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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物质和精神之宇宙的随笔（第1页）

正是怀着最真诚的谦恭之心——甚至正是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我开始动笔写这本小书；因为从所有能想到的题目中，我要与读者一道探讨这个最严肃——最广博——最艰深——而且最庄重的问题。

我将找到些什么既崇高又不失其质朴、既质朴又不失其崇高的话语来充分阐明我的主题呢？

我决意要谈谈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谈谈物质及精神的宇宙：——谈谈它的本质、起源、创造、现状及其命运。而且，我还要向一些结论发起挑战，因而实际上将对许多人类最优秀而伟大并且最应该受到崇敬的智者加以质疑。

首先请允许我尽可能明确地宣告——我并不希望在本书中论证宇宙之原理——因为不管数学家们会如何断言，至少在这个世界上压根儿就不存在诸如论证这样的过程——但我将自始至终坚持不懈地阐明宇宙之主导概念。

所以我总的命题是：——第一物质之原始统一性决定万物的第二因，包括它们不可避免要湮灭的原因。

为了说明这一概念，我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环视一下宇宙，以便人们真正能够获得并领悟一种独特的印象。

一个人站在埃特纳火山[11]顶峰从容不迫地极目四望，主要打动他的是景象之苍茫辽阔和变化多姿。他只有踮起脚跟飞快地旋转一周，才可能有希望从景象融为一体的壮观中领会那幅全景图。但因为站在山顶时没有人想到过踮起脚跟旋转，所以迄今为止尚无人想到过那幅景象之完美的统一性；结果无论这种统一性中包含着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人类的脑海中实际上还不存在。

我不知道有任何一篇论文以这种方式环视过宇宙——这里所用的“宇宙”二字是按其最广泛并唯一合乎逻辑的词义——在此我最好说明，凡本文使用“宇宙”一词而未加限定之时，我多半是指人类想象力所能及达的浩瀚空间，包括所有能被想象存在于这个空间范围的万事万物，无论其存在形式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在谈及一般意义上的“宇宙”之时，我多半会用一种限制性的说法——如“星系宇宙”。读者将在后文中看出为何有必要这样区分。

可即使从那些关于这个虽总是显得无限但实际上却有限的星系宇宙的论著中，我也不知道有任何一篇对这个有限的宇宙进行过这样的环视，从而确保从其个体性中得出结论。最接近这种方式的观察当数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其《宇宙》中所尽的努力。但他论述这个题目的着眼点不是其个体性，而是其整体性。他的主题说到底是纯物质宇宙之各个部分的法则，因为这种法则与这个纯物质宇宙之其他每个部分的法则相互联系。他的构思仅仅是普遍性的。一言以蔽之，他论述物质关系的整体性，并使一直藏匿在这个整体性后面的一切推论都暴露在哲学的目光之下。然而，不管他处理其总论之各个分论时所用的那种简洁是多么值得赞赏，这些分论之绝对多样性必然引出大量细节，从而引出不可悉数的概念，这样就完全排除了印象之个体性。

在我看来，要获得这种个体性的印象，并通过这种印象得到推论——结论——启迪——推断——或仅仅是可以从中得到的猜想，如果得不到更好的东西的话——我们就需要像在火山顶上踮起脚跟旋转那样来一圈思想上的旋转。我们需要所有的一切都围绕这个思想上的视点中心急速旋转，以至所有的细节都完全消失，甚至连比较明显的目标也融为一体。在这种环视的过程中，消失的细节会包括所有各自独立的地球物质，地球将只剩下它的行星属性。此时一个人便成为人类；人类则变成了宇宙智慧大家庭的一名成员。

现在，在开始探讨我们本身的题目之前，请让我恳求读者注意从一封多少值得注意的信中抄录下来的一两个小段，那封信好像是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发现的，当时瓶子漂浮在那片黑暗的海洋上——那片海洋曾被努比亚地理学家托勒密·赫菲斯忒翁[12]详细描述过，但今天除了那些超验主义者和一些耽于奇想的人之外，则很少有人涉足。我承认，这封信的日期甚至比它的内容更令我吃惊；因为它似乎是写于公元二千八百四十八年。至于我就要抄录于后的段落，我想它们自会说明问题。

“你知道吗，我亲爱的朋友，”写信人无疑是在问他同时代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几乎直到八九百年前，形而上学家们才同意打消世人那个古怪的念头，即认为获得真理只有两条可行之路！请相信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可好像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没有史料记载的年代，曾有过一位名叫亚里士·多德的土耳其哲学家。”[写信人在此可能是指亚里士多德；最辉煌的名字在两三千年后也不幸被讹误。]“这个伟人的名声主要在于他论证了打喷嚏是一条自然法则，过分深沉的思想家可凭借打喷嚏从鼻孔里排除多余的思想；可他作为一种名曰由因及果式或演绎式的哲学之创始人，或至少作为这种哲学的主要鼓吹者，也赢得了几乎同样显赫的名声。他从他坚持认为的自明之理或不言而喻的真相开始：——现在众所周知的没有任何真理会自明这一事实丝毫也没有影响过他的思维过程：——对他来说，只要他所思考的真理全都彰明较著也就够了。他从自明之理开始，然后通过逻辑的过程得出结果。他最著名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名叫图口利得的几何学家，”[指欧几里得]“另一个是名叫康德的荷兰人，即那种超验主义的创始人，如今的超验主义就顶着他的名字，只不过把‘康德’改成了‘侃得’。[13]

“且说亚里士·多德一直独领风骚，直到一位名叫霍格[14]的人出现，此人有个别号叫‘埃特里克的牧羊人’，他提倡一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方式，并将其称为由果溯因式或归纳式。他的方式完全涉及感觉。他是通过观察、分析和归类，最后把事实——即他爱拿腔拿调地说的自然事例——总结为普遍规律。一言以蔽之，亚里士的方式以本体作基础，而霍格的方式则以现象为依据；后一种方式提倡之初赢得了世人的高度赞美，亚里士顿时声名扫地。不过他最后终于东山再起，被允许与他那位更现代的对手共同瓜分哲学王国：——当时的学者们满足于排斥其他所有过去的、当时的和未来的竞争者，并凭借一项中间法令的颁布停止了一切哲学上的争论，该法令宣称只有亚里士多德式和培根式的道路才是，而且当然应该是可能获取真知的途径：——你肯定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写信人在这里补充说，“‘培根式’这个形容词是作为‘猪猡式’的同义词而发明的，它看上去更高贵，听起来更悦耳。

“现在我断然向你保证”——写信人继续道——“我跟你讲这些事没带丝毫偏见，而你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如此明显的荒唐限制那时候肯定起过作用，从而阻碍了真正的科学发展——正如整个历史将会表明的那样——真正的科学最重要的发展看上去都是以直观飞跃的方式。而这些古代的观念把分析研究限制在蜗行牛步的速度；我无须提醒你，在各种各样的运动方式中，蜗行牛步的确是一种四平八稳的方式；——可难道因为蜗牛走得稳当，我们就必须剪掉天使的翅膀？在许多个世纪里，那种迷恋，尤其是对霍格的迷恋是那么狂热，以至称得上正常的思想实际上完全停止。没人敢说一句真话，而为此他只觉得有负于自己的灵魂。真情真相能否被证明为真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当时那些教条主义的哲学家只考虑所宣称的获得该真理所通过的途径。他们对结果甚至不屑一顾：——‘方法！’他们高嚷——‘让我们看看方法！’——若发现被审查的方法既不属于霍格（即猪猡）的范畴，也不归于亚里士（指山羊）的领域，那些学者便会停止审查，同时宣布那位思想家是‘白痴’，并给他打上‘理论家’的烙印，从此以后对他和他发现的真理再也不予理睬。

“我亲爱的朋友，”写信人继续道，“我们当然不能认为，仅凭这种蜗行牛步的方法人类会发现许多真理，哪怕是经历一个个非常漫长的年代；因为对想象力的约束是一种连蜗行牛步之绝对稳当性也不能弥补的过失。更何况蜗行牛步的稳当性远非绝对。我们这些前辈所犯的错误完全类似那种自作聪明的白痴所犯的错误，那种白痴以为他把东西拿得离眼睛越近就肯定会看得越清楚。他们被细节蒙住了眼睛，细节就像苏格兰鼻烟一样令他们爽快；因此霍格主义者吹嘘的事实通常绝非事实——若不是假定它们无论如何也是事实，那本是一堆鸡毛蒜皮的琐事。不过培根主义的致命弱点——即它最可悲的谬误之源——还在于它必然会把权力和需要考虑的问题交给那些仅仅会感觉的人——那些矮子群中的高人，那些用显微镜才能找到的学者——那些多半在自然科学领域发掘并贩卖芝麻大的事实的人——他们在大街上以同样价格兜售的就是这种事实；据认为，这些事实的价值仅仅在于是他们的事实这一事实，不管它们是否能适用于那些基本的、唯一合理的、被称为法则的事实之发展。

“除了这些人”——信中继续说——“除了这些被霍格哲学一下子捧上天，从而突然从厨房步入科学之殿堂，从灶台一步跨上神圣讲台的人，地球表面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令人不可容忍的盲从者和专制者。这些人的信条、文本和教义都是‘事实’这个字眼——可他们多半连这个字眼的意思都不知所以。对那些敢冒险动一动他们的事实，从而使其有序并便于应用的人，霍格的信徒们绝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所有想概括一下的企图马上就会被扣上‘理论的’‘理论’和‘理论家’的帽子——简而言之，所有的思想都是对他们的人身侮辱，都会引起他们的极度愤恨。对除开形而上学、数学和逻辑学之外的自然科学之发展而言，从所有可理解的知识对象来看，培根造就的那些思想狭隘、主观片面并跛了一条腿的哲学家真是无能得可悲，无知得可怜，甚至比一个目不识丁的仆人还可怜可悲，因为当仆人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时，他实际上已证明他至少知道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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