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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迷惑（第1页）

我父亲病了（罗杰说）。还没到奄奄一息的程度。那时候我常在周末去看望他。我觉得他的房子太寒酸了，比一幢农舍好不了多少，布满灰尘，被烟气熏得黑乎乎的，非常有必要重新粉刷一次，我父亲也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辛勤操劳了一辈子，剩下的东西委实太少了。

我觉得父亲把自己想得太浪漫了点儿，尤其当他开始描述自己漫长的工作生涯的时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造一座花园，创一家公司，是一种工作。那是拿自己作赌注。那种工作可以说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在别人家的产业或者在某个大企业里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工作，则另当别论。那种工作毫无神圣性可言，随你引用《圣经》里的哪句话。我父亲人到中年才看清这一点，已经来不及转身了。于是，他的前半生在沾沾自喜中度过，对他所在的企业和他自己过于自负；而他的后半生却在失败、耻辱、愤怒和忧虑中度过。他的房子就是这种生活的缩影。从每一个方面看，都是一半一半。不能算小屋，也称不上大宅，既不潦倒，也不富足。一个无人理会的地方。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奇怪，我当时那么坚定地认为，我的情形会和他截然不同。

我不喜欢去那幢房子。但是责任毕竟在那儿，而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要为父亲找个人照料房子。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从事家政服务。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成问题。有些人来了又走了，不过问题总能很快解决。如果你读过上次战争之前出版的书，如果你正在为这种事发愁，你会注意到人们常常随心所欲地丢下他们的房子，出去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是用人的存在给了他们这种自由。那些用人一直就隐藏在故事的背景里，只是隐约被提及。只有老派的恐怖小说和侦探故事里才会花比较多的笔墨在扒手和梁上君子身上。P.G.沃德豪斯的小说里可能会写到抢劫，但也不过是为了添点儿笑料，如同在现在的卡通片里，闯入社区的窃贼无一不是蒙着眼罩、背扛包囊的可笑模样。

用人阶层已经消失。没人知道他们演变成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并没有失去他们，他们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我们身边，存在于依赖的文化和态度之中。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城镇和较大的乡村，都有附属的本意是为穷人而建的市建住宅区或者政府资助兴建的社区。这种成片的社区，即使在飞驶而过的火车上也能一眼认出。它们有一种刻意营造出的社会主义式的丑陋，似乎是有意识地压抑从心底自然产生的对于美和人性的感知。对这种社会主义式的丑陋的看法完全来自于灌输。人们不经熏陶，哪里会认丑作美。拉丁文里的“附属”（Ancilla）一词意为保姆、女奴或侍女，而这些附属的市建住宅区，本意是为了使穷人获得一定的独立，却很快演变成它们命中注定的样子：寄生于主体的奴隶。它们依靠税收生存。它们不思回报。非但如此，这些地方还成了犯罪高发区。你在火车上的一瞥不会让你看出这一点，但它们的确长期威胁着周围的社群。两个时代不可能绝对地互相吻合，如果当初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口比重与现在市建住宅区的人口比重不相吻合，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

当然，我们还是得去那些地方找人帮我们收拾房子。我们在当地报亭的橱窗里贴出求助卡。过了一段时间清洁工来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走了。由于没人会对自己家里的所有物品都了然于胸，所以直到他们一去不返，我们才发现这个丢了，那个没了。狄更斯笔下，费金的小偷厨房是在伦敦的七盘区，就在如今的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那儿有好多书店。费金就是从那儿把他的小兄弟们分派出去，偷一些可怜巴巴的小钱包或者是做工精美的手帕回来。这些四处漂泊的流浪汉，在狄更斯眼里是可怕的，在我们看来却是那么无辜，那么大胆。实际上，如今我们被形势所逼，不得不把扒手道奇和他的那班小兄弟引进家门，而事后保险公司又告诉我们——已经太晚了——这样遗失的东西不可能得到赔偿。当代道奇们的需求离奇而驳杂：房子里所有的糖、所有的咖啡、所有的信封、一半的内衣裤以及每一幅春宫画。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多多少少变成了长期的赌博和忧虑。我们都在学着适应它。而事实上，几经周折之后我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来照看父亲的房子。她是个乡下姑娘，但非常时髦，单身，带着几个孩子，双父亲——如果这种说法符合语法的话——孩子们每周都会带给她一笔不小的收入。她说到了一些“出身良好”的人，似乎在暗示她早年做错了事，后来就一直在追求更高的目标。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视之为犯罪的印记。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罪犯，而以我的经验看，罪犯往往喜欢这样表现自己。

但我看错她了。她留了下来，而且为人善良可靠。她三十多岁，受过教育，写的东西相当通顺，衣着雅致（常常邮购些便宜的时髦东西），举止也颇得体。她前后待了有六七年或者七八年。她成了家里固定的一员。我几乎认为她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几年我一直非常小心，不对她的私生活表现出任何兴趣。从她的神情看，我明白她的私生活必然十分复杂，但我从来都不想去了解。我害怕陷入这类细节之中。我不想知道她生活里的那些男人姓甚名谁。我不想知道那个叫西蒙的建筑工人如此这般，或者那个叫迈克尔的出租车司机如此那般。

我那时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父亲的小房子。某个星期六早上，我什么都没问，她却突然跟我说，这个星期她非常痛苦。有一天晚上她甚至来到小房子，把她的小车子停在窄窄的车道上，放声大哭起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哭。

她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知道你父亲不会在乎的。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把这房子当成自己家了。”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这令我心碎。但即便在那时，我也实在无心了解什么细节。当然最终她闯过了那场危机，恢复了以前的娴静、时尚和端庄。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发现乔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不是因为某个男人，而是因为一个女人。刚来到市建住宅区，或者只是刚被乔发现。这两个女人，乔和那个女人，一直在互相吹嘘自己的生活如何丰富多彩，女人常常这样吹嘘。那个女人叫玛丽安。她有些艺术天分，会自己制作窗帘，在陶盘上画彩绘。她感染了乔，乔也想试试这些。于是每逢周末我就开始听到她谈论陶窑多么昂贵。六百到八百英镑。我感觉她正在以艺术和社交活动的名义请求我花钱置办一套家用电窑。一项商业投资，毫无疑问很快就能收回成本。而实际上，乔的作品几乎没有带来任何赢利。那时候她已经花了许多钱购买空白陶盘来画彩绘，几朵花，一只狗，或在茶杯内画一只小猫，再请市建住宅区里的窑场主帮忙烘干，然后在工艺品市场租一个摊位，还要将东西运过去。那时候上述所有事情她都做了，根本没有任何赢利。我想象她凄惶地坐在摊位边，守着她那些工艺品，神似某个古代妇女，穿着长裙和木屐，坐在简陋的农村集市上，守着一篮子鸡蛋，想着等挨过这百无聊赖的一天，就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换一捧魔种。

在伦敦，不时会有某位有闯劲的年轻艺术商，刚刚认识不久就请你去吃饭。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在他那设计质朴的房子或公寓里，每一件物品都是精心挑选、品位独特，令人艳羡，发现者一定是独具只眼。而最后，当你觉得必须要赞美一番你们正在上面用餐的那张美丽的旧橡木长餐桌的时候，你听见他说这餐桌正待价而沽，一如其他你所看到的物品。这时你才明白，请你来不只是为了吃饭，更是为了参观，这就像是房产开发商请你去参观一幢房子，不仅仅是因为有你同行的乐趣。

现在乔就是这样。每个星期六早上，她总要一一打开那些又大又沉的包裹，里面装着她的作品——彩绘盘子、掐丝珐琅工艺品、布满条纹的蜡笔风景和肖像画、炭笔动物画、河畔垂柳的水彩画。凡是能镶上镜框的都镶上了镜框，还用了很大的衬托纸；所以那些包裹才那么重。

这样的周六展览令我十分为难。实际上我对这些作品很有兴趣。从中我出乎意料地体会到了灵魂的悸动，这真的令我感动。但是如果我显示出有兴趣的样子，就等于是在鼓励她下个星期六继续展出一大堆作品。我告诉乔，她确实很有天赋，或许可以去听听绘画或水彩画的课程，但她对此毫无反应。她想听的不是这个。

不知是谁向她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天赋与生俱来，勉强不得也操练不来。每当我告诉她某件作品表现出了不小的进步，她会说：“我想它都在里面了。”她指的是她那涌动的天赋，她并没有夸口。她也可能是在谈她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我觉得“艺术天赋与生俱来”这种半政治化的观念——及其所暗示的“艺术天赋无阶级性”的观念——应该是某人灌输给她的。我想那人或许就是她的新朋友玛丽安。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乔向我展示她的作品，并不是为了听我评论。她是要我买她的作品，她是要我向伦敦的朋友们介绍她。我自己就是一个工艺品市场。我父亲也一样。乔每个星期六早上带来的不全是她一个人的作品。有很多是玛丽安的，她对此很大度。毫不忌妒。我开始觉得，这两个彼此激励的女人已变得令她们自己都感到敬畏。她们都很平凡，但其天赋使她们出类拔萃，超出其他粗俗的同类。她们热爱自己制作的每一件艺术品。在她们眼中，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这两个女人令我不安。很多工人出身的罪犯，或是有犯罪倾向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向中产阶级表现自己。我因此警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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