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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根在哪里（第1页）

——从《如焉》的讨论谈起

邓晓芒

[内容提要]本文从胡发云小说《如焉》的讨论会引出作家的根的问题，提出作家创作的根不在外在的社会环境，而在作家个人对人类情感、首先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敏感性精神”，即天才的创造力和对自我感觉的体验能力。因此对作品的评价最基本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感动人，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沟通。但这种普遍共鸣不仅要从空间的广度上来衡量，而且要从时间上的可能性和长久性来衡量。后者正是现代文学更为重视的尺度，然而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一样都表达了艺术传达人类情感这一本质。文章还结合《如焉》中的人物及残雪的现代文学理念论证了上述观点。

[关键词]敏感性精神　创造力　自由　情感传达　现代文学理念　普遍人性

Whereiswriter'sroot？

——TospeakfromthediscussionontheRuYan

[abstract]BasedontheseminaronHuFayun'snovel"Ruyan"，thisarticleproposedaquestiononwriters'roots，pointingoutthattheirrootsexistnotintheexternalsocialenvironment.Itliesintheemotionoftheauthor'stohuman-being，mostlythesensitivityspirit（l'espritdefinesse），namelygeniuscreativityandabilitytoexperiencefeelingsofoneself.Asaresult，thebasiccriteriaofcommentsuponworksliesinwhetheritistouching，arousingcommunicationandsympathyamongpeople，notonlymeasuredbymeansofextendofspacebutalsodurationandpossibilityoftime，thelatterofwhichisconsideredtobemoreimportantscaleincontemporaryliterature.However，bothcontemporaryandclassicliteratureexpresstheessenceoftransitingofhuman'semotionofart.Besides，thisarticleelaboratedtheviewsabovebyrelatingthemtocharactersin"Ruyan"andCanXue’sideaofcontemporaryliterature.

[keywords]l'espritdefinessecreativityfreedomemotion-transitingcontemporaryliteratureideacommonhumanity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表于《江南》杂志2006年第1期后，引起了评论界和思想界的极大的关注，好评如潮，甚至地摊上还出现了盗印的单行本。今年4月21-22日在武汉东湖公园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邀集了我们武汉和外地的一些名人或非名人，大都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这次讨论会后来由《南方都市报》作了专题报导，主要是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由于残雪的介入，而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但在文学评论界，尚未见有人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对此加以评说。不过我觉得，残雪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思考的，这就是作家的根究竟植于何处的问题。残雪的提法有一种观念上的突破。

我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主要是谈了我自己对作品的直观感受，以及我对作品的思想深度的挖掘，而没有涉及作家的根的问题。但从整理出来的谈话纪要来看，会上尽管众说纷纭，实际上大都是在自说自话，而没有形成观点的交锋，因为各人对于作家创作的立足点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于作家和他的作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残雪的激烈的批评也正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人们也许会以为，这种批评完全没有什么意思，文学创作各有各的做法，别人固然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残雪，残雪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例如说，有的作家就喜欢“文以载道”，用作品来干预政治或关心人民大众的“现实问题”，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老百姓的底层生活或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而另一些作家则偏爱表现自己个人的感受，将创作植根于内心的天才和灵感，这些都无可厚非，应该互相宽容，多元并存。我通常也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文学领域中的各种不同风格流派和倾向，众声喧哗总比一言九鼎要好。但残雪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一个文艺政策和文化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忽视形而上的问题而只对一部作品作形而下的评价，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文革中发挥到极致，在80年代仍然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主流。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说这部作品“宣扬”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并由此引伸出我们应该“提倡”什么，“鞭挞”什么，却永远也无法理解一部作品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残雪为什么那么厌恶80年代文学的“传统”的缘故。

到了9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有一大批作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而说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说的话了。所以我认为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期，因为它正是中国文学主流传统的崩溃期。不过，这个年代的文学仍然大都具有某种两可的动摇态势，它既可以是中国作家向人性深处突围的开始，但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叛，有一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例如，即使是在最极端的两性问题上的冲击（《废都》、《丰乳肥臀》、《上海宝贝》等），也仍然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它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一旦意识形态的压力消除，如解禁甚至默许，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意识形态的同谋。但如果这些作家继续努力向人性的深处探索和挖掘，也是完全有可能在纯文学的意义上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可惜这些作家大都没有对自己的“根”的明确意识，也许是由于本来就扎根不深，天分有限，进入21世纪，通常都江郎才尽，有的改行，有的勉强支撑一个空头门面，成为更具弹性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一环。到今天，外在的可供选择的题材已经几乎被用尽，除了某些太敏感的话题不能说以外，性交、乱伦、同性恋、魔幻、怪力乱神、精神病、梦呓、戏说、语言狂欢（“无喱头”）、吃人肉、变态……已经被中国作家玩了个遍。中国读者的神经已经受过了一切可怕的考验，如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感到惊奇和闻所未闻了，在这样的时代，作家何为？

我认为，真正的作家不屑于趋附潮流和时尚。这并不表明他们脱离时代和社会现实，而只说明他们的现实更深地埋藏于人性的内部，他们凭借自己的天才和敏感而发现了它，并且让它在自己的作品中喷涌而出。他们不需要到某个地方去“体验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生活，既生活在日常现实的世界（家庭、单位、菜场、医院、公交车等等），也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外部生活和内部生活是一体的，他们的生存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In-der-Welt-sein）。在外部生活中，他们和“常人”（Man）没有两样；但他们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赋予在世以自己个人此在（Dasein）的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他们装出来的，也不是从流行理论中借来的，更不是用来向人炫耀、用来谋取其他好处的手段，而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此外，这种意义即使在他们自己内心也是飘乎不定和捉摸不透的，因而是作家的痛苦之源。每当他们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点什么，他们就喜不自胜，有一种要把它完整地表现出来的冲动；或者说，只有在这种冲动所激发出来的写作欲望中，在如醉如痴的写作过程中，这种模糊的意义才能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但总不能达到完全的澄明。半吊子的作家虽然也模模糊糊地抓住了一点什么，但却以为这就是一切，因而他们的痛苦只是一时的，随着作品的完成，他们就志得意满，不思进取，甚至用他们的一点成就向社会要价。至于那种看别人眼色行事而玩弄文字技巧的写手，是连“作家”之名都配不上的。今天人们呼吁作家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服务”，或者去“关注”什么、“批判”什么，这无异于要求作家成为“写手”。但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得好，作家不是医生，而是“病痛”。

当然，对作家的这种呼吁一般说来也并没有错，如果这种呼吁并不是特别对作家的呼吁，而是对一般人、包括对广大民众的呼吁的话。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家当然也属于一般人和“匹夫”之列，并不具有特殊的身份。作家也是人。但这种呼吁的迷惑性也正在这里，它仿佛是特别针对作家而发的，似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人们往往举一些著名作家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例子来论证作家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如左拉在“德雷弗斯案”中，或萨特在抗议越战中所起的作用。但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好公民，而不能证明他们是好作家，好作家还是要由他们的作品来证明。作家最好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的作品，连恩格斯都说，作家的倾向性越是隐藏起来就越好（所谓“莎士比亚化”）。作家既然生活在社会现实中，他当然也会有政治态度，正如他也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一样。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这些倾向性都应该在艺术的熔炉中经过陶冶，成为他的艺术创造力和艺术感觉的材料。至于凭借作家的政治态度来评定他的作品的优劣，这种片面武断的文艺观多年来已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也是完全不符合世界文学史的客观实际的，在今天实在不应该再重新占据我们的头脑了。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问题：作家的根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就在作家内心的敏感性精神中。“敏感性精神”（l’espritdefinesse）原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BlaisePascal，1623-1662）的用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几何学精神”，一种是“敏感性精神”。前者是论证的、推理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后者是在日常应用中的良好的洞见力，能够从异常繁杂的事物中凭借“极其细致而又十分明晰的感觉”而一下子把握整体。这两种精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但敏感性精神要比几何学精神更高，因为它直觉地把握到的东西，用几何学精神来推论却会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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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它虽然也离不开理性（几何学精神），但并不归结为理性，而是把理性当作它自身的工具。所以，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力，或者说独创性，而这种创造力和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上，他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态中独具只眼，见到特殊的审美价值，甚至凭借情感和情绪所要求的想象力构思出一种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事态来，并通过熟练地驾驭文字把这些审美价值表达出来，感动他人。我们通常把这种能力称之为“天才”。作家的天才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对情感（情绪和情调）的敏感性，一个是对语言的敏感性；而对语言的敏感性其实也是对情感的敏感性在语言上的体现和引伸，它使对情感的敏感性带上了自己的特殊类型，也就是以“写作”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家气质。另外一些人如音乐家和美术家则是以另外的方式来实现这种艺术家气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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