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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第1页）

至于说那只鹦鹉？噢，我花了几乎两年时间解决这个鹦鹉标本的事情。初次从鲁昂返回后写的那些信件，没有收到任何有用的成效；有些信甚至没有得到回音。谁都会以为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年迈的业余学者，抓住一件小事，可怜巴巴地想让自己成名成家。而事实上，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加古怪，更加自以为是，更会自我糟践，甚至还怪得出奇。只是新闻界更加纵容他们。如果说一个八十岁、七十岁或五十四岁的人自杀的话，人们会称其为大脑软化、绝经后的抑郁症或者说是卑劣的虚荣心的最后一次疯狂，目的就是想让他人有负罪感。当一个二十岁的人自杀时，被说成骄傲地拒绝接受生命所赋予的恶劣条件，说这不仅是一种勇敢之举，而是一种对道德和社会的反抗之举。活着？由老年人来为我们活着吧。当然，纯粹的奇思怪想。我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这么说。

既然我们谈论到这个话题，那么我要说，说福楼拜是自杀的观点也纯粹是奇思怪想。这只是一个人的怪念头：是一个名叫埃德蒙·勒杜的鲁昂人的想法。这个想入非非的家伙在福楼拜的传记中冒出来过两次；每一次出现，他都是来传播流言蜚语的。他第一次说的不中听的话是，他断言说福楼拜确实与朱丽叶·赫伯特订了婚。勒杜声称，他看到过一本古斯塔夫送给朱丽叶的《圣安托万的诱惑》，上面写着“赠予我的未婚妻”的字样。奇怪，他是在鲁昂——而不是在朱丽叶生活的伦敦——看到了这本书。奇怪，其他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本书。奇怪，这本书没有幸存下来。奇怪，福楼拜从未提起过这样的订婚。奇怪，订婚这一举动可能完全违反了他所持有的信念。

同样奇怪的是，勒杜的另一个诽谤是断言福楼拜是自杀身亡的，这同样与作家心灵深处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让我们拥有受伤动物的那种谦卑，它们退缩到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这个世界充满了向上苍大声怒吼的人们。一个人，哪怕只为了行为端庄，都必须避免像他们那样怒吼。”那个问题，再一次在我脑海里响了起来像我们这样的人一定怀着深深的绝望。你一边说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边向下盯着你脚下黑乎乎的深渊，以此来保持镇静。”那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说的话。说这样话的人既深怀着淡泊人生的信念，也怀着深刻的悲观失望。受伤的动物不会自杀。如果你明白，直视脚边的黑洞会带来宁静，那么你就不会跳进这个黑洞里。也许这就是埃伦的弱点：没有直视这种黑洞的能力。她只会不停地斜视着它。斜视会使她绝望，而绝望又促使她去寻找消遣。有些人向这个黑洞外看；另一些人忽视这个黑洞；那些不断斜眼看这个黑洞的人看上了瘾。她选择了精确的剂量：当一个医生的妻子的好处似乎就只在这一次给她帮上了忙。

勒杜的自杀之说是这样的：福楼拜是在浴室里自缢的。我想这比说他吃了安眠药触电自杀可信多了；但是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福楼拜起了床，洗了个热水澡，出现了中风的情况，他蹒跚地来到书房里的沙发上；正是在沙发里，医生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这位医生后来开出了死亡证明。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故事就此结束了。福楼拜最早的传记作家与这位医生有过交谈，就是这样。勒杜的故事则需要以下一系列的事件：福楼拜进入他的热水浴缸，用某种目前还不能解释得了的方式自缢，然后爬出浴缸，把绳子藏起来，步履蹒跚地来到他的书房，跌倒在沙发上，并竭力做到等医生来再去世，同时还得装出中风的症状。这实在是太荒唐可笑了。

人们说，无风不起浪。恐怕无风也会起浪。埃德蒙·勒杜就是一个无风起浪的最佳典范。这个勒杜，他究竟是谁？似乎没有人知道。他并不是哪一个方面的专家。他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只是以两个谎言的讲述者的身份存在着。也许在福楼拜家里有人曾伤害过他（阿希尔没能给他治好拇指囊肿？），于是，他就进行这样的行之有效的报复。因为几乎每一本研究福楼拜的书，在没有讨论这个所谓的自杀话题之前都不会收笔的——接着得到的结论始终如一都说不予采纳。如你所见，这一幕在这里也重新上演了一遍又一个漫长的离题讨论，其语气充满着道德上的愤慨，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我本打算写鹦鹉的。至少勒杜对鹦鹉倒没有一番理论。

而我却有。我不仅有一番理论。如我所说，我花了足足两年时间。没有，那是吹牛：我实际上是说，自这个话题产生到解决经过了两年。我给一个相当势利的学者写过信，他甚至建议说，这个事情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不错，我猜想，他必须保护他的领地。但是，有人告诉了我卢西恩·安德里先生的名字。

我决定不给他写信；毕竟我写信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很成功。相反，我在1982年8月，对鲁昂进行了一次盛夏之旅。我下榻在北方大酒店，与大时钟相邻。在我房间的角落里，一根排粪管从天花板通到地板上，虽然管子被包了起来，但毫无作用，它每隔五分钟左右便对我大声吼叫起来，好像它运载着整个酒店的粪便。晚饭后，我躺在床上倾听着高卢人的排泄物断断续续地一阵阵地响起。接着，大时钟报时了，传来了一种响而不亮的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钟声是从我的衣橱里传出来的。心想，这怎么可能入睡啊。

我的担忧因误解而起。十点以后，排粪管安静了下来；大时钟也不报时了。在白天，它也许是一道旅游的风景，但是鲁昂人考虑得很周到，当游客要睡觉的时候，便断开了报时装置。我熄了灯，仰面躺在床上，心里想着福楼拜的鹦鹉：对费莉西泰来说，它是怪模怪样且又合乎逻辑的圣灵的替身；对我来说，是带着翅膀、难以捉摸的作家声音的象征。当费莉西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这只鹦鹉返回到她的身旁，形象大了许多，迎接她进人了天堂。当我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的时候，我心想，我可能会在梦中见到些什么呢。

我的梦里没有鹦鹉。相反，我梦到了铁路。梦到了战时的某个时候，在伯明翰换车的情景。远处的守车在站台的尽头，正徐徐驶出来。我的手提箱擦着我的小腿。列车一片漆黑；车站灯光昏暗。一张我看不清楚的火车时刻表，表面的数字一片模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希望；再也没有火车了；凄凉，黑暗。

这样的梦如果有意义时，你会认为可以梦想成真吗？但是梦是不知道它们如何受到梦想者青睐的，就如它们不知道如何区分细微差别一样。车站的梦，我每三个月会梦上一回，只是重复同样的梦，像一圈环形胶卷不断重复放映，直到我醒来时感到压抑气闷，情绪低落。那天早晨我醒来时，耳旁是时间与粪便两种声音：大时钟与我房间角落里的排粪管。时间与粪便：那是古斯塔夫在哈哈大笑吗？

在主宫医院，同一位穿着白外衣的憔悴看门人又带我参观起来。在医学区域，我注意到了被我以前忽视的东西：一台自助式灌肠机。那是一种遭到古斯塔夫痛恨的东西铁路、毒药、灌肠机、奶油馅饼——它由一张窄凳、一个空心尖状物再加一个垂直的把手构成。你骑坐在凳子上，伏到空心的尖状物上，然后给自己灌满水。至少它可以让你私下里灌肠。我与看门人都不怀好意地哈哈笑了起来：我告诉他说我是医生。他笑了笑，然后去取一件他说定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回来时，他拿着一只很大的硬纸板鞋箱，里面是两颗保存良好的人头。人头上的皮肤依然完好无损，似是岁月已使皮肤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大概是像一罐陈年的红葡萄酱那样的棕褐色吧。大多数的牙齿还未脱落，但是眼睛与头发没奋留下来。其中一颗头颅重新装上了一头劣质的黑色假发与一双玻璃眼睛（眼睛是什么颜色？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肯定，它们没有爱玛·包法利的眼睛那样复杂）这种企图使这颗头颅显得逼真的努力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看上去倒像一张孩子的恐惧面具，一张放在卖化装舞会物品的商店橱窗里的万圣节“不请客就捣乱”的脸蛋。

看门人向我解释说，这些头颅是让—巴蒂斯特·洛莫尼耶的作品，他是阿希尔一克莱奥法斯·福楼拜在医院的前任。洛莫尼耶正在探索保存尸体的方法；市政府容许他用判死刑的罪犯的头颅做试验。我想起了古斯塔夫童年里的一件事。六岁时有一次，他与姑父帕兰到外面散步，经过了一个断头台。断头台上刚行过刑：鹅卵石还印着鲜红的人血。我怀着希望提起这件事；可是看门人摇摇头。否则这是一个不错的巧合，只是时间不一致。洛莫尼耶1818年就已经去世；再者，鞋盒里的两个人头标本事实并不是在断头台上砍下来的。他指给我看了就在下巴下面的那些上绞刑的人曾因绞索勒住产生的深深的皱纹。当莫泊桑在克鲁瓦塞看到福褛拜的尸体时，其脖子又黑又肿。这是中风猝死的情形。这不是一个人在浴室里上吊的迹象。

我们继续参观博物馆，直到我们来到了存放鹦鹉的那个房间。我拿出我的宝利来相机，他容许我进行拍摄。我把照片挟在腋下，看门人指出了我第一次来访时就注意到的那封复印信函。那是福楼拜在1876年7月28日写给布雷恩夫人的信：“你知道在过去三个星期里我把什么东西放在我桌上，放在我的面前？一个鹦鹉标本。它忠于职守地在那里守望着。看到它，开始让我生气了。但是我把它放在那里，是想让我的脑海里充满鹦鹉。因为此刻我正在写一个老姑娘与一只鹦鹉之间的爱情。”“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看门人说，他用手拍着我们面前的玻璃圆罩，“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那另一只呢？”

“另一只是假的。”

“你怎么能肯定呢？”

“这很简单。这只来自鲁昂博物馆。”他指着栖木一端的一个圆形印章，然后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博物馆注册的一个复印登记表。它记录着一批租借给福楼拜的东西。大部分的条目是以博物馆速写记录的形式登记的，我看不懂，但是亚马逊品种的鹦鹉的租借条目明白易懂。在登记单的最后一个竖栏里，打了一系列的钩，这说明福楼拜已归还租借给他的每一件物品，包括这只鹦鹉。

我依稀感到失望。我始终多愁善感地设想——尽管并没有多少理由——这只鹦鹉是在作家去世后的遗物中找到的（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我暗自喜欢这只克鲁瓦塞鹦鹉的理所当然，复印件不能证明什么，除了能证明福楼拜曾从博物馆里借过一只鹦鹉以外，并且他已归还。博物馆的印章更需要谨慎地来看，它并不是结论性的……“我们的鹦鹉是真的。”在送我出门时，看门人大可不必地重复说。似乎我们的角色已经换了：他需要得到肯定，而不是我。

“我肯定你说得对。”

然而，我并不肯定。我开车到了克鲁瓦塞，拍摄了另一只鹦鹉的照片。它也玩着博物馆印章的游戏。我同意看门人的话，她那里的鹦鹉才是真实的，主宫医院的那只一定是冒名顶替的。

午饭后，我到了纪念公墓。“对资产者的仇恨是一切美德的开始。”福楼拜写道；但是他却墓葬在鲁昂最显赫家族的中间。在他去伦敦的几次旅行中，他有一次造访了海格特公墓，发现那个公墓太整洁“这些人似乎是戴着白手套死去的。”在大公墓，他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勋章死去，并与他们的马、狗还有英国家庭教师合葬在一起。

古斯塔夫的坟墓很小，并不奢华；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其效果并不是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艺术家，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人物，而是使他看上去像一个不成功的资产者。我倚在划分一个个家庭墓地的栏杆上——即使去世了你仍可以拥有一块不动产——并拿出我的那本《一颗质朴的心》。在第四章开端，福楼拜赋予了费莉西泰的鹦鹉的描写非常简单“他叫露露。他的身子是绿色的，他的翅膀尖是粉红色的，他的脑门是蓝色的，他的喉部是金色的。”我把我的两张照片进行了比较。两只鹦鹉都长着绿色的身子；两只都有着粉红色的翅膀尖（主宫医院的那只是鲜亮的粉红色，可是蓝脑门与金喉咙，毫无疑问，是主宫医院的鹦鹉的特征。克鲁瓦塞的鹦鹉则刚好相反：金色的脑门，绿中带蓝的喉咙。）

似乎那就是它了，确实。然而，我还是给卢西恩·安德里先生打去了电话，说明了我的兴趣，但那是普通的非专业性的兴趣。他邀我第二天登门拜访。由于他给我的地址是洛丁街，我的想象中便出现了他正站在一幢福楼拜研究学者所居住的那种殷实的资产者的房子中与我说话的情景。双坡式的屋顶，上面有牛眼窗穿透其中；粉红色的墙砖，第二帝国时期的装饰；房子里面，沉静肃穆，镶有玻璃门的书橱，上蜡的地板，羊皮灯罩；我还闻到了一个喜欢交际的男人的气息。

我短时间里所构想的房子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它是一个梦想，一个虚构。这位福楼拜研究者的真实的房子在南鲁昂的河对面，在一个破败的地区，那里一些小企业蹲伏于一排排低矮的红砖排屋之中。往来的卡车在那邱狭小的街道上显得过于庞大；那里鲜有商店，酒吧也很少；有一家酒吧正在供应têtedeveau作为当日的platdujour就在你到达洛丁街前，有一个鲁昂屠宰场的道路标志。

安德里先生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候着我。他是一个小个子老人，身穿斜纹呢的短上衣，脚穿斜纹呢的便鞋，头戴一顶斜纹呢的毡帽。他的翻领上饰着三排彩绸。他脱下帽子与我握手，然后再把帽子戴好；他解释说，他的头在夏天很脆弱。我们在室内时，他也要一直戴着他的软呢毡帽。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样有点古怪，但我倒不这么想。我是从一个医生角度来说的。

他告诉我，他七十七岁了，是福楼拜协会的秘书，也是在世的最老的成员。我们在前室的一张桌子边面对面坐下。房间的墙上满是小古玩：各种纪念盘、福楼拜纪念章、一幅安德里先生自己所作的大时钟画。房间又小又挤，布置奇特，充满个性：像是费莉西泰的房间的一个简洁版，或者是福楼拜凉亭的简洁版。他指出了其中一幅画着他自己的漫画，是由他的一个朋友画的；画上的他像一个歹徒，一大瓶的法国苹果白兰地酒从屁股口袋里向外伸出。我本该问一下，我的这位温文尔雅的主人为何有这样穷凶极恶的形象特征；但我没有问。我只是拿出了我的那本伊妮德·斯塔基博士的《福褛拜：一个大师的形成》，让他看了卷首插画。

“C'estFlaubertca?”我问道，只想获得一个最终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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