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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一部 第一章（第1页）

一威尔逊坐在贝德福德旅馆的阳台上，裸露出来的白里泛红的膝盖顶着铁栏杆。这是一个星期日，大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地响着，招呼人们去做晨祷。在邦德街的另一边，穿着深蓝色运动罩衫的年轻的黑人姑娘们坐在中学临街的窗边，正在进行一项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想个法子把她们的金属线般刚硬的头发卷起来。威尔逊捋着他前不久才蓄起来的上须，一边等着自己要的杜松子酒，一边梦想着。他对着邦德街坐着，脸侧向一边，望着大海。从他白皙的皮肤可以看出，他从大海那边来到这个港口该是多么新近的事，他对街对面的女学生缺乏兴趣同样也说明这一点。他好像晴雨计上的一只落在后面的指针，在它的同伴早已移向“风暴”之后，自己却仍然指着“晴朗”。阳台下面的街道上，一些黑人职员正向教堂走去，但是他们穿着湛蓝和鲜红色的亮丽夺目的午后礼服的妻子们一点也没有引起威尔逊的兴趣。阳台上，除了一个留着大胡子、裹着头巾、向威尔逊招揽给他算命的印度人以外，就只有威尔逊一个人：这不是白人到旅馆来的时刻——他们现在都在五英里外的海滩上，但是威尔逊还没有汽车。他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孤寂。学校两边的铁皮屋顶都向大海一边倾斜着，当一只秃鹫落下来，威尔逊头顶上的波纹铁皮就发出一阵哐啷哐啷的响声。从停泊在港口的一支商船队里走下三个高级船员，沿着码头踱了过来，立刻有一群戴着学生帽的小男孩把他们围住。小孩们像唱儿歌似的反复喊着一句话，隐隐约约地传进威尔逊的耳朵里：“船长要基格基格[1]吗？我姐姐是漂亮的中学女教员。船长要基格基格吗？”大胡子印度人望着写在信封背面的几个计算式紧皱着眉头——是占星术的公式还是计算花销的数字？当威尔逊低头再向大街望去的时候，几个船员已经从孩子们的包围中冲出来了，可是，这群小学生又把一个没有结伴的水手簇拥起来。他们像打了胜仗似的领着他向警察局附近的一家妓院走去，好像是在送他去托儿所。一个黑人仆役拿来了威尔逊要的杜松子酒，威尔逊一口一口地慢慢呷着，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除非回到他那间肮脏、闷热的房间里去读小说——或者读一首诗。威尔逊很喜欢诗，但是他只是暗地里啜饮着，仿佛在服一剂什么药水。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总是随身带着《黄金诗库》[2]，不过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饮一口朗费罗，再喝一口麦考莱和曼甘[3]:“继续诉说吧，如何才华虚掷，被出卖的友情，爱情中遭尽戏弄……”威尔逊欣赏的是浪漫主义的诗篇。为了装点门面，他手边总有一本华莱士[4]的作品。他热切地希望自己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蓄着胡须就像系着某个俱乐部的领带一样——这是表示他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好的标志，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泄露了秘密——一双棕色的小狗似的眼睛，一只雪达犬的眼睛，这双眼睛这时正忧郁地凝视着邦德街。“对不起，”一个声音说，“你是威尔逊吗？”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中年人。他穿着人人必穿的卡其短裤，生着干草颜色的长睑。“是的，我就是。”“我能坐在你这张桌子吗？我是哈里斯。”“欢迎你，哈里斯先生。”“你是非洲联合公司新派来的会计吗？”“是的。喝一杯酒吗？"“我想喝一杯柠檬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中午我不能喝酒。”印度人从他的桌子边站起来，满怀敬意地走过来说：“您记得我，哈里斯先生。也许您愿意同您的朋友讲讲我的才能，哈里斯先生。也许您这位朋友愿意看看我的这些介绍信……”一沓肮脏的信封始终攥在他的手里，“都是来自社会名流。”“走开。快滚，你这老骗子。”哈里斯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姓什么？”威尔逊问。“在一份电报上看到的。我是电报检查员，”哈里斯说，“这个鬼工作！这个鬼地方！”“我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哈里斯先生，您已经交了好运了。如果您肯同我一起到浴室里待一小会儿……”“滚开，甘加丁[5]。”“为什么要到浴室？”威尔逊问。“他总是在那里给人算命。我想也许那是唯一没人打扰的地方。我从来没想到问他这个。”“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吗？”“待了他妈的十八个月了。”“很快就该回家了吧？”哈里斯越过铁皮屋顶凝望着港口。他说：“船去的方向都不对头。但是只要我一回到家，你就再也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了。”他把声音压低，一边喝柠檬汁一边恶狠狠地说，“我恨透了这个地方。恨透了这里的人。恨透了这些讨厌的黑鬼。不能这么叫他们，你知道。”“我的佣人似乎还过得去。”“谁的佣人都过得去。那些人是真正的黑人。可是这些人，你看，你看下边那个戴羽毛披巾的人，他们连真正的黑人也算不上，都是些西印度群岛人，海岸一带都被他们霸占了。商店的职员也好，市议员也好，文职官员也好，律师也好——我的上帝。在保护领地倒没有什么。我对真正的黑人没有任何意见。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肤色。可是这些人——噢，我的上帝！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局害怕他们。你看看下边那个人，”哈里斯说，“看看斯考比。”一只秃鹫扇动着翅膀，在铁皮屋顶上走动了两步；威尔逊的目光投向斯考比。他顺着这个陌生人的指点，不怎么感兴趣地望过去，他觉得这个单独走在邦德街上的身材粗矮、头发灰白的人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时刻之一：记忆已被刻上一个小小的伤疤，只要几件事情同时出现，这伤口就要发疼——中午杜松子酒的酒味、阳台下的花香、波纹铁皮屋顶的叮当响声，一只丑陋的大鸟拍着翅膀移到另一个栖息的地方。“他非常喜欢他们，”哈里斯说，“还跟他们睡觉呢。”“那是警察制服吗？”“是。我们的警察大军多么伟大！‘失去了他们就永远无法找到’[6]——知道这句诗吗？”“我不读诗。”威尔逊说。他的目光随着斯考比在这条沉浸在阳光里的街道上移动着。斯考比停下来同一个戴白色巴拿马草帽的黑人谈了几句话；一个黑人警察从他身边走过，非常洒脱地给他敬了一个礼。斯考比继续走下去。“说不定他还接受叙利亚人的贿赂，要是能知道实情的话。”“叙利亚人？”“这里是个地道的巴别塔[7]，”哈里斯说，“西印度人、非洲人、真正的印度人、叙利亚人、英国人，在市政建设局工作的苏格兰人，还有爱尔兰传教士、法国传教士、阿尔萨斯的传教士。”“叙利亚人在这里干什么？”“赚钱。内地的所有商店都是他们开的，这里的商店大部分也都是他们开的。他们还做钻石生意。”“我想这里钻石很多吧。”“德国人出的价钱很高。”“他的妻子不在这里吗？”“谁？噢，你是说斯考比。当然了，就在这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老婆，说不定我也要去跟黑人睡觉。你不久就会见到她。她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喜欢艺术、诗歌，还为船只失事的海员举办过艺术展览。你知道这类东西——飞行员写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诗啊，轮船司炉画的水彩画啊，教会学校学生的烙画啊，等等。可怜的老斯考比。还要喝一杯杜松子酒吗？”“再喝一杯吧。”威尔逊说。

二斯考比走过市政厅，拐进了詹姆斯街。市政厅这所建筑连同它长长的阳台总是使他想到医院。十五年来他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走了进去，一年半之后，一部分“病人”被遣送回国，个个面色苍黄、神经紧张，另外一些人则填补上他们的空缺——殖民厅厅长、农业厅厅长、财政厅职员、市政建设主任。他一个不漏地观察着这些人的体温记录表——第一次毫无道理地发脾气，酗酒，一年来一直宽容默许而突然间又坚持起原则来。黑人职员们来往于各个办公室，好像医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骂也总是赔着笑脸、恭顺有礼。病人总归是有理的。转过墙角，在一株老木棉树前面——最早的殖民者在登上这块不友好的海岸后第一天就聚集在这里——矗立着法庭同警察局的楼房，一幢像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在虚张声势的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在这个硕大无朋的空壳子里，人们像干果核一样在走廊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没有谁能够适应这样一种卖弄夸张的设计构思，但是幸而这种构思只有一间屋子的进深。在后面的狭窄、阴暗的过道里，在审讯室和牢房里，斯考比总是觉察到人类的粗俗和不公正——散发出一股动物园的气味：锯末、粪便、氨水的气味，而且缺乏自由。这所房子的地板每天擦洗，但是这种气味却永远也去不掉。犯人也好、警察也好，衣服上都带着这种气味，就像吸烟的人身上总有一股烟味一样。斯考比走上宽大的台阶，转身向右，沿着室外的遮阳走廊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两把硬靠背椅，一个柜橱，几副已经生锈的手铐像旧帽子似的挂在墙上，一个公文柜。在陌生人的眼睛里，这是一间空荡的、极不舒适的屋子，但是对斯考比来说，这却是一个家。别的人都是通过积累而建立“家”这一概念的——新购置的一幅画、越来越多的书籍、一个形状奇特的镇纸、不记得在哪个休假日为了什么原因买的一个烟灰缸；斯考比却通过逐渐减少而建立起自己的家来。十五年前他刚刚在这里安身的时候，什物用品要比现在多得多。这间屋子曾经摆过他妻子的照片、从市场买来的发亮的皮靠垫、一把安乐椅，墙上还曾挂着一张这个港口的彩色大地图。地图后来被年轻的同事借去了：反正他也不需要了；就是闭上眼睛，这块属地的整个滨海地区也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的脑子里：从库发海湾到梅德利镇是他经常巡逻的路线。至于靠垫同安乐椅，他买来不久就发现，在这个闷不透风的地方，这类舒适品只意味着增加热度。只要身体的某一部分接触到其他东西或者被遮盖起来，汗珠马上就淌出来。最后，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来到身边，照片也变得不必要了。在谣传战争要开始的头一年她就到了他这里，现在她想走也走不掉了；潜水艇击沉船只的危险把她也变成跟墙上挂着的手铐相同的一件固定的装置了。此外，这是她很早以前的照片，他已经不愿意再回忆起她当时那张尚不成熟的脸、懵然无知的温顺和恬静的神情，以及听从摄影师摆布张着嘴憨笑的样子了。十五年的时光使人的面孔定了型，温顺随着阅历渐深而消退，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领路的人是他自己：她的生活道路是他亲自为她选择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面貌。他在自己的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旁边坐下，几乎与此同时，他的门德族[8]巡佐就在门口咔嚓一声立正行了个礼。“长官！”“有事要报告吗？”“专员要见您，长官。”“案件记录里有什么事吗？”“有两个黑人在市场上斗殴，长官。”“因为争风吃醋？”“是的，长官。”“还有别的吗？”“威尔贝弗斯小姐想要见您，长官。我告诉她您在教堂，叫她过一会儿再来，可是她不走。她说她就要待在这儿。”“是哪个威尔贝弗斯小姐，巡佐？”“我不知道，长官。她是从沙尔普镇来的，长官。”“好吧，等我见完了专员再同她谈。但是我不想再见别的人了，知道吗？”“好的，长官。”斯考比穿过过道走向专员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这个黑人姑娘一个人坐在一张长凳上，倚着墙。他只望了一眼：他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张年轻的非洲人的黑色的脸，一件颜色鲜艳的棉布衫，接着她就完全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他拿不定主意自己该同专员说什么。整个一星期，他的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坐下吧，斯考比。”专员是一位五十三岁的老人——年纪是根据一个人在殖民地工作的年限计算的。专员有二十二年的资历，是这里年纪最老的人，就像总督虽然已经六十岁，可是同任何一个在殖民地工作了五年的地方官员相比仍然算个小伙子一样。“这次任期满了，斯考比，”专员说，“我就要退休了。”“我知道。”“我想谁都知道了。”“我听见别人谈论过这件事。”“但是你是第二个我直接告诉这件事的人。他们说没说谁来接替我的职位？”斯考比说：“他们知道谁不能接替你。”“这非常不公平。”专员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斯考比。你在树敌方面有惊人的本领，就同正直的阿里斯蒂德[9]一模一样。”“我不认为我能像他那么正直。”“问题是，你想要怎么做？他们就要从冈比亚派一个名叫贝克尔的人来。他比你年纪轻。你是想辞职、退休，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斯考比？”“我想待在这里。”斯考比说。“你的妻子不会高兴你这样做的。”“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再也离不开了。”他心里想：可怜的露易丝，如果我一开始就让她拿主意的话，现在我们该是在什么地方呢？他马上就承认他们一定不是在这里——一定在一个比这里好得多的地方，更好的气候，更高的薪金，更优越的职位。她会利用每一个改善处境的机会，她会灵活地顺着梯子爬上去，远远地躲开这些卑鄙龌龊的人。是我使她陷到这个地方的，他想，心头又泛起一种奇怪的、预感似的内疚，仿佛对一件自己还无法预见的、即将发生的事要负责任似的。他大声说：“你知道我喜爱这个地方。”“我相信你喜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爱。”“黄昏的时候这里很美。”斯考比含混地回答。“你知道市政厅里那些人最近在讲什么故事攻击你吗？”“是不是说叙利亚人用钱收买我？”“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是下一阶段的事。不，他们是说你同黑人姑娘睡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斯考比，你应该同他们中的哪个人的老婆调调情。你没有这样做，他们感到受了侮辱。”“也许我倒真该同一个黑人姑娘睡睡觉。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去捏造什么了。”“你的前任同几十个女人睡过觉，”专员说，“但是谁也没有认为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他们给他编造的是另外的事。他们说他偷偷地喝酒，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厚着脸皮公开酗酒了。这是一群怎样的混账东西啊，斯考比。”“殖民厅副厅长人并不坏。”“是的，这个人还可以。”专员笑了起来，“你是个可怕的人物，斯考比，正直者斯考比。”斯考比又从过道走回去。那个黑人姑娘坐在一个幽暗的地方，光着两只脚丫儿，两只脚并排摆着，好像博物馆里陈列着的模压品，同她的漂亮的棉布衫一点儿也不相配。“你是威尔贝弗斯小姐吗？”斯考比问道。“是的，长官。”“你不住在这里，是不是？”“不，我住在沙尔普镇，长官。”“好，你进来吧。”他带着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桌子旁边坐下。桌子上没有铅笔，他拉开了抽屉。抽屉里积累了不少物件：信件、橡皮、一串断了线的念珠——但是找不到铅笔。“你遇到什么麻烦的事了，威尔贝弗斯小姐？”他的眼睛看到一群穿着游泳衣的人在梅得里海滨拍的照片：他自己的妻子，殖民厅厅长的妻子，教育厅主任举着一个看上去像是死鱼的东西，殖民厅会计的妻子。这些人裸露出来的大片白肉，使他们看上去像一群白化病患者，所有的人都咧着大嘴乐呵呵地笑着。那个女孩子说：“我的女房东——她昨天晚上闯进我的房子。她在天黑的时候走进来，把所有的隔断都拆了，还把我的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都偷走了。”“你那儿有许多房客吗？”“只有三个，长官。”他完全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房客每周出五先令租下一间木板房，安上几扇隔断，再把隔开的所谓住屋分租出去，一间收半克朗[10]的房租，这样他自己就成了二房东。每间小屋都摆着一个盒子，装着哪个房东给的或者从房东那里偷来的一小件瓷器和玻璃杯。此外，屋子里还有一张用旧包装箱搭的简易床和一盏煤油灯，这种灯的玻璃罩寿命不长，没有灯罩的小火焰随时都可能把溢出来的煤油点着，火舌卷到三合板隔断上，引起一场又一场的火灾。有的时候女房东会闯进她租出的房子里来，把这些危险的隔断拆掉；有的时候她还会把她房客的煤油灯偷偷拿走，于是这一小小的涟漪便扩散开，引起越来越多的偷窃煤油灯案件，最后也波及到白人居住区去，成为白人在俱乐部里谈论的话题。“你就是把看家的本领使出来也看不住一盏煤油灯。”“你的女房东，”斯考比用呵斥的语调说，“她说你总是惹麻烦，你的房客太多，煤油灯太多。”“不是的，长官。不是为了煤油灯的事。”“女人的事，嗯？你是个坏女人？”“不是的，长官。”“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不去找沙尔普镇的拉敏纳班长去？”“他是我房东的兄弟，长官。”“你房东的兄弟，是吗？同父同母的？”“不，长官。同父的。”这场谈话就像神父同助祭者之间进行的一套宗教仪式。他知道得很清楚，当他派手下哪个人去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房东会说她早就同房客说了，要把所有的隔断拆掉，因为她说了话没用，所以只好亲自出马。她还会咬定说，屋子里从来没有什么装瓷器的盒子。班长将会证实她的话。而班长本人，人们还会发现，并不是女房东的兄弟，但是同她还是沾一点儿亲——或许是某种不太体面的亲属关系。贿赂——人们客气地称之为腰包——将传过来、递过去，于是一时煞有介事的愤慨和怒气都逐渐平息下去。隔断又重新搭起来了，盒子的事也没有人再提，有几个警察手头会多了一两个先令。斯考比刚刚到警察局的时候，曾经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种调查工作，而且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偏袒一方。他总是维护他相信是贫穷的、无辜的房客，反对有钱的、违法的房产主。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犯罪也好，无辜也好，同财富一样，都是相对的。受害的房客结果被发现也是阔绰的资本家，租一间屋子，不但自己分文不出，而且一个星期还能赚取五先令的利润。从此以后，他总是设法从源头杜绝这类案件。他尽力说服原告，向她指出审理这个案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无疑要花费她的时间与金钱，有时候他甚至干脆拒绝受理这种案件。他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招致的后果是，汽车窗户被人投掷石块，轮胎被割破，并且得到了一个“坏家伙”的绰号，在一次愁惨的长途巡查中，走到哪里被人叫到哪里。在潮湿、燠热的煎熬里，他一直为这件事苦恼着。他不能淡然处之。这时他已经开始期望得到这些人的信任和感情了。就在那一年，他患了黑水热病，几乎使他不得不退职。那个女孩子耐心地等着他作出决定。在需要耐心的时候，这些人具有无限的忍耐力——正像一旦急躁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时，他们也会急躁得把一切礼规抛在脑后一样。他们会在一个白人的后院里静静地坐一整天，为了向他要一个他无权给予的东西。他们也会尖叫、谩骂，甚至动武，为了在商店里抢在自己的邻居前边购买什么。他心里想：她是多么美啊！想起来也真奇怪，如果在十五年前他就不会注意到她的美丽——小小的高耸的乳房、纤细的手腕、显示青春的翘起的臀部，在她的同族人中间她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黑人女孩而已。在那些日子里他认为他的妻子很美丽。白色的皮肤那时候还没有让他联想到白化病患者。可怜的露易丝。他说：“把这个字条拿给坐在办公桌前的巡佐。”“谢谢您，长官。”“不用谢了。”他脸上浮起了笑容，“你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他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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