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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尤达大师们十年之前我一无所知或者说一知半解（第1页）

前一天晚上，我抵达了旧金山。因为时差问题和拜访投资人前的焦躁，我几乎没怎么睡觉。满脑子想的都是明天要怎么说服投资人投资，因为这个项目对我和我的合伙人来说，至关重要。我在巴黎开了一家小旅行社，我的合伙人兼发小本努瓦则是一名皮肤科医生。我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投到了这个项目里，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准备。成功了，一大笔项目启动资金到手；失败了，便是人生的一个大跟头，会跌得很惨，还是一时半会儿爬不起来的那种。

那个时候，我们的项目算是一个十分有创新精神的项目，即便用现在的眼光看，也是一个不错的项目——医疗旅游，让中等收入群体能够通过一些方式去那些新兴国家就医疗养。对于那些新兴国家来说，这个项目能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而对于促成这个项目的投资人来说，投资这些地方的医疗设施建设，比投资西方那些富裕国家的医疗事业，成本要低得多。鉴于美国的医疗消费水平，美国的病人必然会成为这个项目的忠实客户。在欧洲，牙科和整形外科的高昂费用，也会使来自欧洲的患者成为这一项目的有力后备军。本努瓦的任务是保证这些医疗服务的质量，并向他的病人推荐介绍这个项目；我的任务则是安排参加医疗旅游客户的出行和住宿，以及说服投资人投资。

当然，钱，我们可能筹到的钱，是我们一切行动的主要动力。但是，我们做这个项目还有其他原因，尤其对我来说，这个“其他”原因至关重要。小的时候，某一天早晨，我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幻想着自己能开一家旅行社。当然，也许我没必要解释这么清楚，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想法。那时候受电视节目的影响，毫无疑问地，我也曾幻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消防员、一名宇航员，或者一名科学家。后两个职业由于我的中学成绩不理想而告吹，后来想想，救火其实挺危险的，我还是蛮珍惜自己的身体的，不想让自己接受火的洗礼。于是，消防员也没当成。但是，长大后的我得上班挣钱养家糊口。于是，在姨妈过世后，我接手了她留下来的旅行社，那年我27岁。我很喜欢卡特琳娜姨妈，因为在我12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并不怎么管我，我是卡特琳娜姨妈一手带大的。姨妈把旅行社四分之一的股份留给了我，后来我又从表兄劳伦手里买回了姨妈留给他的那四分之三的股份，然后把旅行社收入的百分之一作为补偿，赠给了劳伦。我做了桩不错的买卖，但是依然负债累累。劳伦对钱没什么概念，他喜欢海，喜欢邀上三五好友一起赛船，喜欢周游世界，是《背包客指南》的忠实粉丝，整天开着一辆老旧的三手萨博汽车四处转悠。注意，我没有说我从他手里把钱骗了过来。可以说，如果他没把旅行社转让给他亲爱的表弟，就是我，那他的获利应该会更多一些。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他自己经营生意，这些“俗务”非折磨得他意志消沉、精神萎靡不可。至于我的合伙人本努瓦，则和他的父亲一样，长大成了一名医生，他跟我搞这个项目，是为了可以自己开家诊所。

本努瓦是我唯一的又瓷又铁的哥们儿。学校的长椅记录了我们的友谊，那时候，他指导我在数学和理科其他方面的功课，而我负责指导他如何泡妞。本努瓦聪明睿智，性格温和，待人真诚，但他并不擅长和女生打交道。其实我在女生面前也不吃香，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靠着不错的身材、幽默的谈吐，以及个人性格魅力，努力弥补了之前的不足。我的嘴皮子功夫还不错，舌战群儒不在话下。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做起了这个项目。

那年2月，我有了这个想法。那个时候我29岁，刚刚和玛丽娜分手。玛丽娜是我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分手之前，她已经开始着手在网上挑选举办婚礼的酒店和城堡了，甚至还和我说：“分开住，成本太高了，还是住一起比较合算。”我很爱玛丽娜，但是这并不足以使我说服自己让另外一个人“闯入我的生活”，让自己接受那些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和她在一起的种种快乐不足以让我欣喜若狂，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让玛丽娜的名字冠上我的姓氏。就在她满脑子想着结婚的时候，我决定和她分手。和对之前的那些女友一样，用的还是被我用滥了的老套招式：打电话的时候含糊其词，插科打诨，找理由不见面，等等。玛丽娜理解不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她的内心根本不想去理解。2月的一天晚上，两瓶威士忌下肚，我拨通了她的电话，一颗心怦怦乱跳，我终于和她摊牌了。那种感觉很糟糕，我没说废话，也没绕弯子，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然后果断地在她的抽泣声中挂断了电话。当时看起来真是一派莽夫行径。同时，我也有点儿生她的气：我可不是单身女性保护协会的，凭什么她想和我结婚我就得答应？当然，她又拨了回来。但是我没有接。我那时简直勇气爆棚，在莽夫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开心。因为我的心情也不好，于是我给本努瓦打了个电话。电话里，他提议我去他家聚聚，说有这一晚上的时间，玛丽娜也能冷静冷静。他叫了比萨，又拿了一些啤酒。几个小时之后，酒精开始发挥作用，“玛丽娜”这个话题被果断地翻篇了，我们开始谈论各自的生活。绕了半天圈子，本努瓦问我：“你觉得烦吗？嗯，我是想说，你的工作……”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安。

“凑合吧。”

突然，我意识到了真相。至少那时我认为自己意识到真相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受够了。受够了那些满脑子充满奇遇历险想法，但是出去又怕蚊子咬又没钱，还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的傻瓜……但你不一样，呃……你最起码是个医生……能救死扶伤……”

本努瓦抬抬手，打断了我。

“我也受够了。我跟你说，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受够了，我一开始就没想当医生。我的数学不错，赚得也不少。从我出生开始，我爸就想让我跟他一样，成为一名医生。你也知道我爸是个什么样的人，看起来温文尔雅、通情达理，本质上却是个老顽固，根本没法儿交流。还有，病人也很烦人。你不知道，保罗，我真是受够了从病人身上赚钱。再者，每次看到那些皮肤病患者，都使我恶心得不行。哪怕你戴着手套，也不会想去接触那些恶心的脓包和病毒的。”

“真的，一点儿也不想碰，哪怕是为了给你帮忙也不行。”

说完，我们开始大笑，两个醉鬼在一起，简直笑疯了。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们的思维变得发散，变得天马行空，话题变成了怎么才能摆脱目前恼人的生活。各种荒诞的念头层出不穷，各种不靠谱的、可笑的想法虽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作用，却能让我们放声大笑，高兴得像个孩子。是本努瓦首先想到了医疗旅游的广大前景，于是我们的伟大计划诞生了。

好了，言归正传，继续说我们的旧金山之旅，说我们那些最初的、虚无缥缈的尤达大师。那天早晨，我睡眼惺忪地从市场街的一家酒店的床上爬起来，先冲了个澡，然后下楼吃早餐。那里的咖啡口感很一般，甚至有点儿难以下咽，喝完了胃里直冒酸水。我快受不了了，于是走到吧台，在服务生冷漠的眼神中点了两杯威士忌。没错，当时还不到早上八点，然而对于一名资深的法国酒鬼来说，真没什么可奇怪的。

吧台的服务生蛮大方的，满满两杯威士忌下肚，我紧张的神经稍微得到了一些缓解。然后我去了一家名叫“帕克”的银行，那是一家商业投资银行，也是我这场决定性的商务会面的地点。虽然前一天晚上我已经在机场租了一辆豪车，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步行过去，吹吹风，也省着点儿用车，因为在回法国之前，我还想在这边逛逛。

9月底的这个星期三，真是难熬的一天。我虽然不能说是一名双语人才，但是因为工作，我的英语还算不错，所以我对即将进行的交流，内心还是有一点点自信的。在本努瓦面前，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他的英语水平仅限于“thecatisinthebox”（那只猫在盒子里）这种初级水平，而且说的时候还带着浓重的法国腔，真心很难让人明白猫为什么会在盒子里。

其实我45分钟之前就到了，但是，为了显得不那么迫切，我故意迟到了1分钟才进去。会议室里富丽堂皇，考究的壁纸，浅灰色的地毯，果真是一派低调奢华的景象，有内涵。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巨大的、设计新颖的椭圆形会议桌。是一位美女服务员把我带进了这间会议室，当我进来的时候，我的五位谈判对象已经在会议桌前就座了，其中包括一个日本人，好像叫田中什么的吧。因为我的出现，会议室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我一直在心里给自己打气：“笨蛋，你不是想飞黄腾达、有所成就吗？机会就在眼前，就是现在！要是你就这么傻站着，那你真是个废物，你也就只能这样了。”于是，虽然内心紧张不已，但我仍装出一副淡定从容、挥洒自如的模样朝着大家点头微笑，算是打招呼。

谈判的过程冗长难熬，对我来说简直像是永远没有尽头。其间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喝了杯咖啡，有人接了几个电话，我们还在会议室里吃了一顿商务简餐。这场谈判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当时我紧张得不行，后来回想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不记得那天中午吃了些什么。我一直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状态中，一会儿觉得自己拿下了这一大笔投资，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会失败，沮丧无比。从那个日本人嘴里根本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至少在我看来，他没说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我只记住了他说的一句话：“Mae-muki，kent?shimasu.”（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十分乐观的。）听到这句话时，西方人会认为一切进展顺利，自己拿下了投资，然而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白日做梦”，当然，用法语讲出来貌似就没有这么精练了，但就是这个意思。悬在你头上的那把断头刀终于落下来了，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人头落地、身首异处了。上嘴唇碰下嘴唇，日本人田中这么说，避免了直接拒绝的无礼和尴尬。其实，美国人民也有自己的婉拒方式，比如“我们回头再说”“呃，真的吗？”等。在谈判过程中，田中几乎不怎么说话，即使说话也是很简练的，于是，我瞬间明白了他才是谈判的关键人物，我应该说服的人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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