嗽都是一份谨慎的提醒，表明他是地下室里一个必要的侵入者。他不会为了待在这里而道歉，不过也不曾像主人一样在屋里随意走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交谈，都是因为他敲门告诉我水要关一会儿，或者电要停一阵子。每个月的租金我都是现金付给格里夫人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悉数转交他，还是截留一部分补充家用。不然，她和格里先生所有的收入—她这么告诉我的—就只有格里先生的养老金了。她没养老金。我还根本不够老呢，她说。

格里夫人总是从楼梯上往下喊话，问雷伊怎样了，要不要喝杯茶。他总是回答他很好，没时间喝。她说，他干活太辛苦啦，就像她自己一样。她试图向他“推销”一些她多做的甜点，蜜饯啊饼干啊姜饼啊—这些她也总是试图塞给我。他会说不要，他刚吃过饭，或者他在家里吃得太饱了。我也总是推辞，不过等她劝到第七第八次，我只好屈服。面对她的劝说和失望，再拒绝下去就尴尬了。我真羡慕雷伊，他总能坚持说不要。他甚至都不会说：“不要了，妈妈。”他就是不要。

然后她试图找些话题来聊聊。

“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吗？”

没什么。不知道。雷伊从不显得粗鲁或急躁，不过也从不对她让步。他的身体啊，还行吧。他的感冒啊，还行吧。康尼斯夫人和艾瑞娜也总是还行吧。

他住在康尼斯夫人家，它位于温哥华东部某处。就像在这里一样，他在康尼斯夫人家也总有不少活儿要干—所以他在这里一干完活就得走人。他也帮着照料康尼斯夫人坐轮椅的女儿艾瑞娜。艾瑞娜有脑瘫病。“可怜的东西。”在听雷伊说艾瑞娜还行吧之后，格里夫人总会感慨一句。她从不当面责备他为这不幸的女孩耗费时间：到斯坦利公园散步啦，傍晚跑出去买冰激凌啦。（她知道这些，因为她经常同康尼斯夫人通电话。）不过她对我抱怨过：“我没法不去想象她淌了一脸冰激凌的模样。没法不去想。人们肯定都瞪着他们瞧呢。”

她说，她推轮椅带格里先生出门，人们都瞪着他们瞧（格里先生中风了），可那是另一回事，他一旦出门，就不会乱动，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而且她总把他收拾得体体面面。而艾瑞娜会晃来晃去，发出咯咯咯咯的怪响。这个可怜的东西没法控制自己呀。

康尼斯夫人或许打着什么小算盘呢，格里夫人说。等她不在了，谁来照料这个瘸女孩？

“应该有条法律规定，健康的人不能和这种人结婚，可惜至今为止都没有。”

格里夫人请我上去喝咖啡，我从来没啥兴趣。我忙着自个儿在地下室里过小日子。有时她敲门，我会装作不在。不过那样一来，一听到她打开楼梯顶上的门，我就得赶紧关灯、闩门，还得一动不动待着，听她用指甲叩门，颤巍巍地喊我的名字。然后，我还必须至少一个小时都保持安静，忍着不冲马桶。要是我说没时间，有事要忙，她总会笑着反问：“什么事呀？”

“我在写信。”我说。

“写个没完，”她说，“你一定想家了。”

她的眉毛是粉色的—她红粉色头发的一种变体。我想那头发不可能是天然的吧，但她怎么能把眉毛也染了呢？她的脸瘦瘦的，抹胭脂，表情轻快，牙齿又大又亮。她对于友谊、对于陪伴真是胃口十足，根本不管你如何拒绝。切斯在火车站接到我，带我来公寓的第一天早上，她就端着一碟糕点，带着狼外婆的微笑敲开我们的门。我旅行帽都没顾得上摘，切斯正扯着我的腰带呢—就给她硬生生打断了那事。糕点又干又硬，覆了层浅粉色糖霜，庆祝我的新婚。切斯答话很简短。他必须在半小时内回去上班。等到终于把她甩掉，他已经没时间继续才起了个头的事了。他只好一个接一个地吃糕点，抱怨味道像锯末。

“你老公真严肃，”她对我说，“我忍不住要笑哦，每次看到他来来去去，他总是这样严肃地瞪我一眼。我真想告诉他放轻松点，他又不是肩头上压着整个世界嘛。”

有时，我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或者撂下正在写的段落，跟她上楼。我们坐在她的厨房桌子边。桌上铺块蕾丝桌布，摆一面八角形镜子，里面映着一只搪瓷天鹅。我们用瓷杯喝咖啡，用相配的小盘子吃点心（又是那些糕点，再不然就是黏乎乎的葡萄干挞或油乎乎的烤饼），用小巧的绣花餐巾碰碰嘴唇，擦掉糕饼屑。我正好面对瓷器柜坐，柜里摆满各种各样的高级杯子、糖和奶油套罐、盐瓶和胡椒瓶，花瓶、茅顶屋形状的茶壶和百合状烛台，全都太漂亮，或者太精巧，不适合日常用。每月一次，格里夫人会拾掇瓷器柜，清洗干净每样东西。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着与我的未来、与她断定我会拥有的房子相关的各种事，她说得越多，我越觉得四肢像被铅块压着，沉甸甸的，也就越要在上午才过半的时候打上一个又一个哈欠，想爬开、藏起来、打个盹。不过表面上，我宣称对一切充满仰慕。瓷器柜里的玩意儿，格里夫人的治家规则，每天早上她换的成套服装，紫红和珊瑚色图案的衬衫和毛衣，配套的人造丝巾。

“永远先把衣服穿戴好，就好像你要出门一样，做好头发，化好妆，”她不止一次看到我还穿着睡衣，“然后，如果你要洗东西或烤东西，再围一条围裙就可以了。这能让你振作。”

而且永远要在手头备一些烤好的糕点，以防不速之客。（据我所知，她从来就没什么客人，除了我以外，而我根本不能说是什么不速之客。）而且绝不要用大口杯盛咖啡待客。

这些都并非直截了当表明的。而是以“我总是……”或者“我总喜欢……”或者“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这样的语气暗示的。

“哪怕住在荒野的时候，我也总喜欢……”我一心想打哈欠或尖叫，不过突然惊醒了。她在哪里的荒野住过？什么时候呢？

“哦，在海边啦，”她解释道，“从前，我也是个新娘来着。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呢。在联合湾。不过不算太蛮荒。叫作库特斯岛。”

我问她那是在哪里，她回答：“哦，很远啦。”

“那一定挺好玩的。”我说。

“呵呵，好玩，”她说，“如果你觉得熊好玩的话。如果你觉得美洲狮好玩的话。要我说，我宁愿多来点文明呢。”

厨房与起居室之间隔着橡木滑门。滑门总是拉开一点，坐在桌子一头的格里夫人可以时刻看到格里先生，后者待在窗前的躺椅上。她总称他“我坐轮椅的老公”，不过其实只有在她带他出门散步时，他才坐轮椅。他们没有电视—那时电视仍是种新奇玩意儿。格里先生就那么坐着，看着大街，街对面的锡蒂斯兰诺公园，公园后面的巴拉德海湾。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会一手拄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椅子背或撑着墙，自己挪过去。一旦进去，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不过不用帮忙。格里夫人说，有时事后她得进去清理一下。

我通常能够看到的格里先生，仅限于一条从鲜绿色躺椅上伸出的裤腿。我在的时候，他有一两次跌跌撞撞地去了洗手间。一个高大的男人—大大的脑袋，宽肩膀，大骨架。

我没看他的脸。我受不了因为中风或者疾病而瘫痪的人，看了直揪心。我不敢看的并不是无力的肢体或者厄运导致的其他生理缺陷—而是他们的眼睛。

我相信他也没看我，尽管格里夫人高声告诉他，我从楼下上来做客。他发出一种咕哝声，很有可能那就是他所能表示的欢迎，或者不屑。

我们的公寓有两间半。是带家具出租的，按照此类地方的规矩，只是马马虎虎地提供了一点设施，用的都是本来要扔掉的东西。我记得起居室地板铺了长方形和正方形油毡边角料—颜色和图案千奇百怪，硬凑到一起，用金属线缀连，像一床碎布拼花被。厨房里的投币式煤气炉也一样，里面塞满硬币。我们的床位于厨房外的一个凹室—它严丝合缝地嵌进凹室，只能从床尾爬着上床。切斯在书上看到，土耳其后宫女郎都是这样爬上苏丹的御榻，先亲吻他的脚，然后爬上前去，膜拜他身体的其余部位。于是我们有时也这么玩。

床脚有道帘子成天拉着，隔开凹室和厨房。是一幅旧床单做的，布料滑不溜秋，缀着流苏，一面是黄卡其色，带酒红色花朵和绿色叶子，朝床一面则是酒红和绿色条纹图案，卡其色的花朵和叶子像鬼影浮现其上。这帘子是我对公寓印象最深的一件东西了。这不奇怪。从激烈的性爱到其后的余味袅袅，这片布始终在我眼前晃动，提醒我婚姻生活的好处—为此我承受了始料未及的做个小新娘的羞辱，还遭到一个瓷器柜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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