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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疯（第1页）

醒来后，我在佛南德-维达中毒防治中心。我的嗓子后部很疼，左胳膊上还在输液。我又睡着了。

两天后，我被关进了圣-安娜精神病医院。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自杀成功。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同时却又感到了宽慰，这种感觉很奇怪。我旁边有个极瘦的年轻女孩儿，她正在床上流口水。她叫玛丽-克里斯提娜。我还没见过这么瘦的人。她患了厌食症，医生必须用管子让她强制进食。我又一次感觉到被自我毁灭感所吞噬。我决定像我的室友一样：不再吃东西。

到了饭点，当有人叫我们去食堂时，我拒绝起床，一动不动。奇怪的是，我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引起谁的不满。护士们什么也不说就离开了。几天之后，我自己也如死尸般干瘪。我唯一接受的就是药物，这是为了不和医生发生冲突。我吞下药就再次躺下。我已经决定去死了。

几天后，我被转去了另一个精神病医院：马恩河畔讷伊的白房子医院。精神病医院在我看来离医院很远，离精神病院很近。这里的病人不会被按照病情分配房间，而是根据他们的地址。我于是来到了37号楼，跟疯子们在一起。真正的疯子。

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出房间。我见到的第一个病人被护士们称为“宝贝”。这是位健壮的女士，她穿着棕色格子的苏格兰罩衫，破了洞的呢拖鞋，还留着好笑的西瓜头。“宝贝”一整天都在转圈，右手的食指含在嘴里。她转的圈以一米为直径，从来不会超过这个距离。而且总是按照顺时针的顺序，一声不吭。到了饭店，护士会搀着她的胳膊，带她去餐桌。但她最多只坐几分钟。她拿勺子吃一口，好了，她继续去大厅后面转圈，还是顺时针转。“宝贝”从来不会伤害谁，她已经在白房子医院转了好几年的圈儿了。由于没有家人，她会在这里一直待到生命的最后。

37号楼里还有一位很瘦的老妇人，她的黑色长发乌鸦般油光发亮，有个很大的尖鼻子，眼睛也瞪得老大。她还有个黄色的人造革大包，被她紧紧地抱在胸前。她一整天都沿着医院的墙转圈。她步履匆匆，似乎是要去赴一场最重要的约会。但是从A点走到B点，她从来不会横穿房间，也不远离墙壁。有时，她会坐在一个圆凳上，后背总是靠着墙，开始盯着别人看。她的目光似乎能穿透那个人，她仿佛能透过去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个病人让我特别害怕，她让我想到那个疯女人。每当她靠近我，我就赶紧低头逃跑。

在公共大厅，有一个台式足球桌和乒乓球桌，但却没有球。有时，病人们会假装玩球，凭空想象着，好像有个真球似的。下午，作业疗法医务助理会来。她让我们做的测试就是评测这里的人发疯的程度。我过来没多久，她就分发了一些麻布片。测试要求把这块布的四条边拆散，做成流苏穗儿。每天都做相同的测试。这人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很想告诉她我还没蠢到不知道怎么把布边拆散。但受药物的影响，我发不了火。我把自己的那一小块麻布拆开。有时，她会走到我身边鼓励我：“对的，就是这样！很好！”我像三岁孩子一样被对待，但却不知道说什么。无论如何，如果我到这儿来了，就说明我有问题。

在白房子医院，我们还会听到那些素未谋面的病人的声音。他们的叫喊让我发冷，一会儿是持续了几分钟、慢慢响起的哀号；一会儿是野兽冲向猎物般的号叫。我猜想他们会在被注射了镇静剂后停下来，也可能在注射之前会被打几下。我对此一无所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是别人从来见不到的。比如我同屋的这个年轻女孩，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被绑在床上。表面上看是医生们担心她从床上掉下来。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想要照顾她。她的体态特征是典型的唐氏综合征，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种病。在我看来，这只是个被捆在床上的小女孩。

早上还总是同样的规矩。铃声响起时，没有被绑在床上或是被关起来的人会走出房间，在领药窗口排队。用一个小塑料杯把药吞下去。一份药，一个杯子，一份药，一个杯子。在37号楼，所有的东西都是塑料的：被子、盘子、餐具。这是在精神病院，所以也正常，不能让病人们受伤。吃完药就是早餐时间。一碗牛奶咖啡，两个面包干，一小块黄油或果酱，不会两个都有。之后，每个人把自己的碗拿起来放到水槽里。每次集体活动，公共大厅里充斥着拖鞋的协奏曲。早餐结束后，每个人恢复自己的活动。“宝贝”继续转着她的圈。拿着黄色手包的夫人继续沿着墙走。我呢，几天以来就观察着边上这位被捆在床上的女孩。

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尿味。她常常在床上小便，还流很多口水。问题是，她会好几天这样下去，没人来管。我于是负责照顾她。我给她擦嘴、换床单。用盆尽自己所能地给她擦洗。我给她穿上干净的罩衣。但我不敢把带子解开。我有点害怕她暴力发作。我也不想让护士们发现我照顾她。这种想法蠢极了，她们其实清楚得很，因为我经常去问她们要床单和干净的罩衫。她们打心里乐意我找过这个小女孩。她们会在她的牛奶咖啡里放上碎面包干给她吃。因为被绑着，要有人喂她。但护士们有时会忘记。我就会从她的床头柜上端起已经冷掉的碗，拿起勺子喂她，就像在喂婴儿一样。她常常会对我露出大大的微笑，她的颧骨夸张地升高，圆脸上的眼睛都像是消失了。

她有点像德尼斯，卢梭爸爸妈妈家里的那个残疾小妹妹。慢慢地，通过照顾她，我一点点地找回了做护士时的感觉。我又活过来了。即使药物让我变得迟钝，我却很快开始有思念的情绪。我想念我的女儿们。

在37号楼，朝外的窗户都加了栏杆，还装了磨砂玻璃。护士们的办公室在正中间，病房则环绕在办公室的四周。这样她们就可以留意楼里发生的动静。一个早晨，我正在拆麻布，我透过玻璃看到一个我熟悉的人——我的姐姐莫瑞斯特。她在和主任医师交谈。我很高兴见到她。我艰难地起身去拍窗户。他们漫不经心地望了我一眼，继续交谈。他们可能没认出我。我更用力地拍打，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很显然，他们不想让我加入谈话。我开始边喊边用拳头使劲敲打。他们为什么背对着我？我觉得自己变得完全透明了。就连我姐姐也这样？这太难理解了。这个可恶的医生，他在跟我姐姐讲什么？我的叫声越来越大。突然，一声哨响，聚会结束。两个结实的护士进了房间，一人拉着我的一个胳膊，让我的脚不触碰地面，他们把我带回了房间。一路上，我挣扎，撕咬。但几秒钟后，我就独自一人被反锁在房间里。我像罪犯一样被对待，这让我气急败坏，我继续敲打房间的门，咒骂所有人。两个彪形大汉透过小窗观察我。房门终于开了，短短几秒时间，我就躺下了，手脚被系在了床上。我感觉到针头扎进了左屁股。他们刚刚给我打了安定，就像对待一个发疯的动物一样。我不再喊叫。泪水沿着脸颊一直流到了耳边。我的双臂被平展地捆在了床上，既不能擦眼泪，也不能转身。我的鼻涕也流了下来，头发粘在了脸上。我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在发泄着愤怒。我最后消沉了下去，终于失去了意识。

几天之后，医生们把我的药量恢复了正常。我又一次慢慢对自己的情况有了觉知。我想念女儿们。来到这里之后，我第一次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关于自己的画像，一个糟糕的念头。“看看你自己吧，弗朗丝，你什么都不是了。只是精神病院里的一个数字罢了。这就是你的未来？你要像这样无所事事地在这里待一辈子？像‘宝贝’那样转着圈？”我当然也可以对自己说相反的话：“好好珍惜吧，弗朗丝。37号楼就是为你准备了。你没什么好担忧的了。休息吧。不要打扰你的女儿们。没有你，她们会更好地成长。”但第二种想法是不可能的，甚至没有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是她们的母亲，我的姐姐把她们照顾得很好，我知道。但该抚养她们的不是我姐姐。

我首先要停止用药物恢复理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药片藏在腮帮里，臼齿后面。医生让我伸舌头时，我会想办法遮住下面的牙齿。对于没有疑心的医生，我就小心地用鞋跟把药踩碎，让它们变成灰尘四散在房间的各个角落。至于滴剂则复杂得多，我得做出喝水的动作。好在所有病人都在同一时间领药，护士不可能监督到每个人。当她向别处看时，我通常会趁机把药水倒在罩衣的一角，然后再假装喝下去。但这要求动作能够掩人耳目。一天，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可靠的办法。我在胸口前放一条手帕，这样就可以把杯子一直送到嘴前面，假装喝药，而事实上杯子里的东西都流到了手帕上。这不但可以避免做出无效可疑的动作，还可以保持罩衣的干净。因为药水都被手帕吸收了，这很难被发现。

渐渐地，我找回了自己的理智。我的大脑慢慢摆脱了化学作用。我的身体也解放了。我感觉到大脑接受命令和做出相应行动之间的反应时间正在缩短。我的动作又变得流畅起来。我甚至恢复了反射反应。但我要注意，要想回归正常生活，最重要的策略是要让医生们相信我的状态没有一丁点儿变化。在他们看来，要想康复，病人需要变得完全没有情绪波动。所以为了不引发他们的怀疑，我在拆麻布时会假装手臂仍然笨重。由于药物还会影响语言系统，我故意一边组织语言一边缓慢地说话，总而言之，我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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