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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谬种 第二节（第1页）

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和杨迟像是孤儿院里的两个孩子，并排坐在小板凳上。时光荏苒，我们没有长大，还坐着。老杨从幼年起就知道远方有个黄金海岸，又叫理想国，又叫伊甸园，又叫共产主义，连说带比画给我看，我陷入了痴呆。这种幻想使我可以跳过凄怆而自恋的童年和少年期，直接进入青年期。有阅历的人都知道，故事无法细说从头，故事只能从一个相对合适的地方开始。

一九九五年，我在戴城糖精厂倒三班到第三年，当时混得已经不错了，每天吃香喝辣，香的是苯，辣的是甲醛。我还带一个女徒弟，刚从职校毕业的，长得那叫一个难看。有一天我差她去泡水，她走半道热水瓶塞子忽然蹦了出来，滚水溅在脚上，成了工伤，我就再也不让她干活了，每天工作间隙看看她哭丧的脸，以便解闷。

除了上班，我还去夜大学上课，学的是会计。上课时间和我的中班有点冲突，我就让女徒弟去学校顶缸，点卯时候答应一声，再替我做点课堂笔记。车间主任知道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鼻子骂，说女徒弟不是我的私产，不可以让她干私活，最多只能私下里干她。我很生气，众目睽睽之下照着车间主任的肚子打了一拳，很重，我认为他应该立刻跪倒在我胯下，呼吸困难，双眼凸出，好像要给我做BlowJob。美国军队里经常有这种场面，不过他们等级森严，按理应该是我跪下给主任干这个。

我听见周围一片叫好，心里得意，但眼前的车间主任纹丝没动。猛然反应过来，这个主任不是知识分子，他从工人升上来的，有六块龟壳一样的腹肌，比我猛。我后悔了半秒钟，眼前一花，被他一拳打在鼻梁上，酸痛麻震一起涌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两股鼻血同时蹿了出来。

照常理，那会儿我就应该把鼻血抹在脸上，然后满地打滚，像个正牌的流氓。可惜我太年轻，要面子，做不出这种动作。我跳起来满处找凶器，有个看热闹的工人把手里的榔头塞给了我，车间主任夺路而逃，我在后面举着榔头猛追他，一边追一边从棉袄的缝隙里摘出棉花塞自己鼻孔里。

人们顺着地上的鼻血找到了我和车间主任，他已经爬到烟囱上去了，我举着榔头在下面发泄，把那一片所有的窗子都砸了。保卫科和医务室同时把我架走。后来才知道，鼻子上那一拳救了我。打车间主任的通常都要去拘留，搞不好还劳教，但我满脸开花显得吃亏更大些。厂里说，不劳教了，你下岗吧。这显然不符合国家政策，但我也没办法，有一度下岗这个国家调控措施变成了糖精厂的行政处罚手段。我不乐意领受这个，递了一张辞职书就走了。

我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想说的话：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现在我盘点自己的人生，就数那一年认识的人多。全厂两千个职工，我最起码认识一千个，个个都能把姓名、绰号、职务、八卦都报出来。后半生我再也没能如此地交游广泛。等到我辞职出来，成了个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我也再没遇到过，在彼此看来，都像是沉入了茫茫大海。

我无处可去，回到住了十几年的农药新村。我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没什么大本事，下岗风潮刚起来的时候他就因恐惧而提前退休。这之前，我们家掏出一大半的存款，买下了居住长达十五年的两室户，它本来是单位里分配的房子，每个月交点房租就能住到死，但我爸爸觉得他要是挂了我会被农药厂赶到大街上去睡，正赶上房产改革，乐滋滋地买下了这套墙歪窗裂的房子，于是我也可以在这里住到死了。

作为长达十五年的邻居和发小，杨迟那时正在上海的化工学院读大学，暑假回来，他问我：“怎么新村里这么热闹？”我说好多下岗的，都不用上班了，蹲在楼道口争论人生的意义呢，能不热闹吗？

这个夏天，我和老杨无所事事。我们的父辈，那些从中年逐渐进入老年的家伙天天在家里打麻将解闷。经济情况很糟糕，人们连菜都买不起了，新村里散养着各种母鸡，它们温驯而无知，在杂草中寻找食物，黄昏时自动聚成几个小圈，由主人拎上楼去，某些争气的母鸡还会下蛋。起初居委会禁止这个，城里不能养家禽家畜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可以杀无赦，等到居委会带着纠察过来捕鸡时，男人们继续打麻将，我们的母辈们全都冲了出去，个别人手里抡着菜刀，拼了。混战一场，鸡保住了，居委会全部吓退，从此知道，群众假如长期没有蛋白质摄入就会发疯。

那时我们都觉得热闹，仿佛好好的一群人坐在巨轮上，却意外遭遇了海难，从贵宾室到三等舱的人都在甲板上乱窜，好玩极了。

到了夏末时，出了一点状况，附近的纺织厂停产了，大约三千名女工就地解散。她们沉默地堵住了路，要求那个浑蛋厂长出来说句话，但浑蛋厂长出国考察去了，只剩下混蛋科长们出来敷衍。女工们不干，来了很多警察，拉走了几个领头的，后来所有的纺织女工都要求被拉走，警察很同情她们，跟着一起骂厂长是矬逼。直闹到天黑，附近几个新村的人全都跑出去看热闹，堵了上万个人在街上。有个四十岁的阿姨对着人们讲述她的生平，从三年自然灾害讲到知青下乡，从知青返城讲到改革开放。我对历史一窍不通，老杨是理科生也好不到哪儿去，听这个阿姨讲完，我们算是学习了一下当代史。后来她也被拉走了。

多年来，我和老杨混迹在这个新村里，有时候打架，有时候逃亡，有时候带了女孩鬼混，倏忽之间称王称霸的日子过去了。大下岗时代我们再也不是主角，没有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龙套的。

那个夏天，一伙盗贼开着卡车深夜潜入了农药新村，他们只偷自行车和助动车。第二天早晨，车棚里空空如也，这下集体傻眼。大伙买了新车，都装了两道锁，拴在楼道扶手的栏杆上，或是树上，或是七八辆车拴一起。过了一阵子，贼又来了，没什么锁是挡得住他们的，新车全部拿走。人们都快疯了。各个楼里派了精壮小伙子，彻夜守在楼下，我和老杨分配到一组，坐在躺椅里看星星，很多蚊子围着我们转。我觉得自己也快要崩溃了，我那辆战功卓著的二八凤凰，从十七岁那年驮了各种女孩到处耍威风，与我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也于当时离我而去，从此不复相见。

有一次我叔叔来我家，主要是想给我介绍份工作，谈完了出门一看自行车没了，我妈不得不赔给了他一辆。他介绍的工作是让我去铲煤，这件事极度荒谬，我还没铲煤呢就倒赔了一辆自行车进去，况且我并不想铲煤。另一次我爸出门，自行车被人偷了，此前他已经奉献了两辆自行车，如今他站在街头没了办法。我爸异常愤懑，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他的，遂捡砖头砸开了另一辆车的车锁，他就偷了别人的车子回来了。

我和老杨在守夜时，看到对面楼里的茅建国出来，他是我们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命不太好，高考差了几分没录取，精神崩溃举着刀子要割脉，复读了一年又落榜，老老实实进了印染厂上班。

茅建国说：“我失业了，买断工龄了，只有四千块。”

我说：“那你比我强，你还有四千，我整个辞职不干了，一毛钱都没有。”

茅建国说：“杨迟不错，大学毕业留在上海。”

老杨说：“名额有限，我估计也得被送回来。”

茅建国说：“你们有钱吗，我现在身无分文，想借点钱买辆自行车。”

我和杨迟一起摇头。茅建国失望地说：“你们太不够朋友了。”

我和老杨说，别太在意了，真的拿不出钱来，车也没了，都穷，一起抽根烟吧。茅建国站在那儿抽烟，很舒服地让烟气在肺里停留了五秒钟，再吐出来。“我已经连香烟都买不起了，我妈生癌了。”他伸出手让我们看，十根手指，在他的印染厂里被熏得发绿，渗入他的指甲，“我想去饭馆端盘子，老板一看，让我洗手。可是我这手，死活也洗不干净。”

“你妈妈生什么癌？”

“不太好说的地方，”茅建国摇摇头，“反正已经扩散了。”

他说完这些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在老杨家里打牌，听见对面楼里一声惨叫：建国啊。我们趴到窗口，看见茅建国的爸爸拉开窗帘，站在窗前大喊救命，而茅建国本人挂在天花板上，仅穿一条短裤，笔直地垂向地面，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拽他。后来老杨解释说，那就是地球引力，它虽然看不见，但你绝对不能说地球引力是无形的。好吧，绷直了的茅建国，一动不动，也没有风吹过，在那扇深不可测的窗子里挂着，死了。

老杨说：“这太操蛋了，以后一抬头就能想起茅建国的惨状，我不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了。”说完这个，收拾收拾行李回上海去了。

其后的日子，天气热得发疯。新村的草堆里各种腐臭味散发出来，老鼠横行，和鸡生活在一起，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贫民窟了。居委会往楼道里撒红米，一种慢性老鼠药，人要是吃了没那么快就死，但是鸡就难说了，头一批鸡死的时候，新村里爆发了一场内战：养鸡的坚决要求清除红米，不养鸡的实在受不了满处老鼠乱窜，必须保留红米。后来达成协议，晚上放红米，白天收回去，灭老鼠，同时也给鸡一条活路。笨办法总比没办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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