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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死有关于天下（第1页）

刘献廷（1648—1695），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北京人。王源《刘处士墓表》说：

相传其先为吴人，曾祖以上俱无考。处士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仕，不肯为词章之学。年十九，亲殁，挈家而南隐于吴。

初，吴有高僧说法，士人醵金，从之讲法华。处士闻之与焉，坐食顷，伏几而齁。僧说罢，处士齁亦罢。明日复往如故，众窃笑。僧诧曰：“客何为者？”呼与语，则大惊，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处士夷然登座不让，畅衍厥旨，众大说。僧率众蒲伏，愿为弟子。处士笑曰：“吾正若误耳，岂为浮屠学者哉？”拂衣去，由是从者日众。

又说：

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赀数千金，以交游济危难散去。邻舍一女子许字，夫贫，流于外，母将改聘之，女誓不从。处士闻之恻然，时仅余药肆一廛，立鬻金，寻其夫，赠使婚娶，而家益贫。久之，西南大乱，民惶惑不聊生，处士乃入洞庭山，学益力。乱定，妻张氏旋卒。于是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

刘继庄在乱世中，全力研究学术，考察山川，访问遗老志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

刘献廷在史地与音韵方面，功力尤深。《清史稿》说他：

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溪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后来他到了湖南，正欲结合同志，著书立说，竟然死去，年仅四十八岁。

关于这四十八岁的说法，全祖望《刘继庄传》中别有索隐。全祖望说刘继庄——

……晚更游楚，寻复至吴，垂老始北归，竟反吴卒焉。昆山徐尚书善下士，又多藏书，大江南北宿老争赴之。继庄游其间，别有心得，不与人同。万隐君季野，于书无所不读，乃最心折于继庄，引参《明史》馆事。顾隐君景范、黄隐君子鸿，长于舆地，亦引继庄参《一统志》事。继庄谓：“诸公考古有余，而末切实用。”及其归也，万先生尤惜之。予独疑继庄出于改步之后，遭遇昆山兄弟，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栖吴头楚尾间，漠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是不可以无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盖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

又说：

予之知继庄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继庄也以万氏。及余出游于世，而继庄同志如梁质人、王昆绳，皆前死不得见。即其高弟黄宗夏，亦不得见。故不特继庄之书无从踪迹，而逢人问其生平颠末，杳无知者。因思当是时安溪李阁学，最留心音韵之学，自谓穷幽探微，而绝口不道继庄与修龄。咄咄怪事，绝不可晓。何况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后，□□□并其出处本末而莫之详，益可伤矣！近者吴江征士沈彤，独为继庄立传。盖继庄侨居吴江之寿圣院最久，诸沈皆从之游。及其子死无后，即以沈氏子为后。然其所后子，今亦亡矣！故彤所为传，亦不甚详。若其谓继庄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继庄弱冠居吴，历三十年，又之楚、之燕，猝死于吴。在壬申以后，则其年多矣！盖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彤盖得之家庭诸老之传，以为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则虽揣其人之不凡，而终未能悉其生平行事。

照全祖望的说法，刘继庄“其人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我认为刘继庄根本就在以惊人的大学问做地下活动，他那样被当时学者们一边佩服一边又予疏远，真的原因，是那些学者怕惹祸上身。刘继庄生在清朝统治中国后五年，在北京长大。他目击了新统治者的可恶，因思有以报复。他奔走四方，所结交的都是当时的不合作主义者。此外，他对反清的郑成功公然佩服，他说郑成功是诸葛亮、郭子仪、岳飞以后第一人；他又佩服反清的史可法、瞿式耜，看不起“输诚”的洪承畴、黄梧、吴伟业之流。这种心态，推而广之，甚至使他对帮助吴三桂反清的王辅臣、刘玄初等人，也深致佩服。他的用心，岂不非常明显吗？

刘继庄虽然有志未酬，“而卒老死于布衣”，并且老死得神秘兮兮，但他的博学与心志，却在死后慢慢被人重新认定。王源《刘处士墓表》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即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刘继庄生逢乱世，以惊人的大学问做地下活动未能成功，但他这一精神，却是三百年后的我们的最佳示范。刘继庄真的生死有关于天下了，他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在暴政下要决心跟它作对——用经世的学问跟它作对、用至死方休的地下活动跟它作对。“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在大小之间，完成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作为“天下士”“千古之士”的有心人，岂不正该如此吗？

1984年11月2日

注释

王源《刘处士墓表》记刘继庄“尝为学者曰：‘圣人谓人为天地之心。人渺焉尔且众，胡为天地之心？尝学易，而得其说：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风雷，无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虚。山泽又次之，实矣。由是草木生焉，鸟兽育焉。草木、鸟兽下已章乎？末竟也。草木不实，则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则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实也。故曰：人为天地之心。身岂心哉？心心尔。所谓仁也，天地不能为者，人为之，剥复否泰存乎运，而转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何足为天地之心哉？’故处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刘继庄显然是说，天如果不生人，那么天的生命就没有完，天地的生命就熄灭了。人是天地的果实，人是天地的心。人的躯壳不是天地的心，只有人心才是天地的心。比如说到仁，天地不能做的，人能做，兴衰顺逆关系着命运，可是转移命运的是人心。人要不能改变命运，只拿他的知识能力为一人一家打算，那连人都不配做，还配做天地的心吗？所以人要替天行“仁”，这样才是正道。

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陈青来执赞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

刘继庄《广阳杂记》中有这些话：“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这种“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的情况，我在坐牢时最有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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