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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40分。克劳福德·斯隆驾驶着一辆别克萨默塞特轿跑车，离开CBA新闻总部的停车场。像往常一样，他开的是CBA的车，它是包含在他的雇佣合同中的，他还可以让司机来开车，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他自己开车。几分钟后，他从第三大道转到59街，向东朝着罗斯福快速路驶去，心里还在想着刚刚结束的直播。

一开始他在考虑和因森的事情，然后他决定明天之前，不再想这位执行制片人。斯隆丝毫不怀疑自己与因森对抗的能力，他坚信自己能把因森送上电视台副总裁的位置，尽管听起来职位很高，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斯隆从未考虑过自己离开，而对方会留下的情况。就算有人暗示过他，他也只当作一个笑话。

相反地，他想起了哈里·帕特里奇。

斯隆很认可帕特里奇在报道达拉斯新闻的过程中匆忙但出色的表现，这更证明了他卓越的职业水准。通过达拉斯沃尔斯堡机场的寻呼系统，斯隆成功地联络到帕特里奇，并向他以及丽塔、明和欧哈拉表示了祝贺。主播经常会这样做——作为一种应有的品德——但是，当与帕特里奇有关时，斯隆就表现得不太热情。这种潜在的感觉使斯隆在对话中显得很尴尬，就像他平时和帕特里奇交谈时那样。而帕特里奇尽管听起来有些疲惫，但还是很自在的。

斯隆在车里，默默地扪心自问：我觉得哈里·帕特里奇怎么样？答案也是同样诚实的：他让我感到地位不稳。

这个问题和答案都可以追溯到不远的过去。

他们二人相识已经超过20年了，这与他们为CBA工作的时间一样长。两人几乎同时进入CBA新闻台工作，从一开始，他们就事业有成，却性格迥异。

斯隆个性挑剔，一丝不苟，着装和言谈十分讲究，他享受获得权威的感觉，会自然地表现出来。晚辈们都习惯称呼他为“先生”，迎面碰到也会给他让路。对于不太熟悉的人，他总是很含蓄，稍显冷淡，尽管他敏捷的思维几乎不会错过任何人际交往中的信息，不管是明说还是推断。

而帕特里奇正相反，他的行为比较随意，不修边幅，最爱穿花呢夹克衫，很少穿正装。他处事方式比较随和，平等相待，让人感觉很舒服。有时，他给人的感觉是对什么事都不太在乎，不过，这些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假象。帕特里奇在记者生涯的早期，就学会了把自己敏锐超群的智慧隐藏起来，当他看起来没有权威的时候，就能发现更多的东西。

他们二人的背景也很不相同。

克劳福德·斯隆来自克利夫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克利夫兰，他接受了早期的电视职业训练。哈里·帕特里奇则是在多伦多的加拿大广播公司开始职业生涯的，在此之前，他在加拿大西部的小广播电台和小电视台里做播音员兼气象预报员，他出生在离卡尔加里不远的阿尔伯塔省一个叫德温顿的村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

斯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帕特里奇连高中都没念完，但在新闻工作中，帕特里奇实际的教育水平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CBA的工作表现不相上下，结果他们就被视为竞争对手。斯隆把帕特里奇视为对手，甚至是阻碍自己晋升的威胁。然而，对于帕特里奇是不是也这样想，他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

两人之间的竞争在报道越南战争时达到了白热化。他们在1967年年末被电视台派到越南一起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确实合作了。斯隆把这场战争当作自己晋升的绝佳机会，他那时已经盯上了全国晚间新闻主播的位子。

斯隆知道自己晋升的关键，在于尽可能频繁地出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因此，到达西贡不久之后，他就决定不能离开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这个“东方五角大楼”太远，司令部位于西贡5英里以外的新山一空军基地。就算要外出，他也会尽早返回。

很多年以后，斯隆还记得自己与帕特里奇有过这样一次对话。帕特里奇说：“克劳福德，就凭参加‘西贡蠢话’和在‘卡拉维尔’无所事事，你是不会真正了解这场战争的。”“西贡蠢话”是记者团对军方吹风会的戏称；“卡拉维尔”酒店的酒吧是国际新闻媒体、高级军官和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的地方。“如果你说的是有危险，”斯隆傲慢地回答，“我可以跟你一样出生入死。”

“我说的不是危险，反正我们都要去冒险。我说的是深度报道。我想要深入了解这个国家。有时候我不想提军事，不只是执着于报道人们想看的交火枪战的新闻。那样就太过简单了。如果我做军事报道，我就会到前线去，看看美国新闻处发言人说的是不是真的。”

“要做到那些，”斯隆指出，“你得一次离开好几天，甚至好几周。”

帕特里奇看起来很开心：“我就知道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你一定也明白我接下来的工作，能够让你几乎每晚都出现在新闻里。”

斯隆对于被人看透心思感到不太舒服，尽管最后事实就是如此。

没人会说斯隆在越南工作不努力。他很努力，而且也冒过险。有几次他冒着枪林弹雨，在越共所在的地方采访，在危急关头，他也有着和常人一样的恐惧，怀疑自己能否活着回去。

事实证明，他总是安全返回，很少离开超过24个小时。而且，他带回的报道，总是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加上战争中年轻的美国人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这正是纽约总部想要的新闻。

按照自己的精明计划，斯隆不必过多地去冒险，就经常能够参加更有新闻价值的西贡军事和外交吹风会。只有在很久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斯隆的报道是多么肤浅，才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中，惊心动魄的画面竟然能比深度的分析，甚至事实更加重要。但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一切时，对克劳福德·斯隆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斯隆的整体策略奏效了。他在镜头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越南的时候更是如此。他深受纽约马蹄组制片人们的喜爱，频繁地在晚间新闻中出镜，有时甚至一周3~4次，这不仅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观众，还引起了CBA总部高层的注意。

然而，哈里·帕特里奇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特立独行。为了挖掘深层次的新闻，他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调查，与摄影师一起奔赴越南的偏远地区。他学习美国和越共的军事策略，探究双方策略失败的原因。他研究双方的力量对比，在前线搜集关于地面和空中打击效力、伤亡情况和后勤保障方面的素材。他的有些报道与西贡的官方军事评论相矛盾，有些则证明了评论的正确性。正是这种对美军没有偏见的报道，把以帕特里奇为代表的一小部分记者与报道越战的大部分记者区别开来。

当时，大多数越南战争报道都是负面和敌对的。一些年轻记者很同情身在祖国的反战示威者，所以不时地表达对美军的不信任，甚至是鄙视。大多数媒体报道都反映出这种情绪。典型的例子就是敌人的新年攻势。媒体宣称新年攻势是共产主义完全彻底的胜利，但是20多年后，研究者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是真的。

哈里·帕特里奇是当时报道美军在新年攻势中表现极佳的记者之一，当时敌人的表现并没有外界报道的那么好，而且也有失败的方面。起初，马蹄组的高级制片人质疑这些报道，还想要延后播出。幸好，经过讨论，帕特里奇以其可靠准确的记录胜出，大部分报道都播出了。

在帕特里奇未播出的报道中，有一条是批评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德高望重的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克朗凯特在新闻节目中表达出了消极的个人意见。

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档“新年攻势之后”的特别节目中，声称“在越南的血腥遭遇”将“以僵局告终”，并且“我们只能不择手段扩大战争，而敌人也会与我们抗衡到底……”

他接着说：“那些相信我们快要胜利的乐观主义者一开始就错了。”因此，克朗凯特敦促美国“谈判，不是作为胜利者，而是作为不辱使命、竭尽全力捍卫民主的可敬的人们”。

克朗凯特这段强有力的评论，再加上真实的新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为反战运动助力并令其合法化。”有报道称林登·约翰逊总统说，如果自己失去了沃尔特·克朗凯特，就失去了国家。

帕特里奇通过在越南一线的采访，试图证明不仅克朗凯特错了，而且这位主播明知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力有多大，却仍然行为失当，用一位被采访者的话来说，就是“像未经选举的总统一样，与他自夸的新闻公正原则相违背”。

当帕特里奇的报道传回纽约时，大家讨论了很久，最终，CBA的最高决策者们达成一致意见：攻击沃尔特这位国家领袖级别的人物必败无疑。然而，帕特里奇报道的非官方版本却在电视新闻业内秘密流通。

帕特里奇为了深入战斗激烈的地区，常常离开西贡长达一周甚至更久。有一次，他在柬埔寨做地下采访，与外界隔绝近一个月。

不过，每次他都能带回令人震撼的报道，有些深刻的见解甚至在战后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没有人会对帕特里奇是一名出色的记者这一点产生怀疑，包括克劳福德·斯隆。

可惜的是，由于帕特里奇的报道比较少，所以比斯隆的出镜率要低，并没有引起很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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