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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奇一家人（第1页）

一五九九年

毫无疑问，莫里哀的唐璜是多情的，不过首先应当肯定，他是上流社会的男子；他对漂亮的妇女有克制不住的喜好，然而他在追逐之前，先要自己合乎某种理想的典范，先希望自己在多情而又多才的年轻国王的宫廷里，成为众望所归的男子。

莫扎特的唐璜已经比较自然了些，法国人的味儿少了些，他很少考虑旁人的意见；首先，他不想到炫耀，如欧毕涅写的那位费内斯特男爵说起的炫耀。我们只有两个唐璜的意大利形象，符合他在文化复兴的开始——十六世纪，这美丽的国家所应当显示的面貌。

这两个形象，有一个我绝不能公之于众，因为世纪如今太假道学了；我听见拜伦爵爷重复了许多回的那句至理名言：Thisageofcant，必须在意才是。这种十分讨厌而又骗不了人的伪善，有一个大方便处，就是让蠢人们有话可讲：他敢说这话，敢取笑这事，等等，因而他们纷纷议论起来。不方便处就是，漫无限制地缩小了历史的领域。

第二个唐璜，可以在一八三七年谈一下了，读者倘使兴致高，许我谈谈，我就不辞谫陋，提供一点他的传记材料。他的名字叫作弗朗索瓦·秦奇。

要唐璜有可能出现，必须世上先有伪善，在古代，唐璜也许是一种找不出原因解释的孤立现象；宗教在当时是一种节令，一直在鼓励人们寻欢作乐，既然如此，怎么还会打击把某种享乐当作唯一正务的人呢？只有政府才说什么禁戒的话，对可能危害祖国，也就是说，对可能危害全体利益的那些事加以禁止，但不禁止可能危害行动者个人的事。

任何一个男子，对妇女有兴趣，又很有钱，就可以在雅典当一名唐璜，而且不会受到批评；也不会有人公然讲什么人生是泪之谷，清心寡欲才有意义。

我不相信雅典的唐璜，能像现代君主国家里的唐璜这样快，就到了犯罪的地步；后者有一大部分的快感得之于敌视舆论，然而年轻的时候，他起初却以为自己只在敌视伪善。

在路易十五式的君主国家里，每一个小唐璜，目无法纪，可以随便开枪打一个修缮屋顶的泥瓦匠，让他骨碌碌滚下地来：这不正好证明他活在王公社会，气度非凡，并不把法官放在眼里吗？不把法官放在眼里，岂不正是小唐璜之流要走的第一步，尝试的第一件事吗？

今天的时尚不再是妇女的了，所以唐璜也就少了；可是从前有唐璜的时候，他们开始总在寻找最合乎天性的欢乐，并以敌视他们认为在同代人宗教中缺乏理智基础的见解为荣。也只是到了后来，唐璜开始往坏里变的时候，他才从敌视他本人认为正确与合理的舆论方面得到美好的享受。

这种过程大概在古代很难出现，也只是到了罗马皇帝治下，在提拜里屋斯住到卡普里以后，我们才看到为堕落而爱堕落，也就是说，为敌视同代人合理的舆论的快感而爱堕落的风流人物。

所以我把唐璜有魔鬼角色的可能性算在基督教头上，毫无疑问，是这种宗教向世人指出：一个可怜的奴隶、一个角斗者有一种和恺撒本人的灵魂在功能上完全相等的灵魂；所以出现细腻的感情，应当感谢基督教才是；而且我相信，迟早这些感情是要在各民族的内部出现的。《埃涅阿斯纪》比《伊利亚特》已经是温柔多了。

耶稣的理论是和他的同代人、阿拉伯的哲人们的理论一致的；继圣保罗布道之后，世上唯一的新事情就是出现了一个完全脱离其他公民，甚至于利害相反的教士团体。

这个团体唯一的事务就是培植和巩固宗教感情，发明一些方术和习惯，感动各阶级的心灵，从没有受过教育的牧人一直到对生活没有新鲜感受的老廷臣；而且知道怎么样把关于它的回忆和童年动人的印象联结起来；最小的疫情或者最小的祸患，都要加以利用，增加畏惧和宗教感情，或者至少也要用来兴建一座美丽的教堂，如同威尼斯的萨鲁太。

这个团体的存在产生了这种令人赞叹的事情：教皇圣·利奥不用人力，就抵挡住了凶悍的阿提拉和他那些新近威慑中国、波斯与高卢的成群的野蛮人。

所以宗教犹如被诗歌所美化了的专制政权（我们称之为法兰西君主国）一样，产生了一些假使去掉这两种制度，世上就会永远看不到的怪事。

这些事好坏不同，可是永远稀奇少见，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波里布、奥古斯都以及古代其他明智的人们听到了，也会为之惊奇。我把唐璜的近代性格和这些事放在一起，并不迟疑。依我看来，这是来自路德之后的教皇的修行制度的一种产物；因为利奥十世和他的教廷（一五六年）遵循的大致还是雅典的宗教原则。

一六六五年二月十五日，也就是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初期，演出了莫里哀的《唐璜》；这位王爷当时还不虔诚，但是教会照样检查，去掉了《森林中穷人》那场戏。这次检查是为了提高它本身的威信，希望说服无知已极的年轻国王，能相信杨塞尼屋斯信徒和共和党人是同义字。

原作是一个西班牙人写的，名字叫作提尔叟·德·莫里纳；一六六四年前后，有一个意大利剧团，在巴黎演出一种仿本，轰动一时。这或许是演出次数最多的社会喜剧了。原因是这里有魔鬼和恋爱，有对地狱的畏惧和对一个女子的痴情，这就是说，在所有人（哪怕他们还没有怎么摆脱野蛮状态）看来，这里有最恐怖和最甜蜜的东西。

一位西班牙诗人把唐璜的形象介绍到文学里来，不足为奇。恋爱在这个民族的生活里占有一种重要的位置；在西班牙，这是一种严肃的情欲，可以为了它牺牲所有其他的情欲，而且毫无困难，甚至虚荣心（谁相信这个？）也可以牺牲！情形相同的还有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人，由于这种情欲，做出了许多蠢事。例如，娶一个穷女孩子，借口她长得好看，他爱上了她。细看下来，只有法国完全摆脱了这种情欲。丑姑娘们在法国不缺乏爱慕的男子；我们是有世故知识的人。在旁的国家，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女修士；此其所以西班牙就少不了修道院。姑侄们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嫁奁的：这一条不成文法支持爱情的胜利。在法国，爱情不是逃到六层楼上，就是说，逃到没有家庭的公证人做媒就嫁不出去的女孩子中间了吗？

拜伦爵爷的唐璜，只是一个布拉斯、一个无足轻重的漂亮年轻人，形形色色不可置信的幸福扑面而来，也就没有必要谈他。

那么，这古怪性格，第一次出现，只是在意大利和在十六世纪。在意大利，在十七世纪，有一天，天气很热，一位公主在晚上高高兴兴举起一杯冰水，说：“真可惜，这不是犯罪！”

据我看来，这种感情形成了唐璜的基本性格。大家看得出来，基督教对他是必要的。

说到这一点，一位那不勒斯作家叫起来了：

“对上天进行挑战，还相信就在同时上天能把你烧成灰烬，难道这也不相干吗？据说，这就是找女修士做情妇的极度愉快的来由：一个笃信宗教的女修士，她很清楚她在做坏事，她怀着激情请求上帝宽恕，就像她怀着激情犯罪一样。”

有一种简单的伦理，只把对人们有用的东西叫作道德。严厉的庇护五世虽然恢复或者发明了许多苛细的教规，却完全和这种伦理不相干。我们不妨假定一个十分乖戾的基督徒在这期间生在罗马。他赶上了一个严酷的宗教裁判时期，严酷到了这种地步，它在意大利待不下去，只好躲到西班牙，教皇新近加强宗教裁判所的作用，人人望而生畏。这些小小的苛细的教规被提升到宗教最神圣的职责的地位，而若干年来，人却费尽心血不执行，或者公开加以蔑视。看见全体公民当着宗教裁判所的可怕的法律发抖，他耸耸肩膀，对自己道：

“好啊！我是罗马、这世界之都的最有钱的人；我也要做最勇敢的人；这些家伙尊敬的东西都太不像人应当尊敬的东西了，我要公开嘲弄一下。”

因为一个唐璜，为了做唐璜，就该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具有那种透视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生命和准确的眼力。

弗朗索瓦·秦奇将对自己道：“用什么样惊人的行动，我，一个罗马人，一五二七年生在罗马，恰好就是波旁所率的路德兵士在罗马对神圣器物犯下最可怕的亵渎的半年的时期；用什么样的行动，我才能使人注意我的勇敢、尽量使自己得到对舆论进行挑战的快感呢？怎么样我才会惊动我同代的庸人呢？怎么样我才能使自己得到觉得自己不同于这批凡夫俗子的隽永之至的快感呢？”

一个罗马人，一个中世纪罗马人，不会光说不干的。没有比意大利更讨厌放空炮的国家了。

能对自己说这话的人叫作弗朗索瓦·秦奇：一五九八年九月十五日，他在女儿和太太眼皮下面被杀了。这位唐璜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点可爱的印象。他不像莫里哀的唐璜，首先要做一个上流社会人：这种想法没有柔化，缩小他的性格。他不想到别人，除非是为了表示他比他们高，把他们用到他的计划里，或者恨他们。唐璜永远没有一颗温柔的心的同情、甜蜜的梦想或者幻觉引起的快感。他首先需要的是一些属于胜利的欢乐，别人能看得见而又不能否认的欢乐；他需要无礼的莱波雷洛在忧愁的埃尔维尔的眼下打开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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