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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部分（第1页）

立即部署一些人员和装备，作为向萨达姆表明我们意图的一种信号。他不想同美国打仗。我有把握这么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派那些早期部队去那里的原因。这是真正的威慑，把美国的旗子朝沙漠中一插，对他说‘喂，怎么样，要来惹我们吗？’”

“但是，如果萨达姆采取行动，我们无法保卫沙特人，”切尼坚持说，“至少现在还做不到。”

“如果他们要入侵沙特阿拉伯，那他们现在就会动手。”我回答说。“记着，萨达姆以前从不把自己的战线拉得过长。无论对紧挨的邻国伊朗，还是现在对科威特，他总是凭借内部交通线进行作战的。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与伊拉克之间有一大片旷野。他决不会越过遥远、开阔和不利的沙漠去投送兵力。放心吧，迪克。”我接着用这种语气至少讲了20分钟，我希望我讲得没错。待我讲完之后，切尼的回话中又恢复了满有信心、从容不迫的语调。每个人都时常需要他人的帮助，得知这位孤独的牛仔并不例外，实在令人宽慰。在未来困难的月份里，他将同样会助我一臂之力的。

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要有一个名称。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和我的参谋曾经琢磨过好多思路。最初有人提出盾牌的想象。叫“半岛盾牌”嘛，太拗口。叫“半月形盾牌”嘛，又太阿拉伯化。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我们都认为是听来真实的名称。切尼表示赞同，由于在沙特的沙漠中动员保卫王国，所以名称定为“沙漠盾牌”。当我们开始制定与防御态势并列的一项进攻方案时，诺姆与我谈及如何区分两者。“沙漠盾牌——阶段Ⅱ”？诺姆建议用“沙漠风暴”。“暴风诺姆”（施瓦茨科普夫的外号）刮起的“沙漠风暴”。自然而贴题，大家都表示赞同。

施瓦茨科普夫当时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防部大楼里设立了司令部。他整天忙于解决为保卫沙特王国而部署兵力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我则忙于从美国这一头把兵力和装备纳入运输渠道。军种参谋长们都起了重要作用。尽管他们的部队是在诺姆麾下服役，但参谋长们肩负着确保这些部队装备齐全和做好战斗准备的重大责任。既然施瓦茨科普夫是首当其冲的司令官，美军在全世界各地的司令官都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9月初，部队的集结已经进入高潮。数十万部队有的已到达海湾地区，有的还在途中，正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各地的机场和港口。总统已授权征集20万名后备役人员、国民警卫队人员。很多人甚至在征集令发出之前就志愿报名。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打仗，他们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4个航母战斗群即将到达战位，它们配备有多艘战列舰和能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长期封存的运输舰重新启用。数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盘旋在阿拉伯半岛上空寻找降落地点。从佐治亚州乘船来的第二十四步兵师和从得克萨斯州来的第一骑兵师即将到达沙特，与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轻装步兵和第一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会合。我们在沙特阿拉伯不得不建造巨大的基地，以接纳源源而来的部队和军需物资。

在此初期阶段，我们尚不确切地知道，布什总统是否要通过战争来履行他在科威特被占领问题上“不能按兵不动”的声明。不过，我们必须准备好各种方案的应急战略。诺姆和他的陆军司令——我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时的副手约翰·约索克中将集中精力制订防御沙特阿拉伯的作战计划。空军参谋部迅速提出了实行空中战役的计划，这思路是由一位杰出的性急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使用空中力量方面的主要智囊人物约翰·沃登上校提出的。施瓦茨科普夫在赴沙特阿拉伯之前就对沃登的作品有印象，并安排他在8月11日向我汇报一项名叫“迅雷”的计划。沃登说：“将军，我建议我们对伊拉克本土进行全纵深攻击，摧毁他们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交通运输系统、生产和储存设施，以及防空网。”他的汇报使我很受启发。沃登的战法可以摧毁或严重破坏伊拉克政权。

但是，如果最后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我们还需要一项空战计划来帮助把萨达姆的部队赶出科威特。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要求沃登充实他的战略计划，把对部署在科威特的伊拉克部队的战术攻击也包括在内。沃登来到沙特阿拉伯，并直接与两位空军将领——施瓦茨科普夫的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及其助手伯斯特·“伙计”·格洛桑准将一道工作。虽然沃登的原计划几经修改，并对攻击目标有过很多争论，但他原来的思路仍是“沙漠风暴”空战的核心。

施瓦茨科普夫还组建了一个与沃登及其小组相似的地面作战计划班子。这个班子被称为“杰迪骑士”①，其成员是一些出类拔萃的陆军中校。“杰迪骑士”们被关在小屋子里，并被告知要提出一个能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地面进攻计划。①杰迪骑士，是电影《星球大战》中的游侠骑士。指思路离经叛道、敢于创新的一批年轻美国军官。——译者注。

9月，我必须去马德里参加一次北约组织会议。我决定顺便去沙特阿拉伯到前线视察一番。9月12日，我在利雅得机场步出空军波音707座机时，顿时感觉好似进入鼓风炉之中。气温高达华氏105度，而且还是在清晨。不过，我至少在飞机上睡了一个好觉。当我初任主席时，空军提供给我一架经改装的带有要人座舱的C—135空中加油机，这个要人座舱给人一种空中汽车旅馆房间的感觉。因气温控制有问题，地板温度和舱顶温度差别之大宛如极地和赤道之别。我总是脚上裹着毛毯而头上却冒着热汗。因此我回家时通常患感冒。我要求空军把气温调得更温和些，他们开始用一架老式的“空军一号”座机来接送我，这架飞机可能不再够得上总统专用标准，但也不是只能提供起码必需品的运输机。

施瓦茨科普夫在沙特阿拉伯上任仅几周后我便到那里。他现在肩负着世界的千钧重任，而且干得很好。我问他有关部队到达的情况。他说，还不够协调。敌人的部署怎样？他告诉我，我们实际上已查清了敌军营以上单位的驻地。他还为我安排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视察，我看望了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第一海军陆战远征部队、“蓝岭”

号两栖指挥舰和“威斯康星”号战列舰上的官兵。

在这初期阶段，我们部队的士气高昂，但沙漠地是一个荒漠的令人生畏的世界。这个世界受到与来自西方世界的士兵格格不入的穆斯林道德约束的重重包围。有一次，班达尔亲王警告我：“不要带《圣经》。”我说：“你是在开玩笑吧？”我们正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宗教团体的《圣经》，而不让带《圣经》岂不等于军方告诉这些人：“阿拉伯人要你们的儿子，但不要你们的《圣经》。”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班达尔坚持说：“沙特的海关人员将不得不没收这些《圣经》。”我们终于想出了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圣经》装上飞机直接运往我们的空军基地，而沙特官员则装做没看见。

这时候班达尔还通知我，在阿拉伯土地上不可以为我们的犹太官兵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我说：“他们可以为保卫你们的国家去死，难道他们就不可以在你们的国度里进行祈祷吗？”

他回答说：“科林，你要理智一些，那将在有线电视新闻网上报道。我们国家的人民会怎么想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用直升机把犹太人员运到在波斯湾的美国舰只上，让他们在舰上举行犹太教仪式。

班达尔还对十字架表示担心。我告诉他，我们的官兵已奉命把十字架戴在T恤衫里面不得外露。

但是，对那些身着T恤衫、裸露双臂驾驶车辆的美国妇女怎么办？阿拉伯的敏感问题看来是没完没了的。实际上，我们的女军人已引起了一场微型的社会革命。沙特妇女看到她们开车，有的也开始亲自开车。她们触犯了伊斯兰法，结果都被逮捕了。

班达尔和我达成了一项最后的君子协定。如果由于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沙特人之间的性行为产生了任何麻烦，他就打电话给我并让我们迅速将该美国人送回国，在伊斯兰法实施之前由我们自己给予他适当的纪律处分。结果是在这方面引起的麻烦最少。美国军队在这个地区的违法事件的比率低于通常的比率。我为他们的遵纪守法感到骄傲。但是，坦率地讲，良好行为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另一条阿拉伯戒律：我们不准驻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人员喝任何带酒精的饮料。

在我访问期间，士兵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轮换问题。呆多久其他人才来替换他们？这一问题触及我们所作承诺的核心。总统是不是要等到长期制裁宣告结束？如果是，那就需要进行部队轮换。或者总统是不是会决定发起进攻？如果是，那可能意味着部队要在这里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们要让几十万不安的年轻美国官兵在那儿呆多久。他们头顶炽热的太阳，受制于伊斯兰的清规戒律，心里却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将怎样行事。

在沙特阿拉伯，我目睹了大规模兵力集结的开始阶段。盟国军队也开始来到，英国是第一个。海湾国家投入了一支联合部队。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国家，也投入了兵力。最终共有28个国家派兵参战，不能派出部队的国家则给了财政上的支援。

多年来我们在北约一直计划打大规模的联盟战争。但我们想定的战争是在山林之中与苏联对手作战，而不是在沙丘上与阿拉伯敌人作战。从危机爆发时起，我就花了很多时间与北约组织国家或其他盟国的对等职务的人联系，或者在电话上与他们打交道。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当的人对其政治领导人负责，就像我对切尼和布什负责一样。很幸运，对这次冒险活动投入很多的盟国都拥有其杰出的防务领导人。英国皇家空军元帅戴维·克雷格爵士和我关系密切。我和法国的莫里斯·施米特上将、意大利的多梅尼科·科尔乔内上将、加拿大的约翰·德沙特兰上将，以及土耳其（该国为我们提供基地）的多甘·居雷斯上将都有着牢固的关系。

领导这么一支多国部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面临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参加海湾战争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都希望确知它的军队将被怎样使用。施瓦茨科普夫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是能把这么多复杂的军队融合成一个战斗集体，而不触犯几十个国家的元首的尊严，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

施瓦茨科普夫还善于同他的阿拉伯主人打成一片。他年轻时曾生活在该地区，并认真学习过阿拉伯文化。魁梧而不信教的诺姆能与阿拉伯人坐下来喝茶，并像深交朋友一样与阿拉伯的上流人士亲切交谈达数小时。他成了法赫德国王最喜爱的一个人。班达尔的同父异母兄弟、空军中将哈立德·本·苏丹亲王被任命为阿拉伯各国军队的总司令，并成为施瓦茨科普夫与皇族的联系纽带。尽管偶尔有些争执，但俩人能顺利地共事。哈立德具有皇室的影响力，能把事情办成。他也是大个子，很有韧性，与诺姆共事堪称旗鼓相当。

9月15日，星期六夜晚，我结束了马德里和中东之行回到了家中，我盼望着过一个安静的星期天，消除时差造成的疲劳。但事与愿违，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去厨房喝咖啡，阿尔玛已坐在桌旁，并指着《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给我看，标题是《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依靠空袭》这在当时是最糟不过的信息了。总统已经受到有关空中力量的过分渲染的影响。在一次会议上他告诉我，“科林，从来还没有对这些人认真地轰炸过。班达尔对我说，只要几颗炸弹，他们就会垮掉。穆巴拉克、土耳其的奥扎尔，他们大家也都对我这么说。24小时之内我们就能把他们打垮。”

我理解他的急切心情。他不知道他为源源不断地向远方防区运兵、建立国际联盟和保住公众的支持所做的努力能维持多长时间。空袭具有很大吸引力，它能神速地像动外科手术一样一举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可能会凭借空军赢得一场战争，尽管迄今为止，从来无人做到这一点。我告诉总统说：“利用空中力量的麻烦是，你把主动权交到敌人手中，由他决定到什么时候才算受不了了。”我们正在计划一场全面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太空——战争，要打掉萨达姆手中的决定权。

给《华盛顿邮报》提供消息的是迈克尔·杜根上将，他在3个月前刚接替拉里·韦尔奇的空军参谋长职务。他也是刚结束沙特阿拉伯之行归来，在旅行途中他会见记者，同他们进行了连续数小时的准予发表的谈话。这是一种极其勇敢的行为，但不太慎重。关于他向记者们讲的话，我以前曾两次告诫杜根，指出他的讲话与政府的政策不一致。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不到10天的时候，他公开声称空中力量能解决问题。尤其严重的是，《华盛顿邮报》援引杜根的下述谈话，说什么“空中力量是我们国家现有的惟一解决问题的手段”；什么以色列人曾告诉他“伤害萨达姆的最好办法”是以他的家庭、私人卫队和他的情妇为打击目标；什么杜根并不“担心”在选择轰炸目标时受到的政治制约；什么伊拉克空军只有“很有限的军事作战能力”；以及什么伊拉克陆军“没有战斗力”；如此等等。《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最后援引杜根对驻扎在沙漠中的一个F—15战斗机中队所讲的话：“美国人民将支持这一作战行动，直到把尸体袋送回国为止。”

在这一篇报道中，杜根把伊拉克军队说得不堪一击，还说什么美军指挥官听从以色列的劝告，这一看法对我们力图建立的阿拉伯联盟是致命的破坏。他提倡进行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的政治暗杀。他声称空中力量是惟一的选择方案，并摆出一副忧伤的样子说，美国人民不会支持政府的其他任何战略。杜根并不是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他无论如何不应对作战问题妄加评论。他的讲话显然是为争夺空军的荣耀。在一次访谈中，说了这么多失策、轻率和狭隘的话，这在美军高级军官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打听到杜根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州参加一个会议，便打电话把他从熟睡中叫醒。我说：“迈克，你看过《华盛顿邮报》没有？”

“没有。”

“那么，让我读给你听听。”我逐段地读了这则报道。他似乎并不在乎。

我随后打电话给切尼，他也没有看过《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我们碰上麻烦啦，”我告诉他。他说，在他读了这份报纸后就回电话给我。

切尼很快就给我打来了电话：“真愚蠢，愚蠢，愚蠢透了！”

“你想怎么处理？”我问。

“我将通报斯考克罗夫特，随后我要沿着切萨比克—俄亥俄运河边散散步。”他回答说。

我再次打电话给迈克·杜根，告诉他我已经跟切尼谈了，并要他做好思想准备。我知道那天上午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向全国”节目，政府官员在屏幕上出现的一个传统作用是对有负面影响的周末报道实施“损失控制”。我说：“等着挨批吧，如果在电视广播网上出现，不必惊慌。”

迈克只回答：“行，是，我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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