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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 第一章（第1页）

我离开两个星期，终于回来了。我们一伙到达鲁列津堡，已经有三天。我本来以为，他们一定急得要命，眼巴巴地盼着我回来，可是我估计错了。将军一副无求于人的神气，出言不逊，吩咐我去见他的妹妹。不消说，他们准是在什么地方弄到了钱。我甚至觉察到，将军的目光中略有愧色。玛丽娅·菲里波夫娜忙得不可开交，跟我稍稍攀谈两句；但是钱，她收下了，点数清楚，还听完了我的全部汇报。他们请客吃饭，邀请的客人有梅津佐夫、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英国人。这是老规矩啦，一弄到钱，就摆一桌酒席；完全照莫斯科的样子。波丽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见我，便问我为什么耽搁了这么久，可是不等我回答，拔腿就走了。当然喽，她是存心摆这种架子的。老实说，我和她之间本来应该讲讲明白。憋在心里的话可不少。

我给安置在旅馆四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里的人一看就明白，我是属于将军的随员这一类。根据一切迹象看得出，他们已经露过一手。这里的人都把将军当作俄国大富豪。午饭前，他吩咐我做这样那样的事情，还交给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叫我去兑换。我跑到旅馆的账房间去兑换。这样一来，大家以为我们是百万富翁了，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是如此。我正想带米沙和娜嘉出去散步，但是走到楼梯口，有人喊住我，叫我去见将军。将军煞有介事地问我带孩子们上哪里去。他不敢正视我；他很想朝我瞪眼睛，可是我每回报以直瞪瞪的目光，也就是轻蔑的眼光，使他不禁畏葸起来。他说话斟字酌句，装腔作势，结果弄得前言不搭后语。我弄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带孩子去散步，公园呀什么地方都行，不过要离游乐宫远远的。后来，他动了肝火，开门见山地说：“否则您说不定会带他们上游乐宫去赌轮盘赌的。您原谅我有话直说，”他补充说道，“但是我明白您还管不住自己，大概会去赌博的。不管怎么说，我虽然不是您的长辈，我也不愿意担任这样的角色，但是我至少有权利要求您不要败坏我的名声……”作者大概是借用这个名称来描写南部德国的一个疗养区威斯巴登，1862、1863和1865年他在这里待过。

“我身边可没有钱，”我泰然回答说，“要去输，也得有钱哪。”

“您马上有钱到手。”将军说道，脸略微一红。他往写字桌里翻寻，取出账簿来结算，原来他还欠我约莫一百二十卢布。

“我们怎么清账呀，”他说道，“得把钱折成塔勒1。您先拿一百塔勒去吧，一个整数。余下的当然也短少不了您。”

我默默地接过了钱。

“我说这些话，您可别见怪。您的脾气太躁……我跟您说，无非是提醒提醒您。当然，我也是有权利这样做的……”

快吃午饭的时刻，我带着孩子回家，在路上遇见我们的人结队骑马而行。他们是去参观什么废墟的。两辆华丽的马车，一群漂亮的骏马！一辆马车上坐着勃朗希小姐2、玛丽娅·菲里波夫娜和波丽娜。法国人、英国人和我们的将军骑马随行。过路人站停下来，细细观望。场面固然壮观，倒霉的却是将军。我心里在计算，我带来四千法郎，加上他们在这里弄到的钱，他们现在总有七八千法郎。可是这笔钱是不经勃朗希小姐挥霍的。

勃朗希小姐也住在我们的旅馆里，跟她母亲在一起。我们的法国人也住在这个地方。仆役们称他为“伯爵先生”，称呼勃朗希小姐的母亲为“伯爵夫人”。谁知道是真是假，也许他们真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

我完全知道，我们即使同桌共餐，伯爵先生也不会理睬我。将军当然不想让我们结交，甚至把我向他介绍一下都不情愿。而伯爵先生在俄国待过一段时间，他明白所谓“家庭教师”是多么卑微的角色。其实，他很了解我。但是，说实话，我跑到酒席上来是不受欢迎的。看来是将军忘了作具体安排，要不然他准会打发我去吃普通客饭。我自作主张跑来，所以将军不满地瞥了我一眼。好心肠的玛丽娅·菲里波夫娜立刻给我指点了一个座位。但是我跟阿斯特莱先生见过面，这倒帮了我个大忙，现在我倒很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第一次遇见这个古怪的英国人是在普鲁士，我们面对面坐在火车里，当时我正在追赶我的伙伴们。后来，在进入法国的时候，接着，又在瑞士，我碰到他；这两个星期之内竟一遇再遇，瞧，现在我又突然在鲁列津堡跟他相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拘谨的人。他拘谨到了极点，他自己当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根本就不笨。其实，他的性情很随和。在普鲁士初次见面，我还是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告诉我，今年夏天他曾经到过北角，很想到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去逛逛。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跟将军认识的，不过我觉得他正迷恋着波丽娜。只要她一来，他便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在酒席上我和他并排而坐，他很高兴，看来他已经把我当作老朋友了。

法国人在席间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势。他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傲慢不可一世。在莫斯科，我记得他也喜欢吹牛皮。现在他喋喋不休地谈论财政金融，谈论俄国政治。将军偶尔反驳两句，但是彬彬有礼，很讲究分寸，决不有损自己的尊严。

不消说，我心里很别扭，还没吃到一半，我给自己提出了那个老问题：“我干吗还跟在这个将军的屁股后面，为什么不早离开他们？”我偶尔朝波丽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瞧瞧，可是她根本没有理会我。我恼火极了，决心狠狠闹它一场。

一开头，我突然无缘无故拉开嗓门硬插到他们的谈话中去。我主要的是想跟法国人吵一场。我转身朝着将军，突然截住他的话头，大声说道：今年夏天俄国人简直休想在旅馆的餐厅里吃到客饭。将军向我投来惊讶的目光。

“如果您是有自尊心的，”我继续往下讲，“那就肯定会引起一场争吵，还得遭受种种难堪的侮辱。如今在巴黎和莱茵河区，甚至在瑞士，餐厅里竟有那么多波兰人，还有跟他们一伙的法国人吃包饭，您只要是个俄国人，那就免开尊口吧。”

这些话我是用法语说的。将军望着我，茫然不知所措。看我这样放肆，他不知该发一顿脾气，还是仅仅表示惊讶才好。

“哈，可见有人教训过您啦。”法国人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道。

“我在巴黎先跟一个波兰人吵了一架，”我回答说，“接着跟一个帮波兰人说话的法国军官吵。后来，一部分法国人站到我一边来，因为我告诉他们，我曾经打算往一位大人的咖啡杯里啐唾沫。”

“啐唾沫？”将军疑疑惑惑地问道，同时眼睛还朝四下里张望。法国人一脸不相信的神气，朝我细细地打量。

“一点不假，”我回答说，“有一回，一连整整两天，我总觉得有必要到罗马走一趟，去办理一些事情。于是我就上巴黎的教廷使馆去办理护照的签证手续。到了那里，接待我的是一个神父，五十来岁，干瘦个儿，一脸冷冰冰的表情。他谦恭有礼地听我把话说完，但是异常冷淡地要我等候。我虽有急事在身，可是也只好坐下来等候。我掏出一份《国民评论》，开始阅读那些谩骂俄国的文章。这时候我听见有人穿过隔壁的房间去见大人，我还看见那个神父在对客人鞠躬行礼。我向神父提出我原来的要求，可是他越发冷淡地叫我耐心等候。过了一会，又有一个陌生人进来，是来办理什么事情的。他像是个奥地利人。当他说明来意之后，他立刻被领着上楼去。这下子我可恼火了。我站起身来，走到神父跟前，毫不含糊地对他说，大人既然在接见客人，就完全可以把我的事也办一办好。那个神父突然后退几步，露出十分惊讶的神色。他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微不足道的俄国人怎么竟敢拿自己跟大人的客人相提并论？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似乎因为有了可以侮辱我的机会而喜不自胜，用极其尖刻的腔调冲着我大声嚷嚷：‘难道您以为大人会为您丢下咖啡不喝吗？’于是我也冲着他大声嚷嚷，声音比他的还要响：‘那么我就跟您讲明白，我要朝您大人的咖啡杯里吐唾沫！如果您不立刻替我办理护照签证，那我就找他本人去。’

“‘那怎么行！这时候红衣主教正坐在他的身边！’神父吃惊地后退几步，大声说道。他奔到房门口，伸开两条胳臂，表示宁死也不放我进去。

“这时候我答复他说，我是个异教徒和蛮族，‘我是个异教徒和蛮族’所有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人老爷这批家伙，通通不在我的眼里。总而言之，我叫神父明白，我是决不让步的。神父恶狠狠地瞥了我一眼，接着夺过我的护照上楼去了。没一会儿工夫，护照已经签证好了。瞧，护照就在这里，你们要不要看一看？”我掏出护照来，指给他们看罗马教廷的签证。

“不过您这个……”将军正要开口……

“真正救了您的是您声称自己是蛮族和异教徒，”法国人冷笑着说，“这倒并不那么蠢。”

“难道可以这样看待我们俄国人吗？他们坐在这里，不敢顶一句嘴，并且大概还准备否认自己是俄国人。至少在巴黎我的旅馆里，自从我讲了我和神父吵架的事，人家对我就客气得多了。有一个胖胖的波兰先生，吃客饭时是我的一个死对头，他也收敛起来了。那些法国人甚至听任我讲了一件事情：两年前我遇见一个人，他在一八一二年被法国轻骑兵打了一枪，开枪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想放放子弹而已。这个人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他的家来不及撤出莫斯科。”

“这不可能，”法国人激动地说，“法国士兵不会朝孩子开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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