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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包袱的驴子（第1页）

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

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

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认为平常虽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强奸、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也是国际媒体的宠儿：街头巷尾，莫不谈论，举国为之震动。

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强，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外国人抢了。克里斯强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潮，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潮，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精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致更强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强，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暴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

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强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杀人放火的拉尔斯和克里斯强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国问题儿童。就欧美其他各国来说，德国人的集体罪恶感或许是驴背上一个包袱，压着不让它乱蹦，可是包袱太重，驴要反抗闹病的。

写到这儿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日本那头驴子可更理直气壮地不驮它该驮的包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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