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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跟一年前的二届三中全会截然不同，这一回蒋介石由落到起，由沉到浮，他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手中的党、政、军大权失而复得！于是，人们对他的称呼，从“蒋校长”、“蒋总司令”，变为“蒋主席”。这年十月八日，蒋介石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另外，他还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

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胡汉民又与蒋介石合作，在会上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奖慰蒋中正同志案》，大有“大树特树”蒋介石“最高领袖”权威的味道。汪精卫则拒不出席会议，指责会议代表百分之八十由蒋氏“圈定和指派”，“所谓代表者，已完全丧失其意义”。之后，蒋介石下令软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三全”大会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新军阀们纷纷反蒋。先是桂系反蒋，爆发蒋桂战争；接着，阎锡山、冯玉祥又揭起反蒋之帜，爆发蒋、阎、冯大战。一时间，打得好热闹。反蒋派拥戴汪精卫为领袖，另立中央，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再度成为蒋介石的对手。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展开大战。好不容易，蒋介石战胜了对手。这时，蒋介石才腾出手来，坐镇南昌，对江西的朱（德）毛（泽东）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担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不再与蒋介石合作，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猛烈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又爆发蒋、胡之争。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胡汉民被骗至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遭到软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汪精卫看准了时机，第三次跟蒋介石作对。汪精卫举起了“救护党国”、“打倒独裁”之旗，联合反蒋派，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向全国发布《反蒋宣言》。于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讨汪，爆发了宁粤之战……看来，在四分五裂、群雄并存的国民党里，蒋介石欲成为最高领袖、“绝对权威”，也并非易事。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国共分别确立了“蒋汪体制”和“毛张体制”

就在蒋汪对抗、宁粤冲突之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沈阳北大营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发动突然袭击，炮轰沈阳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绝对不准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导致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三千万人民的东三省，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落入日军之手！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慨之情。汪精卫借此机会，猛烈抨击蒋介石，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时达到了高潮：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二全”大会，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眼下，竟然有三个“四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和上海举行！在南京，蒋介石主持了“四全”大会；在广州，孙科主持了“四全”大会——理应由汪精卫、胡汉民主持，会议开了一半，胡汉民回粤主持；在上海，汪精卫主持召开了一个“四全”大会。

国民党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日军侵略，民怨沸腾，而国民党的“三巨头”又如此分庭抗礼！无可奈何，蒋介石不得不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口中嘟嘟囔囔着“娘希匹”，蒋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总算蒋、汪、胡三派合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下野”于奉化，汪精卫“称病”在上海，胡汉民也说自己“血压高”，留在广州。“三巨头”都没有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露面，会议由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蒋、汪、胡三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此外，改组国民政府，推举空头元老林森为主席，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没有“三巨头”出席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毕竟缺乏权威性。就在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半个多月后，一场重要的幕后交易在杭州进行：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从老家奉化来到杭州，住入澄庐。他写了一封密信，托陈铭枢、顾孟余赴沪，面交汪精卫。一直“称病”的汪精卫见信，立即精神抖擞，百病皆无，赶往杭州。于是，这两个多年来互为政敌的巨头，在澄庐通宵密谈，“相见甚欢”。这次密谈，变“蒋汪对抗”为“蒋汪联盟”。消息不胫而走，胡汉民气歪了鼻子——因为汪、胡有密约在先，两人联合反蒋，谁也不与蒋单独密谈。如今，汪背弃了胡，胡也就决心独力与蒋、汪对抗。蒋、汪携手，返回南京。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三月六日，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掌握军权。从此，人们对蒋介石改称“蒋委员长”。从此，国民党形成了维持多年的“蒋汪体制”，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格局。胡汉民则在两广主持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跟蒋、汪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但毕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盘。在蒋、汪之间，蒋掌兵权，实力胜于汪……

在中共党内，斗争也颇激烈：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下台；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因“左”倾盲动错误而下台；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而遭批判；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又开始实行“左”倾教条主义……这一右三“左”，折腾着中共，走马灯似的改换着领袖，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共党书》，以讥诮的口吻，论及了中共的党内斗争：“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错误路线当中。“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处指民国纪元，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下同，

不另注）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十八年六次大会（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发生了农民问题及职工运动的错误；至于所谓立三路线的破产，邓中夏退却路线的荒谬，都是你们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论，你们便再若干年，也无非是一个错误的环境，这种铁的事实是在雄辩着共产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即共产党不能存在于中国。”“无论你是什么策略，什么路线，左的，右的，折中的，总之是此路不通，迟早要寿终正寝……”《蒋介石先生告共党书》，载中统局内部编印的《转变》一书，二九九至三○○页，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版。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中共确实正处于领袖危机之中——由于中共那时没有一个能够稳稳地掌舵的领袖，这使中共连连失误。然而，在蒋介石说那番话的一年多之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为中共舵手。从此，中共形成“毛张体制”。张，即张闻天，当时用“洛甫”之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军权，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袖。毛泽东也走过了曲折的时浮时沉的政治道路：他上了井冈山之后，与朱德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他为党代表。这样，他的最初的称呼曰“毛党代表”。一九三○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这样，人称“毛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对毛泽东的习惯称呼便叫“毛主席”。不过，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历受打击，他又几番病重，以致一度误传他病逝，共产国际还为他发了讣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顶帽子：一曰“枪杆子主义”；二曰“一贯机会主义”；三曰“狭隘经验论”。

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毛泽东未曾在苏联受训，得不到共产国际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从苏联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排斥。然而，毛泽东毕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显示了他的睿智和才华。特别是处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谁就会在党内、军队享有威信。如果说蒋介石还算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一点军事的话，毛泽东则连这么点“资本”都没有。诗人气质的他，原本书生一个，写文章是他看家本事，打仗则纯属外行。奇怪的是，此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居然从中谙熟韬略。虽说也曾打过几回败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敌制胜。就连蒋介石坐镇指挥，也多次败在这位“笔杆子”手下……如此这般，当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连连指挥失误，几乎断送了红军之际，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呼声甚高，也就顺理成章，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张体制”。

从此，“毛张体制”的中共与“蒋汪体制”的国民党相对抗，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棋手（即“旗手”）的两党对抗的“棋赛”……虽说在此之前，蒋介石跟毛泽东有过几番较量。那时，蒋介石似乎对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不屑一顾，称之“朱毛股匪”，先是几番“会剿”，接着又几次“围剿”——不过，那只是大搏斗之前的“热身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终于从覆灭的边缘得以挽回，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红军挺进陕北，在保安站稳了脚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的红军，在陕北迅速扩大，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于是，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较量……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陕北小城保安成了“红都”

每当有贵宾来访时，古人常讲究“出廓相迎”。廓，外城也。对于坐落在黄土地上的陕北小城保安来说，那一道砖墙之外，就算是“廓”了。保安，“保障安全”之意，位于肤施（今延安）西北，原本是唐朝抵御外敌的要塞。一九三四年改称“赤安县”。一九三六年六月则改称“志丹县”。志丹，即刘志丹，红军著名将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保安人氏（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四岁的刘志丹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阵亡，于是这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故乡——志丹县）。

这座原本毫不起眼的小县城，自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起，成了世人瞩目的“红都”。在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移驻此城。虽说小小保安简直无法跟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相比，毛泽东所住的那口简陋的石窑洞也无法跟蒋介石豪华的办公室相比，不过这里毕竟也是首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政府主席便是毛泽东。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张体制”以来，红军逐渐走出了困境，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落脚于延安东北角的小镇瓦窑堡（今子长县县城）。一时间，这座小镇成了临时“红都”。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高双城部队袭击瓦窑堡。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向西退至磁窑，然后转往保安（那时叫志丹县），在这“保障安全”的小城安顿下来。就在毛泽东住进保安的石窑洞不过十来天，一位勇敢的“高鼻子”——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重重封锁线，成了进入保安的第一位“外宾”。七月十六日，斯诺在石窑洞里首次拜访了毛泽东。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如此记述他当时见到的毛泽东：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斯诺：《西行漫记》，六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斯诺还写道：毛泽东和他的夫人（引者注：指贺子珍）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就在斯诺访问毛泽东五个多月之后，一彪人马沿着黄土山路朝保安城进发。来者十余人，从西安乘汽车来到洛川，然后改为骑马，向北疾驰。骑者一律穿张学良东北军军服。为首的一位，年约四十，相貌堂堂，颇为斯文。与其说是军人，倒更像书生。这一队人马离保安尚有二十余里，一位穿红军军服的长者，出廓相迎。两人见面时，长者刚说了一句：“老叶，一路辛苦了！”那来者便大笑道：“林老，你不是来接我，你是来接‘光洋’的！”那“老叶”，乃叶剑英也。“林老”，则是林伯渠。林伯渠所说的“光洋”，是他从叶剑英拍来的电报中获悉的。林伯渠那时任财政部长，手头正拮据，得知叶剑英此行运回五万光洋，喜出望外，理所当然出廓迎接。虽说五万大洋，还只是蒋介石悬赏毛泽东首级的二十五万大洋的五分之一，不过对于困顿之中的红军已是久旱甘霖了。叶剑英哪来这么多光洋呢？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马夫”叶剑英潜入西安

那是两个多月前——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也是一队人马，出了保安城，朝鄜县（今富县）张村驿前进，由那里进入东北军驻地，再换乘汽车，直奔西安。那一行人，穿国民党军服。为首的那位，胸佩“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圆形证章，显然是长官。不离长官左右、腰扎武装带的，则不言而喻是副官。还有一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风度潇洒的，则是秘书。这一队人马，据云是中共派往西安的代表团，去与张学良进行谈判。其实，那位长官名唤边章伍，三十六岁，河北东鹿县人氏，早年倒是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师参谋长。但是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参加宁都暴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任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师师长，并参加了长征。那位副官，二十九岁，河南镇平人氏，姓彭名雪枫。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红军师长、师政委，并参加了长征。至于那位秘书，平素便有着“小开”的雅号，刚入而立之年，江苏宜兴人氏。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为人精明，还曾长期在中共特科工作。他的知名度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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