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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衡量价值的必要性（第1页）

如果你只想要一杯橙汁，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榨一加仑葡萄汁？

在如今人人都急功近利、追求成功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要肯去做，我们就能做成任何事。换句话说，我们信奉能力无极限。即使明知每天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还是坚持认为，每天、每月、每年我们都有能力做成更多的事。我们告诉自己，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如虎添翼，只要一心多用，多方面齐头并进，我们就能左右逢源，处处开花。

其实，这并不是互联网时代催生的新现象。我们的文化不会因为谷歌的出现和iPhone的诞生而突然转变。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们不努力奋斗、做更多、做更好，就会被别人超越。这种思维方式在几十年间不断滋长，科技只是推波助澜罢了。

霍华德也深入思考了“我们还能做更多，也能做得更好”这个文化现象，尤其是这种文化倾向已经开始影响他的那些得意门生，这些人正雄赳赳气昂昂地想要闯出一番事业。他在自己的书《恰如其分》里聚焦了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霍华德做了广泛的调查，他想看看那些成功者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财政状况和个人雄心壮志定位得到底有多高。霍华德和他的合著者劳拉·纳什细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全面、完美地完成所有的人生计划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陷阱。他们认为，“我们还能做更多，也能做得更好”的文化心理主要归咎于所谓的“名人文化”。

在名人文化中，成功本身被美化了。新的成就没有赢得掌声，只是被当作超越的目标。名人文化让人想到神话故事里的西西弗斯（被惩罚一生都推石头上山）和代达罗斯（他的目标永远遥不可及），现在这种神话寓言有了现实版：我们不断谋求，可我们追求的东西总遥不可及，这让我们像推石头上山一样白费力。量力而行、轻松过日子、知足似乎永远不会出现在名人文化中。就像《恰如其分》中所说的，为了自我成就我们都把自己看作无所不能。

“除此之外，”霍华德补充说，“我们总是胡乱攀比搞得自己不开心，总有人走在我们前头，我们总能找到攀比的对象：总有人比我们更漂亮、更有钱、更健壮、更有趣；总有人更适合做家长、配偶，甚至有人还能全面发展。如果我们用名人文化的标准要求自己，比赛还没开始我们就输了。”

我也不免受到了名人文化的影响，也没有抵抗住“永远不够好”对我的潜意识的侵袭。在我全家人受到那段在医院“趴窝”的煎熬时，我甚至还沦为了这个观念的牺牲品。虽然那段时间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的决定：珍妮弗、丹尼尔和未出世的迈克尔排第一，其他事情都靠边，但我还是发现自己在面对没有按时完成的事务时会感到焦虑。我想，如果我能再稍稍加把劲，再付出一点点努力，也许能有更不错的收获。这本书，还有我对霍华德的一片感激之情也是造成我焦虑的原因之一。在医院住的那段时间，虽然我在夜间有时间写书，但还是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那段时间我所担任的角色只是一个丈夫。

在我太太在医院待了大约一个月后，这种希望自己无所不能所带来的焦虑情绪在我接到霍华德的一个电话时全面爆发了。我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只知道不断地向他表达歉意，因为我这本书的进度严重滞后了。“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写书上，我也知道这不是我的错。”我说，“但我还是觉得很抱歉，我不想让你对我感到失望。”

“我知道。”他带着深深的理解非常大度地回答，“你的确是一个可以胜任一切的男子汉，你非常容易陷入这种想法，并且是无意识的，认为你可以把一切都完成得很好，即便是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我长话短说吧。”他故意放慢了语速，“别因为我而感到焦虑，也别再做完美先生了。”

“什么意思？”我问。

“艾瑞克，我知道你听懂了，但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因为在忙碌的生活里这句话太容易被我们抛在脑后。”然后他向我提起了我们在散步会议间的一次对话，“在校时各门成绩保持A是很合情合理的，因为学校的分级系统很合理，只要具备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的能力就能拿高分，但生活不是课堂，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在每件事上都拿高分。我们的生活太复杂了，有很多事我们不能面面俱到。这也是宇宙的物理定律，就好像你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一样。”

他一边大笑一边继续说道：“对于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来说，没有比意识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更让人沮丧的了。”

霍华德的话让我想起我曾经希望自己拥有超能力的念头，比如克隆自己，拿一分钟当一百二十分钟过，和家人、同事、朋友之间能用心灵感应进行沟通。我还想起我的一个朋友，相当于社交网络发展之父的沃伦·亚当斯曾找我抱怨，即便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还是说：“艾瑞克，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想我今天会不会对自己失望。我觉得我这种心态跟二十六岁刚拿到研究生学位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或四十三岁需要同时兼顾家庭事业的女性没什么两样。”

霍华德继续在电话中阐述他的意见：“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不能顾及全局的现实。我们不能实现所有的目标，也不能让每个渴望都得到满足。我们越快接受这个现实，就越能少走弯路。最终我们都会意识到，要想获得满足感，就要接受我们在事业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上的确能力有限的事实。”

他的声音听起来像父亲一般慈祥：“就你丈夫和父亲的角色，鉴于你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我给你打A+的成绩。我给你的工作打C+，虽然你的公司经营顺利但总不见有什么大起色。即便见不到你这个人，我也要在照顾自己这个方面给你打个D，你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我想你很久都没有去锻炼过身体了。而就好儿子、好朋友和作家的角色，我给你写上‘未完成’。目前你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这些事了，但等你的生活回归正轨后，你会有很多机会去补偿。”

我沉默了，静静地消化着他所说的这些，然后问道：“那么，你又给自己的人生打多少分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沉思了一会儿，“在个人维度我不会要求自己拿A的成绩。A这个分数有时其实并没有太大用处，追求事事完美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你现在就在经历着拿全A的代价。”想到自己为了当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我表示同意。

“如果概括来说，”他说，“我希望我能拿一个漂亮的平均分。至少我不想在任何事上拿F，因为要是我能在一件事上接受一个F的坏成绩，还不如干脆放弃做这事。”

他停了停，继续说道：“如果是总分嘛，我希望我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平均分能拿到A-或B+。这个决定是很公平的，因为一个全面发展、利弊均衡的人一定会有很多兴趣和追求，在我们投入更多精力的某一方面和其他方面之间一定存在着反比关系。”

“因此，你选择了一个不用逼自己太狠就能拿到的不错分数，这样就能有精力去追求更多的目标。”我补充说。

“是啊，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我们不能对自己太狠了，拿个A-或B+的平均分就已经很不错了。”霍华德说，“我认识的很多人不屑于拿A之外的分数，作为一个数学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人永远没有拿到他们满意分数的那一天。这些人迟早会因为失衡而跌倒，有些东西是他们玩不转的，是会从他们的指尖溜走的。”

“如果在取舍上，他们能明智点，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说。

“问题就是，他们学不会！”他说，“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并不能做到事事完美的现实，他们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是完美的。他们选择了不选择……”

“可生活最终为他们做出了选择。”我替他下了结论，“当他们注定要失去一些东西，他们珍重的东西，比如，当一段感情或者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注定要成为牺牲品时，我们的预言才会被相信。”

“你懂了。”他说，“我们在生活各方面追求的打分就是一种做选择的过程。要取得平衡上的成功，就要做出清楚明确的选择。如果只为追求得到A的分数而不去想想不做取舍而要付出的代价，那就……”他的声音弱下去突然爆出一阵大笑。

“有什么可笑的？”我问。

“与其说好笑不如说是讽刺。”他说，“我给一个十分善于取舍的人讲这些简直就是多余。现在你最不需要做的事就是听讲座。”

“其实不像是听讲座啦，我也不觉得这是多余的。”我说，“做选择和学着适应这种注定的不完美，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这个说法很睿智啊。”他答道，“看来这次谈话后你的生活马上就能重回正轨了。现在，挂掉电话，去外面散散步，让冬日里的寒冷空气给你醒醒脑吧。”

*　*　*

2011年7月，霍华德结束了在哈佛商学院的教书生涯，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虽然我的精力还够用，但我已经七十岁了，是时候让贤了。我一直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完美谢幕’。现在就该是我谢幕的时候了。”

学校通过多种方式纪念霍华德的离职，包括成立霍华德·H．斯蒂文森商业管理学院，这在哈佛意味着非凡的荣誉。在答谢晚宴上校方宣布了这项决定，很多霍华德的朋友和同事都在晚宴上表达了对霍华德为他们和学校所做贡献的感激之情。这些人中的一位，前哈佛商学院院长杰伊·莱特谈到霍华德在这些年里所展现的卓尔不凡与兢兢业业时，感慨他是一个拥有如此多激情的人，包括他在教学、研究、写作和领导企业以及为一些非营利组织如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和环境保护组织所做出的贡献。“霍华德就像是一个永不知疲倦的充满能量和智慧、一直照耀着我们的发光体。”杰伊·莱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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