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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病房（第1页）

一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小厢房，它的周围长满了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厢房的房顶已经生锈，烟囱一半已经坍塌，门廊的阶梯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上的灰泥也只剩下一些痕迹了。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则是田野，中间由一道埋有钉子的医院的灰墙隔开。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围墙以及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令人沮丧的、天地难容的景象。在我们这里只有医院和牢房才是这样。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扎着，就请您沿着通向厢房的那条狭窄的小道走过去，看看里面在干什么。推开第一扇门，我们便来到前堂。在这里，墙边、炉子旁边丢着大堆大堆的医院里的破烂：褥垫、破旧的病人服、裤子、带蓝条子的衬衣、不能穿的破鞋等。所有这些破烂都随便地堆在一起，又脏又乱，正在腐烂，散发出一股窒息人的臭气。

看守人尼基塔是一个年老的退伍军人，还戴着褪成了红褐色的军章，他躺在那堆破烂上，牙齿间老是衔着一只烟头。他有一张严肃、枯瘦的脸，眉毛耷拉下来，给这张脸平添了一种草原牧羊犬的神态；他红鼻子，小个子，虽然外表干瘦，青筋嶙嶙，却是器宇轩昂，两只拳头粗壮有力。他属于那种心眼不多、颇受赏识、勤勉可靠、脑子迟钝的人。世界上他最喜欢的是安分守己，因此他坚信，有些人是该打的。他打他们的脸、胸口、背脊，碰到哪儿打哪儿。他坚信，不打，这里就要乱了。

往前，您走进一个宽敞的大房间。如果不算前堂的话，这个房间就是整个厢房。墙壁上涂了一层混浊的浅蓝色的颜料。天花板被烟熏得很黑，就跟没有烟囱的农舍一样。显然，这里冬天炉子经常冒烟，并且有煤气。窗子从里面钉了一块铁格栅，很难看；地板是灰色的，也没有刨平。酸白菜、灯芯、臭虫、阿摩尼亚，发出难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您一进屋就觉得好像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在地板上。床上坐着或躺着一些人，他们穿着蓝色的病人服，戴着老式的尖顶帽子。这是一些疯子。

这里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是贵族身份，其余都是小市民。靠门的第一个是又高又瘦的小市民，红黄色的唇髭闪着亮光，眼睛带着泪痕，用手托着脑袋坐着，老是盯着一个地方。他白天黑夜都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跟人说话，人家问他，他也总是不回答。给他吃东西，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所受的痛苦、他的不停的咳嗽、他的消瘦和双颊的红晕判断，他正开始害肺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灵活、非常好动的小老头，留着一把尖削的胡子和一头像黑人那样卷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房里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来回踱步，或者是像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坐在自己床上，并且像灰雀那样不停地吹口哨，小声地唱歌，嘿嘿地笑。他这种孩子般的欢乐和活泼性格同时也表现在晚上。他起来祈祷上帝，那就是用双拳捶打自己的胸口，用手指抓门。这是犹太人莫依谢依卡——一个傻子，他是在二十年前由于自己的制帽作坊被大火烧毁而发疯的。

在六号病房的所有病人中，唯有他一人被允许可以走出病房，甚至可以离开医院的院子到街上去。这种特权他已经享受了很久，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一个老病号，而且是一个安静的、于人无害的傻子，城里给人逗笑的小丑。他在街上被小孩和狗包围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病人服，戴着可笑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赤着脚，甚至没有穿长裤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在院门口或小铺子门口站着乞讨小钱。有的人给他喝点克瓦斯，有的给他一点面包，有的给他个把戈比。这样，他回到病房时，水足饭饱，钱袋满满的。而他带回来的所有东西，马上统统都被尼基塔搜去归自己了。这个兵干得很粗暴，怒冲冲地查翻犹太人的口袋，而且要让上帝做证，他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再让这个犹太人上街，说什么这种不安分的事对他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替别人效劳。他给同伴端水；他们睡着了，就给他们盖被子。他答应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时要给每人一个戈比，并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汤匙喂他左边的一个邻居吃东西，因为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某种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在模仿他右边邻居格罗莫夫的做法，是无意中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贵族家庭出身，过去是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患被害狂。他要么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要么就从这一角落走到那一角落，好像在做保健散步。他很少坐着。他总是处于焦躁、激动、紧张的精神状态，好像在等待某种令人不安的、不明确的东西。哪怕是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院子里有人喊一声，他也会抬起头，立即仔细地倾听：这是不是来抓他的？是不是在找他？这时候，他的脸上便现出极其不安和嫌恶的表情。

我喜欢他那张宽大的高颧骨的脸。他的脸总是那么苍白和不幸，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一个被抗争和长期的恐惧所折磨的灵魂。他的这种苦脸是奇怪的、病态的，可是深刻真实的苦难刻印在他脸上的细纹，却显出了理智和文化修养，眼睛里放射出温暖和健康的光辉。我也喜欢他本人，他谦恭、乐于助人；他对所有人，尼基塔除外，都异常客气。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一把匙子，他都立即从床上跳下来，替人拾起来。每天早晨他都向自己的同伴们道早安；睡觉的时候，则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愁眉苦脸外，他的疯狂病还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每到傍晚，他有时会把短小的病服裹得紧紧的，全身发抖，牙齿打战，立即开始在房间里从这边走到那边，或者在床铺之间走来走去。看上去，他好像在发高烧。他突然站住、瞅着同伴的样子，显然像是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但看来他又想到人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是听不懂他的话，便急躁地摇摇头，继续走来走去。很快，说话的欲望压倒了一切其他考虑而占了上风，他便不由自主地说起来，热烈而又激越。他说得语无伦次，像是梦呓，断断续续，常常叫人听不懂。然而不论在他的话里还是声音里都可以听到一种非常好听的东西。他一说话，您就会听出来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他说到人的卑鄙，说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说到将来会在地球上实现的美好的生活，说到每时每刻都使他想起暴虐者的麻木不仁和残忍的铁窗栅。结果他的话就成了由古老的但又还没有唱完的歌合成的一首杂乱无章的不连贯的什锦曲了。

二

十二至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就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里，他是一个有名望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是四年级的大学生，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这一死，就成了突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一连串灾难的开端。谢尔盖安葬后一个星期，老父亲便因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受法庭审判，不久便在监狱医院里因害伤寒病死了。房子和全部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母亲，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

原先父亲在世的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读书，每月收到六十至七十卢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穷。可现在他的生活却一下子改变了。他必须从早到晚去做家教，做抄写工作。就这样还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所有的收入都寄给母亲做生活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泄气了，身体也吃不消，便丢下大学学业，回家去了。在这里，在城里他托人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了一个教员的职位，可是他跟同事们合不来，学生也不喜欢他，很快又丢弃了这个职位。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半年没有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度日，后来当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直到他因病被辞退，他一直在干这个差使。

他甚至在年轻的大学生时代就从来没有给人以健康的印象。他老是生病，瘦弱，经常伤风感冒。他吃得很少，睡眠很坏，喝上一小杯葡萄酒头就晕，他有歇斯底里病。他总想跟人们接近，可是由于他易激动和性格多疑，他跟谁也难亲近，没有朋友。对城里人他总是批评，瞧不起，说他们的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的兽性生活既卑鄙又讨厌。他说话是男高音，响亮、激越，不是愤懑、愤怒，就是高兴、惊讶，但永远是真诚的。不管您跟他说什么，他都把您引到一个话题上：在这个城市生活既烦闷，又无聊，交往的人们中没有高尚的趣味，他们过的是晦暗的无意义的生活，那里只有形形色色的暴力、粗野的淫荡和伪善。卑鄙的家伙吃得饱、穿得好，正直的人却忍饥受寒。需要兴建学校，办方向正确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讲座，团结知识界的力量；需要让社会认识自己，感到震惊。他评判人们的时候，都要涂上浓重的色彩，只有白色和黑色，不承认有任何其他色度。在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卑鄙的人，中间的人是没有的。谈及女人和爱情时，他总是充满热情而十分兴奋，可是他却从没有恋爱过一回。

在城里，尽管他的批评意见尖刻和神经质，可是大家都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称他为万尼亚。他那天生的客气态度、乐于助人的精神、正派的作风、道德上的纯洁，他那穿旧了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和家庭的不幸，都使人产生出一种美好的、温暖的和忧郁的感情。况且，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博学多才，按照城里人的说法，他通晓一切。在城里他就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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