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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本身真的是一种胜利吗（第1页）

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50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北岛

刚刚从欧洲归来，去了德国和西班牙。走在欧洲宁静的田园小城里，一次次地被打动，静静地想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话题。1870年，中国开始洋务运动，德国刚刚被俾斯麦统一；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西班牙结束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今，德国与西班牙早已完成市场化改造，而我们还蹒跚在路上。若以时间而论，我们实在无法用“迟到”为自己找借口。

1966年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历史中的一道伤口。在那一年的8月5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接下来的3个多月里，他8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从此拉开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想当年，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用皮带抽打他们，然后再冲进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多年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反复地警思，青春的生命为什么可以疯狂成如此模样，而这样的景象是否会在日后的历史中再次重演？

答案是模糊和不确定的。

我愿意把视野放得更广泛一点，来思考这个问题。

放眼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那几年，陷入狂飙的不仅仅只有中国，那似乎是一个“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后“婴儿潮”一代正集体地进入青春期，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平庸的商业生活时，这一代青年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不安，他们在寻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Iryie）日后评论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对他们的领袖。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发生学生游行，他们反对越战，要求性自由，自称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一度被学生“占领”。

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动了抗议示威。

在日本，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城堡，在这里经常发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事件。

到了5月，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巴黎大学的学生们集体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校园，学生们在街头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接着，工人举行总罢工，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口号。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戴高乐总统被迫改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欧美学生中，最让他们醉心的偶像是两个社会主义的领袖。一个是毛泽东，很多人把他的头像刺在手臂上，据1967年2月17日的《纽约日报》报道，《毛主席语录》正风靡全球，它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每一个书店和书报摊上，在日本东京售出了15万册，而在法国巴黎，甚至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有关数据显示，在十年“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另一个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又跑进南美丛林中继续打游击战，1967年10月，39岁的格瓦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杀死，谁料这竟让他成了左翼学生运动的“圣徒”，在后来的40多年里，他的一张头戴金五星贝雷帽的头像被印在无数的T恤、咖啡杯、海报和钥匙串上。

然后，与中国不同的是，1968年的欧美学生风潮没有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如法国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终成了一场发泄情绪的“心理剧”。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给出了解释：其一，日渐富足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土壤；其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1965年开始，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大幅度下降，服务业迅速繁荣，“知识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国和当时的联邦德国，煤炭和纺织工人的数量在10年间减少了一半，在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新型资本主义的产业特征和商业进步轨迹，最终改变了成型于19世纪末叶的阶级斗争理论。

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成熟是让一个国家摆脱非理性疯狂的唯一药方。

这样的结论不知是否适合当今的中国，不过，我们也许从此可以寻找到一个思考的出口。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中，一个叫艾伦·金斯堡的大胡子诗人是青年们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诗歌是《嚎叫》，它的头一句是——“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很多年后，当过红卫兵的中国诗人北岛与金斯堡成了好朋友。在《失败之书》中，北岛写道：“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旨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的姿势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我想这50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中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50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是的，“对峙本身就是胜利”，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前迷人的青春姿态。不过，50年来，金斯堡死了，北岛老了。此刻，在江南初秋的暗夜中，当我读着金斯堡的诗歌和北岛的散文，却开始想着另外的话题——

比如，对峙是否有理性的边界？所谓的胜利是单边的压倒还是双边的妥协？青春的建设性与破坏性是否可能合为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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