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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生代1（第1页）

我在一本年轻杂志令人崇敬的书页中（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是令人崇敬的，他们选择的是温文尔雅的美名，而不是自我牺牲的美名）看到：“新一代或者人们常说的英雄一代，彻底地完成了它的使命：横扫文学偏见的巴士底狱，把新的美学思想提出来让虚弱无力的象征主义者考虑……”这里强制的、横扫一切、说到做到的一代就是我这一代人：因此我，尽管是放在那个集合里，也被称作英雄。我不知道我那些同样被神化了的朋友们对此作何感想。就我来说，我敢发誓，感激的心情中不无麻木、忧虑、轻微的内疚和相当不舒服的感觉。

英雄的一代……我刚才摘引的康布尔·奥坎波颂扬性的段落中提到了《棱镜》、《船头》、《起始》、《马丁·菲耶罗》和《评价》。也就是说，是指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间。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的滋味是很丰富的。但是我发誓，主要还是虚伪的那种酸甜味。如果需要用更礼貌些的词的话，那是一种不真诚的味道。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不真诚，什么懒散、忠诚、胡闹、忍耐、自尊心、朋友情意，也许还有仇恨等等都交织在一起。我不埋怨任何人，也不埋怨当初的我；我只是——通过塔西佗提出的“巨大的时间空间”——尝试透明的反省。向这一向冷漠的世界揭示一个路人皆知的秘密的恐惧（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如此）并没有使我畏缩。我肯定我讲的是事实，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浅显而且过了时的事实，但是它必须由某个人揭示出来，恰恰是由“英雄的一代”中的某个人去揭示。

没有人不知道（说得更确切些，大家都忘了）这一代文学的区别点乃是滥用某种宇宙的或者公民的比喻。无论是无礼的比喻（例如塞尔吉奥·皮涅罗、索莱尔·达拉斯、奥利维里奥·希龙多、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或者安东尼奥·巴列霍等笔下的），还是虔诚的比喻（例如诺拉·朗奇、布兰丹·卡拉法、爱德华多·冈萨雷斯·拉纳萨、卡洛斯·马斯特罗纳迪、弗朗西斯科·皮内罗、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贝纳德斯、吉列尔莫·胡安或者豪·路·博尔赫斯等等笔下的），这些令人惊恐的形象将永恒的事实与当前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将永恒的、甚至没有周期的天上的东西与不稳定的城市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记得，就像所有的新生代那样，我们也建议回归大自然、返璞归真以及让空洞的比喻死亡。我们也有勇气成为我们时代的人——好像同时代性只是一种困难的自觉行为，而不是致命的特点。在我们第一次冲动时，我们就取消了——哦，多么极端的用词啊——标点符号，取消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因为我们中有人用“停顿”来代替它们。尽管这些停顿（按照其大胆的理论）成了“永远地纳入文学的新创造”，其实（在可悲的实践中）只不过是一些大的空当，粗鲁地代替了那些标点符号。后来我想，如果尝试新的标点符号也许会更加迷人，例如犹豫号、同情号、柔情号、代表心理或者音乐含义的符号……我们还认为——我觉得挺有道理，而且会得到荷马式史诗作者、《圣经》赞美诗作者，还有莎士比亚、威廉·布莱克、海涅和惠特曼等人的赞许——韵律要比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所认为的次要得多。这种意见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我们不至于老是充当《伤感的月历》不情愿却命中注定的“信徒”——毫无疑问，这里用“继承者”一词会更好些。

卢贡内斯于一九〇九年出版了这一卷诗集。我认为所有给《马丁·菲耶罗》和《船头》撰稿的诗人们的作品——在允许我们尝试个人多样化著作之前的所有作品——绝对是按照《伤感的月历》的某几页预先考虑好的。在《烟火》、《城市之月》、《月球学拾遗》、《颂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定义中……在此卷的序言中，卢贡内斯要求丰富多样的比喻和韵律。我们，十二三年以后，热情地积累着种种比喻而明显地拒绝韵律。我们是卢贡内斯一个方面的晚期继承人。谁也没有指出这一点，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不押韵总是会惹恼我们的读者，他们——少量的、不用心的和暴躁的——倾向于认为我们的诗乃是一种混乱，乃是疯狂时或者无奈时偶然而可悲的作品。另一些更年轻的人，他们以同样不公平的颂扬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藐视。卢贡内斯的反应是合理的。我们的比喻习作不能引起他的丝毫兴趣，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那些东西他早就用尽了。我们不押韵的做法也没能得到他的赞同，这也并不是不符合逻辑或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乃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今天，居然仍有人抱着简直是自言自语的争论不放。

而我们呢？如果我们脑中对于卢贡内斯的某些意象没有一种挡不住的、美妙的回忆，我们的眼睛也就不会停留在院子上空或者窗前的明月；也就不会激情满怀地看着日落，重复“永恒的太阳像猛虎般死去”这样的诗句。我知道我们在捍卫着一种美以及它的创造者，尽管带着某种不公平，带着某种轻蔑和嘲笑。我们做得对，我们有义务成为另一些人。

让不肯轻信的读者去审视《伤感的月历》，随后再去审视《有轨电车读诗二十首》或者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或《栖息架》，在这过程里他们不会感觉从一种气候过渡到了另一种气候。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某种线性的重复，尽管存在这种重复；也不是说每本书的内在价值，这些自然是不可比的；也不是说它们不尽相同的目的，抑或各自的幸运和不幸。我说的是他们文学的习惯、使用的手法以及句法的完全等同性。从上面那些书的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相隔有十五年之久，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属于同一时代。从本质上它们确确实实是同时代的，只是时间上的差异想说它们不是。

众所周知，没有哪一代文学不挑选两三位先驱人物：几位受尊敬的、不合时代的男子，他们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而能免遭厄运。我们这一代挑选了两位。一位是毋庸置疑的天才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我无法忍受他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模仿者；另一位是《水晶颈铃》的作者，未成年的吉拉尔德斯，这本书中卢贡内斯的影响——《伤感的月历》中幽默的卢贡内斯——是相当明显的。确实，事实对我的论点也很有利。

陈泉译

[1]此篇初刊于1937年2月26日《家庭》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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