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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蒂（第1页）

我醒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卡西迪·克努森，我是不是昨晚梦见她了？还是昨晚我们尴尬的交谈之后，她来了，就站在那儿，在晨曦里？她接克里斯电话的声音一遍遍地在我耳边回荡，那个活泼的声音“嗨，海蒂”就像在黑板上钉钉子一样尖锐、刺耳，令人愤怒。

上班的路上，我克制自己不去想女孩和她的孩子，但是谈何容易。在火车上，我尽最大的努力强迫自己专注在借来的那本科幻惊悚小说上，而不是眼巴巴地对着脏车窗，期待着军绿色外套的出现。中午，我约了一个同事共进午餐，没有去图书馆。尽管我特别想去，我想到文学通道里去寻找她。我担心她和她的孩子，不知道她们睡在哪里，吃了什么。我冥思苦想如何帮助她们，是像对待游荡在图书馆旁边的那个黑牙老妇一样给她钱，还是介绍她去一家城里的妇女收容所呢？就这样，我决定了，我要找到她们，然后送她去凯兹路的收容所，她们在那里才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去想她们。

我准备忙里偷闲把这件事情搞定——结束和同事的午餐——这时电话响起来，是我亲爱的朋友詹妮弗打来的回电。我和同事告别，回自己的办公室。接通电话的时候，我暂时把女孩和婴儿抛到了脑后。

“你拯救了我。”我说着“扑通”一声跌坐在椅子上，又硬又凉，一点儿也不符合人体学的设计。

“怎么说？”詹妮弗催促着。

“厌世嫉俗。”我用法语回答。

“你能说英语吗？”

“厌世。”我说。

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詹妮弗、泰勒、佐伊和我的合影。照片上的她们笑得阳光灿烂，双眼炯炯有神。那是四年前姑娘们八岁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的照相亭拍的。那时她们还能接受和妈妈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分别坐在我们的腿上，泰勒的眼睛很大但是带着哀怨，微笑的时候有一点儿撇嘴，佐伊在她旁边；我和詹妮弗的头紧紧贴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都在照片里。

詹妮弗离婚多年。我没见过她的前夫，不过从她的描述中得知那个男人冥顽不化、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所以他们争吵不断，詹妮弗总要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的前夫死赖在床上不走）。

“泰勒还没到青春期，是不是？”我直言不讳地问她。有知己是件幸福的事。不需要措辞，不需要提炼，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什么意思？是指月经吗？”

“对。”

“还没有，谢天谢地。”她回答，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然而，我爱钻牛角尖的弱点又一次暴露出来，接着问道：“你认为她们是不是该到了？”我在不同的网站查到月经可能提早到八岁，最迟在十三岁，但是同时也查出月经通常比胸部发育晚两年左右。佐伊，十二岁了，胸部还像煎饼一样平展。“她们没有滞后于时间表或者其他什么问题吧，是吧？”

詹妮弗听出了我的焦虑。她是社区医院的营养师。我所有关于医学的问题全都找她解决，就跟她工作的医院授予了她一个免费医疗学位似的。“这不是大事，海蒂。她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成熟的，没有什么时间表。”她安慰我，然后提醒我说我无法控制佐伊的青春期。“我知道你肯定会做，”接着她刺激我，“因为你一直在做。”只有最好的朋友才有这么直白的表达。我笑出声，我知道她说得对。

然后，我们的话题转到春季足球赛。我们讨论姑娘们对艳粉色队服的看法，纠结“幸运符”是否适合做十二岁女生的队名，还有女孩们对教练的迷恋。教练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男孩，他没把球队命名为洛约拉4。所有的妈妈都觉得山姆教练好得不得了。我和詹妮弗滔滔不绝地聊着他茂密的棕色头发、漆黑迷幻的双眼、足球运动员练就的力量和敏捷，还有小腿上的肌肉，好像我们从来没见过似的——佐伊青春期的苗头、女孩、婴儿统统被挤出局。我们又聊起男孩，青春期前的男孩，比如奥斯丁·贝尔，所有女孩的偶像。佐伊和泰勒也不例外。詹妮弗诚实地说起泰勒的笔记本上有奥斯丁·贝尔夫人潦草的签名，而我则想起佐伊苍白的胳膊上粉色的纹身Austin，i5的上方覆盖着一颗心。

“我那个时候喜欢布莱恩·拜彻尔，”我坦白地说，我记得他的头发优雅地竖在头上，眼睛一只是蓝色的，一只是绿色的。他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转学到我们中学，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再加上他会跳舞，无论是简单的摇摆舞，还是煽情的，或是奔放的，他都能跳起来。总之，他是所有男孩嫉妒的对象，所有女孩崇拜的偶像。

我记得当年邀请他作为我的第一个男伴参加聚会，可是他拒绝了。

我想了想佐伊，又想了想泰勒。也许，我们的孩子根本没什么特殊。

有人敲门。我抬起头，是我们优秀的前台接待达纳，她示意我去给一个二十三岁的妇女上辅导课。她最近刚刚获得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南亚小国不丹国的庇护。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尼泊尔附近的难民营度过，住在搭在泥地上的竹棚里，依靠配给食物生存。她父亲自杀以后，她到美国寻求庇护。

我捂住电话，低声告诉达纳我马上过去。“工作了。”我对詹妮弗说，然后我们再次确认今晚佐伊去她家和泰勒一起睡。今早，佐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欣喜若狂，她甚至在跑进学校之前才想起来和我说再见。

一天浑浑噩噩，时间慢悠悠的让人难以忍受。外面的雨也变得轻飘飘的，天际线还是灰蒙蒙的，臃肿的云层吞没了摩天大厦的高顶。终于到五点钟，我和同事告别后乘电梯下楼。我几乎没有在五点下过班，但是在这样一个晚上——佐伊出去过夜、克里斯的飞机晚点要到十点才能回来——我要享受一个人在公寓的时光，这样简单的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盼望着能够穿着温暖舒服的睡衣惬意地躺在沙发里，独自一人看一场言情片，还能一边看一边吃掉整袋的爆米花，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没准，还要加一勺巧克力薄荷冰激凌！）。

头顶的积云开始变薄，太阳艰难地在云缝间完成了美丽的谢幕。空气凉飕飕的，不到4摄氏度，起风了。我戴上皮手套，用围巾裹住头，和晚高峰的人群一起奔向“Ｌ”站台。我挤进拥挤的车厢，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和其他人贴在一起。列车随着高低起伏的轨道咔嚓咔嚓地蜿蜒前行。

我在富勒顿站下车，小心翼翼地走下湿滑的台阶。我旁边的一个家伙点着一根烟，空气中顿时充斥着烟草的气味，这股气味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勾起了我的乡愁。小的时候，我和家人住在克拉夫兰郊外一座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的房子里，我妈妈最喜欢它贴着海绵的彩色墙壁。我爸爸抽红色万宝路，每天半盒。他在车库里抽烟，从来不在房间里，因为妈妈不允许。他的毛孔里、衣服上、头发里、双手上都散发着烟草的芳香。车库里烟味聚集不散，妈妈总是抱怨烟味从厚重的金属门里渗出来，飘进了那洁白无瑕的厨房——白色的橱柜、白色的灶台、白色的冰箱和一张敦实的餐桌。早上，爸爸起床后，一定会在五分钟之内端着咖啡、拿着红色万宝路溜进车库。他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坐在餐桌旁吃可可泡芙，他肯定看着我、带着最迷人的微笑（我知道妈妈嫁给爸爸是抓住了一个好人）告诉我永远不要吸烟，他常说：“一定不要抽烟，海蒂。永远不要。”然后，他洗手，和我坐在一起吃可可泡芙。

下楼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爸爸，手情不自禁地摸着挂在脖子上的金色婚戒。手指抚摸着戒指内圈上的刻字：永远的开始。

有那么一刹那，我几乎看见他了，在那儿，在拥挤的人群中，爸爸穿着工装，一手插兜，一手夹着红色万宝路，笑呵呵地看着我。他的裤子上挂着一把锤子，头上戴着棒球帽，上面印着“克利夫兰印第安人”。他总是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被妈妈催促才去修理一下。

“爸爸。”我差一点儿喊出来，但是他消失了，和来时一样让人猝不及防。我晃晃脑袋，清醒了。这一切都不可能。

也许，有可能？

当然不可能，我确定。

于是，我在这熟悉的致癌的气味中深深地吸气，感受它又不想闻到它。突然我听见婴儿的号啕大哭。我的脚刚刚迈上人行横道就被那个声音勾住了脖子，我本能地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处。

我看见她在那里，坐在高架桥的下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坐在冰凉潮湿的水泥地上，后背贴着砖墙，身旁是报摊和恶臭的垃圾桶，脚边是深陷的水坑。她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孩子哭闹不止。她的动作有些急躁，一个伤心欲绝的孩子让母亲有瞬间的疯狂之举。佐伊小时候很爱哭，无休无止地哭闹。我可以想象出女孩眼里的心灰意冷和无力抵挡的心力交瘁；但我不能想象她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春日里出现在黄昏的街头；我无法想象她绝望地向行人伸出湿漉漉的咖啡杯（很可能来自旁边的垃圾桶）乞讨，路人瞥一眼，把零钱扔进她的杯子。二十五美分、一小把硬币，似乎每一分零钱都能拯救这个女孩的命运。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无法呼吸。这个女孩就是个孩子，她的孩子还是个婴儿。没有人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尤其是一个孩子。我的脑子里迅速浮现出婴儿用品和尿片的巨大开销，我知道如果她买了尿片就绝没有钱留给自己、留给食物、留给住所、留给带着艳丽金色雏菊的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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