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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宁静旅馆（第1页）

请注意，我现在要给诸位讲些什么！

我买了一口硬纸板的新箱子，将我的新燕尾服放在里面。这套燕尾服是由巴杜比采制衣公司的裁缝师傅按照我的充气橡皮躯体做的，是我亲自到公司取来的。这个公司的代理商的确没撒谎。他用那仿羊皮纸带给我量了胸围等等，将量好的尺寸记在纸带上，将纸带放到一个信封里，拿上预付金就走了。后来，是我自己上他们公司去取的燕尾服。这套衣服非常合我的身。我倒没怎么太在意这套燕尾服，而更注意我的充气躯体，我的那上半身。制衣公司经理跟我一样，也是个小个子。他仿佛明白我的心思，想让自己比现在高一点儿，而且越来越高。他知道，我很在乎能跻身于公司仓库天花板那儿的人群之中，于是把我的充气躯体也挂到那里。那可真叫壮观！天花板底下飘挂着将军和军团指挥官们的上半身，还有著名演员的上半身，甚至连汉斯·艾伯斯也在这里做燕尾服，他的上半身也挂在这天花板下。穿堂风吹进敞着的窗户，一具具上半身人体模型像云彩，像天上的绵羊在行走。每具上半身人体模型都拴了根小绳，绳线上拴着写有人名地址的卡片。过堂风一吹，这些卡片像被鱼钩抓住的小鱼一样跳动不止。经理将我的卡片指给我看。我读了一下我那卡片上的地址，将我那半身模型扯下来。它的确很小，我看着它几乎要哭出来。可是，当我看到大将军的上半身，还有我们旅馆老板贝朗涅克的上半身也都挂在我旁边，就不禁开心地笑了。我为自己能到这样一家公司来做衣服而感到高兴。经理又拽动另一根绳，说这件衣服是他做的，这是教育部长定做的。还有一件小一些的，是国防部长的制服，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立即付了钱，还另外加了两百克朗，略表一个小小服务员的心意。我就是这个正要离开金色布拉格旅馆，到斯特朗奇采的宁静旅馆去干活的服务员。是世界上第三大公司，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商将我介绍到这家旅馆去的。我告别了布拉格郊区的旧旅馆，来到布拉格城区，带着这口箱子再从布拉格城区奔向斯特朗奇采。那是在一个上午，始终下着雨，不止下了一个晚上，而是一下就好几天，一路泥泞。小溪穿过荨麻、滨藜与牛蒡，湍急的溪水浑浊如加奶咖啡。我按照指向宁静旅馆的箭头，一脚泥巴一脚水地往山坡上爬，经过好几座残枝败叶的小楼。突然，我实在忍不住笑了，只见在一座小花园里，一棵已劈成两半的杏子树上结满累累果实，秃了顶的房主用根铁钩在钩那披散下垂的树冠，树干枝子由两个妇女从左右两边撑着，以免断裂。没想到刮来一阵大风，铁钩一弹，树枝断了，连枝带杏全都压在秃头房主的身上。他的头被树枝剐出了血，躺着动弹不得。两个娘们儿哈哈大笑。那男人瞪着眼睛高声吼道：“你们这些臭婊子，猪婆子，等着瞧吧！看我起来不收拾你们！”这两个女人大概是他的两个女儿，或者是他的老婆和一个女儿。我摘下帽子说：“先生，到宁静旅馆是走这条路吗？”他根本不答理我，只动弹了一下，可又起不来。男的躺在地上，全身覆盖着树枝，压满了熟杏子，女的哈哈大笑，这场面真够精彩的。她们帮他挪开树枝，好让他能爬起来。现在他已慢慢跪起，站起。他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的贝雷帽戴到秃头上。我干脆走了，继续爬我的坡。我发现，眼前的这条路铺了沥青，道路两边嵌着花岗岩小石块。我敲掉鞋上的泥巴和黄黏土，登上山冈，滑了一跤，摔着了膝盖。头顶上的乌云匆匆而过，顿时天空一片蔚蓝。我在山冈上终于看到这座旅馆。它精致得像童话里的宫堡，有着中国建筑风格，又仿佛是蒂罗尔或里维埃拉哪个地方一位大富豪的别墅。白墙红屋顶，由波形瓦盖成。所有三层楼上的小窗子都是绿色百叶窗，而且每一层楼都矮一点点，最后一层就像摆在楼房顶上的一座漂亮亭子。亭子上方有个全由绿色小窗组成的小塔，像一个瞭望台，又像里面装着仪器、外面插着风向标的气象站。每层楼上的每个窗户旁都装有一扇门，门上也装有绿色的百叶窗。我继续往前走，不管在路上，还是在窗口在凉台上，都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听到一丝丝清香有如冰激凌的微风，犹如一闪而过、几乎看不见的雪花，真可以拿个勺子来品尝一口。我当时觉得，要是随身带了面包，我大概可以就着这面包来喝这几乎甜香如奶的空气。我已经走进了旅馆的院子。小道上的沙土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浓密的青草刚被修剪过。我走在松树林中，从那儿可以看到一块长长的草坪，青草浓密而整齐。宁静旅馆在草坪的那一边，且隔着一座小桥，显得更加遥远。要进到旅馆里面，先得通过一道玻璃门，然后还有一道铁制百叶窗门，这门作为一种装饰安在白墙上。旅馆门口还装着白栅栏，栅栏下方是假山悬崖。我犹豫一下：我究竟该不该到这儿来？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瓦尔登先生是不是真的事先与他们谈妥了？我这么一个小小服务员，是不是配到宁静旅馆来工作？突然，我感到有些害怕。这里哪儿也见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丁点儿声音呀！于是，我转身往花园里跑，可突然听到一声很尖的哨音，急迫得让你没法不停住脚步。这哨子吹了三下，仿佛在喊：“谁！谁！谁！”然后又吹了一声长音，惊得我骤然回过头来。之后又是几声短音，仿佛有根绳子把我套住，将我拽回到玻璃门里。突然，有个胖子坐着轮椅冲我驶来，这就是那个手里握着套索，胖脑袋上的嘴里安了个哨子的人。这时，他手里的套索抓得这么紧，乃至他的轮椅猛地一下停了。因为停得太急，这胖子的重心移到前面，差一点没摔下来。不过，他的秃头上戴着的假发挪位了。胖子重又将假发挪回到脑后一点儿。就这样，我遇上了宁静旅馆的老板吉赫先生。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我谈到瓦尔登先生这位冯伯克尔公司的台柱子代理商的推荐。吉赫先生则说他从早上起就在等我，但他拿不准我是不是来得了，因为下着暴雨。他让我去休息一下。后来，我便穿上燕尾服去见他，想听听他对我的要求。我没正面看他，也没想看他，可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被他吸引住了：瞧这轮椅上的特大身躯，胖得仿佛就是米什兰牌轮胎广告。然而，长着这样一副肥胖体格的吉赫先生却特别高兴。他坐着轮椅在墙上装饰着鹿角的前厅里转来转去，仿佛奔跑在草坪上那样敏捷自如，真是比走路还来得轻巧。吉赫先生又吹一下哨子。这哨声不同于前面的任何一次，仿佛这哨子对每次该怎么吹都心中很有数。这一哨声立即将一位穿着黑衣白围裙的客房女服务员叫了来。吉赫先生对她说：“温达，这是我们的第二名餐厅服务员，你把他带到他的房间里去！”温达一转身，我便看到她两瓣匀称的屁股。她每走一步，那半边屁股就扭动一下。她左右挪步，那两瓣屁股就交替着一前一后地扭动，怪好看的。她的黑发盘成一个纺锤般的髻，我的个头虽然还没有她的发髻那么高，可我已经在盘算着：为能跟这个女服务员搭上关系，我一定要想法攒点儿钱，她将是我的。我要用花瓣在她的胸脯上、屁股上摆成花圈儿。每当我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尤其是漂亮女性时，我就显得软弱无力，但只要一想到万能的金钱，我便勇气倍增。可是，这个女服务员并没有将我带到楼上，而是走到一个平台，然后下楼梯来到一座小院里。这时我才看到厨房和两个戴白帽子的厨师。我还听到刀叉碰撞声和欢快的笑声。有两张肥胖的脸和两双大眼睛凑到窗户边，然后又是一阵大笑。只听得笑声渐渐远去，我立即提着箱子走开。我尽量将它提得高高的，以弥补我这矮个子的不足。既然连高鞋跟儿也帮不了我多少忙，我只好扯长脖子，把头抬得高高的。我们一道走过院子，看见那儿有座小房子。我感到失望，想当初我在金色布拉格旅馆住得跟宾馆客人一样，而在这里我住的却是杂工伙计的房子。温达将衣柜打开给我看一下，又开一下水龙头，水流到洗脸池里。她还将被子掀开说床上铺的是干净床单，然后高不可攀地对我笑笑便转身走了。我从窗口看到，她走过院子时，没有一步不像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连站在某个地方搔痒痒都办不到，只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拽着她的鼻子那样，目不斜身不歪地往前走。这跟我从前所在的那个旅馆大不一样：那时总是派我去买花。把花买回来之后，由一群姑娘们来布置橱窗，将装饰布用钉子钉到板子上。她们一个挨一个地趴在地上，由其中一个拿着小锤子，钉着那打褶的粗呢和灯芯绒。钉子用完了，她就从她身后那位姑娘嘴里抽出几个接着钉下面的褶。她们在橱窗里边干边玩，快活得很。我站在橱窗外面，手里提着一只装满唐菖蒲的篮子，地上还摆着我的装满法兰西菊的另一只篮子。我一直在欣赏这些布置橱窗的女孩们趴在地上的那个样子。那时正是上午，橱窗外站满看热闹的人。那些女孩大概忘了她们是在橱窗里，还不时地在屁股上搔痒痒什么的，然后又四肢着地趴到窗板那儿去钉钉子。她们脚上穿着便鞋，手里拿着锤子，边干边哈哈大笑着，连眼泪都笑出来了。有一个笑得连衔在嘴里的钉子也蹦出来。女孩们还你推我搡地打闹着玩，小衬衫的扣子也开了，连乳房都露出来，像塔顶的钟一样直晃悠。她们其中有一个看一眼橱窗外的人们，立即沉下脸来，夹起胳肢窝，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她向另一个女孩指一下橱窗外的人群。那个笑得流出眼泪的女孩儿吓得猛一收肘子，平衡没掌握好，仰面一跤，那样子就更不雅了，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我坐下来，脱去沾满泥巴的皮鞋，还有裤子，打开箱子，想将燕尾服挂起来，心里十分怀念我的金色布拉格旅馆，天堂艳楼。眼前老浮现出我那石头筑成的小镇，好多好多的人，热闹拥挤的广场。这三年来，我在野外见到的全是鲜花，这些我每天都去采摘的鲜花、小公园，还有我给天堂艳楼小姐们摆花环的花瓣儿。我拿起那套燕尾服，心里渐渐明白，我原来在金色布拉格旅馆的那位老板是何许人也。三年来，我所见到的这位老板，原来也是个“妻管严”啊！实际上他比我的个子还要小，他也跟我一样相信金钱万能。他拿了钱不仅去逛天堂艳楼找漂亮女人，甚至背着他太太坐车到布拉迪斯拉发、到布尔诺去找乐子。听人家说，他在他太太找到他之前，便抓紧时间花掉好几千块钱，而且在每次寻欢作乐之前，就先将回程车票钱和准备给乘务员的小费留出来放在马甲口袋里，用根别针别住，免得把钱全花光了连家都回不去。他个子小得听说常让乘务员像抱小孩一样将他抱在怀里送回家去，而且他总醉得昏睡不醒，只是一个劲儿地擤鼻子，像小海马似的哼哼唧唧折腾上一个礼拜。可一个礼拜之后，他又活了。现在我知道了，他爱喝浓葡萄酒，葡萄牙葡萄酒，阿尔及利亚葡萄酒，还有摩洛哥葡萄酒。他喝酒的时候很严肃，喝得很慢，看上去像几乎没喝的样子。我老板喝酒的做派很美，先在嘴里衔一会儿，然后像吞一个苹果似的咕嘟一下吞进肚里。每喝一口，都轻声宣布一声说他热得跟撒哈拉的太阳一样。他有时跟一桌客人在一起吃饭时也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地上。他那些开心的朋友就去将他的太太叫来，让她将她的丈夫带走。她还真的来了，从她所在四层楼上的那套房间坐电梯来到她丈夫这儿。这并不是她的耻辱，恰恰相反，大家都向她鞠躬致意。我老板或躺在桌子底下，或坐在椅子上、饭桌旁睡着了。老板娘抓住他的大衣领子，将他从地上一把揪起，仿佛她抓起的只是一件大衣。老板坐起来，老板娘又将他按到地上。可老板没有倒下，老板娘又把他提到半空中，真的像提一件大衣一样轻而易举。到这个时候，老板通常就醒了。他挥一下手，老板的太太果断地打开电梯门，将他往电梯里一扔，他的两只脚咚咚敲打几下，她立即进到电梯里，关上电梯门。我们透过玻璃门看到老板躺在电梯地板上，他太太则站在他的面前，像升天一样升到四楼上去了。听旅馆里的常客们说，许多年前，我这位老板买下金色布拉格旅馆时，他太太也是常客中的一个。那时楼下就是一个文学沙龙，到今天只剩下诗人兼画家东达·约德。那时他们常在这儿举行讨论会，读书，演戏。老板娘总是跟她丈夫争得最厉害。几乎每隔两个礼拜都要为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斯美塔纳或杨纳切克之类的问题吵一架，甚至开始泼酒，然后打起来。老板养了一条西班牙长耳狗，老板娘养了一条狐狗。它们的主人因为文学而争吵起来，连这两条狗也忍不住互相咬斗一番。然后，老板和我们那位老板娘又和好如初，沿着城郊小溪一道散步去了。后面跟着汪汪叫着的那条狐狗和西班牙长耳狗，它们那被咬破的耳朵上贴着橡皮膏，或者任那文学之争后咬出的伤口随便晾着。之后，大家都平静下来，以便一个月之后再重新开战……这该多有意思！我真想再见识见识。这时我已穿着那套新燕尾服、浆得笔挺的白衬衫和白蝴蝶领结站在镜子前。当我将带有小刀和镍柄的新酒瓶钻刚放进衣兜时，立即听到一声哨响。我跑到院子里，只觉得有个影子从我身上一闪而过，有个什么人跨过篱笆，两块布料之类的东西就像上次那两个乳房一样扣住了我的脑袋。原来是一个穿燕尾服的服务员绊了一跤。他连忙爬起来，他那燕尾服的尾襟扇起一股风，朝着召唤他的哨声继续奔去。他急匆匆踢开门，摆动着的门玻璃裂了，映出来的院子和一步步靠近的我也变得比原来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才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旅馆到底是为谁建造的。两星期以来，我一直为我来到这么个地方而感到惊讶不已，心想待在这么个地方能生活吗？可在这两个礼拜，我就得了好几千克朗小费。这是我的钱，我的小费。我一个人住在房间里也不觉得闷，没事儿我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数一数，一有空儿我便数钱。虽然我只有一个人，可我觉得我不止一个人，而另外还有人在看着我，就像领班兹登涅克的那种感觉一样。他在这里已经两个年头了，可总是随时准备着跨过篱笆，听到哨声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餐厅里。实际上，这里一天到晚没什么活儿好干。我们打扫餐厅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当大家在更换和检查餐巾和桌布时，我就和掌握地窖钥匙的兹登涅克准备饮料，并检查一下是否有足够的冰镇香槟和三分之一公升装的皮尔森出口啤酒，又将白兰地酒拿到备餐室。然后，我们就到花园去，实际上是到公园里去，在那儿围上围裙，把小路耙平，重新整理干草垛。我们每隔两个礼拜就要把旧的干草垛搬走，换上刚割下的新麦秆做成的草垛，或者把已经扎好的草垛搬到放着旧草垛的地方，然后再来扫干净各条小道。可通常只让我来扫，而兹登涅克总在附近哪个小别墅里陪着他的什么干女儿。只是他这么说而已，我想肯定不是什么干女儿，而是他的情妇，不是单独到这儿来住上一个礼拜的太太们，便是哪家到这儿来准备国家考试的女儿们。我一边耙着沙土，一边朝后面隔着树林和宽阔的草坪瞅瞅我们那个旅馆，那地方白天像是一所教会办的寄宿学校。我老想象着，大门口会跑出一群拿着皮包的姑娘和小伙子，或者从这儿走出一群穿着针织毛衣的青年男士，后面跟着他们的仆人，或者会来一个什么企业家，后面跟着一个为他搬来藤靠椅和小桌子的男仆，接着，便有女仆来给他们铺上桌布，再后来，跑来一群孩子，开始跟他们的爸爸撒娇。这时候，太太才打着阳伞姗姗而来，摘下手套，等大家都坐定之后，她就开始倒咖啡……可是，整整一天没有一个人从这大门里面走出来，也没有一个人从这大门外面走进去。然而客房女服务员每天照样打扫房间，给十个房间更换床单被套和擦拭灰尘。厨房里照样准备宴席。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准备这么多道菜的。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也只是在贵族圈子里或者从我原来那个金色布拉格旅馆服务员领班那儿听到过。我那领班曾经在威廉明娜号豪华海轮头等舱的餐厅当过服务员。不过后来这艘船沉没了，领班幸免于难。他逃生后与同船一位漂亮的瑞典女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班牙到达直布罗陀。那条轮船算是沉了，而他所讲述的威廉明娜号豪华海轮头等舱的宴席，大概有点像我现在服务的这个宁静旅馆的排场。

尽管我在这儿该算满意的，但我还是经常受到惊吓。比方说我清理完园中小道之后，将一把躺椅搬到树林后面，可只要我一躺下瞅瞅天上的行云，这里就常常乌云滚滚，只要我稍微喘口气打打瞌睡，哨声马上就会响起，仿佛老板就站在我身后。这时，我就得选一条最短的路跑去，边跑边解下围裙，像兹登涅克那样，跨过篱笆，直奔餐厅，向老板报到。他总是坐在轮椅上，仿佛总有什么东西压着他不舒服，老要掀那毯子。我们又得帮他盖好，弄平，在他的肚子那儿绑上一根带子，就像消防队员身上的那种带弹簧扣的带子一样，也有点儿像磨坊主拉丁姆斯基先生绑他的两个孩子那样。那两个孩子常在磨坊引水沟边玩耍，他们旁边躺着一条大狗。当名叫哈里和云吉尔的两个孩子摇摇晃晃走近引水沟，还没等他们掉下水去，大狗就会跑过来，叼起他们身上那根带子上的弹簧扣，将他们送到远离这引水沟的地方。我们也常常钩起老板那个弹簧扣，不是把他一提就提到天花板那儿，而是提起一点儿，让他的轮椅空出来，以便给他整理一下毯子或换上一条新的，然后再将他放回轮椅上。将他吊在半空中的时候，那样子也够可笑的。他整个身体都弯着，脖子上挂着的哨子正好与他那弯曲的身体构成一个三角形。然后，他又坐着轮椅转遍大厅和各个大小房间，整理摆放各处的鲜花，我们这位老板特别爱干女人干的活儿。总而言之，旅馆的各个地方，尤其客房的摆设十分讲究，就像一个大庄园主宅邸的房间一样，到处都挂着帘子，摆着文竹，每天都有新剪的玫瑰、郁金香和其他鲜花。老板坐着轮椅将它们左摆弄右摆弄，远看近瞧。他不光看花，而且还琢磨这些花儿跟周围的摆设是否相协调。每个花瓶底下的垫子都不一样。当他整整一个上午美化完各个房间之后，就开始整理餐桌。通常只准备两张桌子，最多坐十二个人。当我和兹登涅克默默无声地将各类碟子刀叉摆到桌上时，安静而又热心的老板便一个劲儿地摆弄放在桌子中央的鲜花，检查我们在备餐室里是不是修剪好了足够的鲜花，在水里是不是准备好了足够的文竹枝，这是最后用来装饰桌布的，在客人们就座之前片刻摆上。当餐厅一切就绪，旅馆里，充满着就像老板所说的比德迈风格的魅力，他便坐着轮椅一直走到我们客人的进口处——大门前。在那儿停一会儿，背对着大厅和房间，脸朝大门，定一定神，然后，轮椅猛然一掉头，径直朝厅里驶来，俨然像个陌生人，一位从来没到过这里的客人。他惊讶不已地打量着大厅，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参观，内行地细细考察着一切，连帘子也要检查到。这时，我们得打开所有的灯。准备工作结束后，全部灯都得亮着。这时，我们的老板容光焕发，仿佛忘了自己的体重为一百六十公斤，走不了路。他还带着一双外来人的眼睛，坐着轮椅巡视一遍，然后又换上自己的眼睛，搓一搓手，不同一般地吹一下哨子。我已经知道，一会儿就会跑来两位厨师，向老板作最详细的汇报：龙虾和牡蛎烧得怎么样了，苏沃洛夫的馅儿拌得如何，萨比科尼做得好不好。我来到这个旅馆的第三天，我们老板坐着轮椅撞倒了大厨，因为老板发现他往香菇小牛肉里放了些蒿子。后来，我们把那个整天睡大觉的杂役工大汉叫醒了。他能把晚宴所剩的一切都吃下去。满满的一盘香肠什么的，我们好几个人连同客房女服务员一起都吃不了的一大份饭菜，他都能给你吃下去。瓶子里剩下的酒水，他也都能给你喝光。他力气特别大，一到夜里他就围上一块绿围裙，在灯光照得通亮的院子里劈柴。他别的什么也不干，只是劈柴，用斧子有韵律有节奏地劈着，把傍晚锯断的木头统统在夜里劈掉。当然，后来我也发现，听得清清楚楚，他总是在有人开车来我们旅馆时才劈柴。到我们这儿来的只坐小轿车、外交车，来一大串，而且总是在傍晚和夜里来。杂役就在这个时候劈柴，木块散发出一股清香。所有窗口都能看到这个劈柴的杂役，看到我们这所照得通亮的院子，周围一圈摆放着劈柴，瞧这场面有多壮观！一个两米高的大汉在劈柴！这个举着斧头的汉子，曾经砍死一个、打伤三个盗贼，他一个人用独轮手推车将他们送到山下宪兵站。这个大个子杂役，赶上谁的汽车轮胎被扎了洞，他能用手抬起前轴或后轴，直到换好轮子为止。这个大个子杂役真正的任务，是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装饰性地劈柴给我们客人看，像拉贝河上的瀑布一样，先鼓足劲儿，等着向导将客人一并带进来，根据当时的信号一抬闸门，观众们便能观赏到这瀑布。我们杂役的活儿就是这样安排的。现在让我回过头来再将我们的老板描绘完毕，比方说，当我靠在花园里哪棵树上数数钱，马上就会响起哨声。我们老板简直跟一个什么万能的上帝一样。兹登涅克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当谁也没法看见我们时，我们就坐到或躺到一堆草垛里，可只要我们一躺下，马上就会响起哨声。只有短短的一声，起个警告作用，让我们接着干活儿，别偷懒。后来，我们总是将一个耙子、锄头或者叉子放在旁边，然后躺下来。只要一听到哨声，我们就立即爬起来，又挖又耙，并用叉子将乱蓬蓬的干草码成垛。等到重又恢复宁静时，我们便放下叉子。可哨声会立即响起，于是我们就这么躺着耙干草，或者用叉子随便干点儿什么，仿佛这些工具都在一种隐形的运转中。兹登涅克还对我讲述过，说我们老板赶上天气凉快的时候，就像水中游鱼一样惬意。糟糕的是，天气一热，他就汗流不止，也不能坐着轮椅想去哪儿去哪儿，只能待在一个低温房间里，跟待在一个大冰柜里似的。可他仍旧什么都知道，连看不见的他也知道，仿佛他在每一棵树上、每一个角落里、每一张帘子后面、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密探。“这是遗传！”兹登涅克躺在躺椅上对我说，“老板的爸爸在克尔科诺谢山区也曾经开过一个饭店，他的体重也是一百六十公斤。天一热，他就得搬到地窖里去住。他在那儿放张床，一个劲儿地喝啤酒和烧酒，免得汗流得过多而脱水。要不然在这炎夏的高温中，他会跟黄油一样化掉的，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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