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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被涂鸦的墙（第1页）

关于31号营房的图书馆和弗雷迪·赫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讲。

这篇小说以真实材料为基础，但在写的过程中也加了一些虚构的内容。31号营房图书管理员的真正名字是“获得自由的”蒂塔·博拉赫娃，小说的灵感都来源于她的生平，小说中奥塔·凯勒老师的灵感来自于她的丈夫，奥塔·克劳斯老师。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在他的《夜间图书馆》一书中提到了关于集中营的小型图书馆的存在，这也是写这本小说之前做新闻调查的一个开始。

可能有人也许不会同意这种做法，有些人拿生命冒险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开设秘密学校和秘密图书馆。可能有人想着在灭绝营这种地方，当出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这种勇敢是一种徒劳：书籍既不能用来治病，也不能用作武器来制服刽子手似的军队；既不能用来填饱肚子，也不能用来解渴。的确，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文化不是必须的，唯一必须的是面包和水。的确，只有吃面包和喝水才能让人类生存下来。如果只有书籍，整个人类都会死亡的。如果人类不对美的事物感到兴奋，不闭上眼睛，而只是机械地进行想象；如果人类没有能力自我提问和划清自己的界线，也就是说自己是个男人或者是个女人，而不是简单地说是个人，那他和一条鲑鱼、一匹斑马或者一头麝牛就没有什么区别。

互联网上有成千上万条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信息，但那些资料只是给你提了那个地方。如果你想让一个地方提到你，那你就必须去那里，然后在那里待足够长的时间来听听它会告诉你的事情。为了找到一些关于家庭营地的痕迹或者追寻一些足迹，我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大量数据和日期的需要，而是有必要感受那个该死的地方带来的震撼。

我飞到克拉科夫，从那里乘火车去的奥斯维辛。那座小而宁静的城市的一切都不会让人想到它那恐怖的郊外。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公交车一直通到集中营门口。

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有一个供大巴车停放的停车场和一个博物馆似的入口。它曾经是波兰军队的军营，漂亮的砖式建筑位于鹅卵石铺就的很宽的路面两边，许多鸟儿在路上啄食着，乍一看，没有一点儿恐怖的迹象。有几个展馆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其中一个展馆感觉就像是个水族馆：穿过黑黑的走廊，两边全是照着灯光的巨大的水箱。里面放着堆积如山的破烂的鞋子，两吨头发形成的黑黑的海洋，破碎的假肢仿佛就像是破碎的玩具，成千上万的几乎都是圆形的破眼镜，和摩根斯坦老师的眼镜一样。

距离三公里的奥斯维辛2号集中营比克瑙是犹太家庭营。入口处幽灵般的瞭望塔现在还在，下面是一条铁路，为的是从1944年开始火车可以直接驶入营地。集中营原有的营房在战后被大火烧掉了。一些复建的营房可以进去参观：都是一些干净通风的马厩，但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在这第一排营房的后面，应该就是隔离营，之前占了整个营地的全部，但现在只是一片巨大的空地。为了看看囚犯们在隔离营怎么度过一天，应该放弃导游推荐的线路。也就是说，不要按照第一排营房的说明来参观，不要沿着它的周边来参观，而是一个人独自行走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感受着冷风带来的永远留在那里的那些声音的回声，因为它已经和我们脚下的土地融合在了一起。犹太家庭营留下的只是进入营地的铁门和一片草木丛生的巨大的凄婉的空地，留下的只是鹅卵石、冷风和寂静。这是一个平静的地方还是一个幽灵般的地方，全部取决于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

那次旅行之后，我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几乎都没有答案，没有一本历史书可以给我解释大屠杀的概念。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克拉科夫大屠杀博物馆的书店发现了一本重要的书《逃离奥斯维辛》，鲁道夫·罗森博格的回忆录——《无法原谅》的法语译本。

还有另外一本书，我对它有着特别的兴趣，以至于我回到西班牙之后开始到处找它。那是描写家庭营地环境的一本小说，奥塔·B·克劳斯的《被涂鸦的墙》。有一个网站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来购买这本书，但这个网站不是特别的专业，不能用信用卡支付，但他们留了一个通讯地址。我写信告诉他们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同时问他们在哪里可以转账付款。生活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的回复非常有礼貌，告诉我可以通过西联汇款把钱汇过去。地址是内坦亚（巴勒斯坦地区），下面的署名是D·克劳斯。

我非常谨慎地问她是不是蒂塔·克劳斯，那个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家庭营地的女孩。是她。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还活着，而且还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生命是神奇的，而且有时也是很精彩的。

蒂塔已经不再是个孩子，她已经八十岁了，但她还是继续尽心尽力奋斗着的那个人，只不过现在她所做的就是不要让她丈夫的书被人们所遗忘。

从那以后我们俩就开始写信。她极其善良，我们就一直用我那蹩脚的英语交流着。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在布拉格见面，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她带我去看了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她和其他安静温和的老奶奶不一样，蒂塔是一个积极善良的人，刚到那里，她就立刻帮我在她家旁边找到住处，而且安排好了一切。我到达特里斯卡酒店前台时，她已经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等着我了。她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瘦、紧张、积极主动、认真、笑容可掬，同时非常的迷人。

她的生活在战时就过得很艰难，战后也是一样。直到2000年奥塔去世之前，他们俩生活得都非常和睦。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十八岁的时候死于顽疾。但命运对她的打击并没有使她屈服，之前没有屈服，之后也永远不会屈服。

所有的苦难压在她的肩膀上，但她的脸上仍然保持着笑容，这一点让大家都很惊讶。“这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她对我说。但她拥有的东西还有很多：她的精力，她作为一个斗士反抗一切的尊严，反抗一切之后使得她成为一个屹立不倒、眼神依然愤怒的八十岁的女人。她拒绝我们乘坐出租车，对于一个亲自经历过艰难时期的人，对于她的节俭意识我也不敢多说什么。我们出去都是要么坐地铁，要么步行。地铁上有座位，但她都不去坐。任何人都不能征服这个女人，当时的整个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没能征服她。

可以疲倦也可以累，但却从来不会泄气。她请我帮她，只是因为《被涂鸦的墙》已经卖完了，她要带五十本样书去泰雷津的纪念品商店。我们甚至都没有租车，她坚持要求我们乘公交车去那里。我们走着差不多七十年前她走过的路。我很担心沿途她会受到影响，但她的确是个坚强的女人。那会儿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给犹太人居住区的书店补充书籍。

泰雷津看上去就是一个有着方形建筑的安静的小镇，到处点缀着长满树木的花园，沐浴在五月的阳光下。蒂塔放下书之后，像以往一样争强好胜，帮我弄到了一张常设展览的免费门票。

那天，时时刻刻都充满着感动。在众多犹太人居住区展出的囚犯画作中，有一幅是蒂塔本人画的，昏暗的画面呈现的是一座灯光极少、我们一起走过的城市。还有一个房间里面是来到泰雷津的孩子们的名字。蒂塔看着那些名字并且记起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她笑了。几乎全部都快要死了。

一些屏幕上播放着幸存下来的人讲述着他们在泰雷津的经历。四个屏幕中的一个上面，出现了一个成熟男人的低沉的声音——是她丈夫奥塔·克劳斯。他说着捷克语，尽管下面显示着英语字幕，但我却不在乎这些，因为更吸引我的是他的声音。他是如此的沉稳以至于会让人一直听他说下去。蒂塔静静地观看着，表情严肃，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离开之后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曾经住过的地方。这个女人是如此的坚强，至少看上去是坚强的。我问她对于她来说是不是很痛苦。“很痛苦。”她回答我的时候停也没停，而是继续大步向前走着。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对生活如此勇敢的一个女人。

之前她在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住过的那栋楼现在是一栋不再伤害人的居民楼。她抬头望着三楼。她告诉我她的一个表哥之前是木匠，给她做过一个书架。我们走向另一栋楼的时候，她跟我讲了很多事情。那栋楼现在是一个博物馆，所有的房间里面都塞满了床铺，还是犹太人居住区时期的老样子。那是一个让人感到窒息的地方，那么小的地方却塞了那么多的床铺，甚至还有一个曾被当做公共便盆使用的陶瓷脸盆。

“你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味道吗？”她问我。

想象不到，我想象不到。

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展厅，那里有一个保安。墙上挂着当时的画和海报，展厅内播放着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维克托·乌尔曼的歌剧，最后他变成了泰雷津最积极的文化使者之一。蒂塔站在大大的展厅中间，无聊的女保安看着她，她开始轻轻地唱起了乌尔曼的歌剧。她的声音是泰雷津孩子们的声音，那天上午面对极少的公众再次响起，虽然人少，大家还是很惊讶。保安甚至都不敢上前去打扰她。那个时刻，时间又再次回到了过去，蒂塔再次变成了迪迪卡，穿着她的羊毛长袜、带着梦幻般的眼神唱着歌剧《布伦迪巴》。

在由泰雷津回布拉格的路上，由于大巴车全是密封车窗。为了我们不被热得窒息，蒂塔强烈要求司机打开天窗，但司机却无视她的要求。她自己便开始打开天窗，然后我也上去帮忙。最后，天窗终于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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