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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纳利先生的公寓（第1页）

康纳利先生的公寓位于罗马的波尔卡里大街（ViaS.Porcari）。从梵蒂冈走过去马上就到，面对文艺复兴广场去圣天使城的大道。距地铁站也近，过两条街走到里埃恩兹奥街（ViaColadiRienzo），一般东西都可买到。果蔬市场就在旁边，到了梵蒂冈，还有梵蒂冈邮局（梵蒂冈邮局不属意大利，乃梵蒂冈城国的邮局，邮票也不同，比意大利邮局不知正规多少倍）。沿里埃恩兹奥街径直走十五分钟，走到头就到人民广场。过了圣天使桥，马上就是那沃那广场（PiazzaNavana）。

我们早已受够了以前居住的郊外住宅小区交通的不便，决定这回哪怕房租多少贵一点也要住罗马市中心。倒也是，若论便利，这座公寓可谓便利得无可挑剔，哪里都可以走着去，从哪里都能走着回来。

找到此处公寓纯属偶然。沿波尔卡里大街边走边谈论“就在这一带住吧”之间，碰巧看见一座带家具的短期出租公寓，是一座古宫殿风格的极有情调的建筑，带大门和院子，幽静，日照也似乎不错。打电话一问，正好有空房间。

只是，这空房间是地下室，再怎么往好里说，也不能说是好房间。实质上是半地下室，老实说很难称之为正常市民的居住空间。墙最上端有窗，仿佛安杰依·瓦依达（AndrzejWajda）黑白电影的光线从那里隐约泻下。抬头看去，可以一闪一闪看见路上来往行人的脚，恰似桑尼·克拉克（SonnyClark）那张名叫《昂首阔步》（CoolStruttin）唱片封套上的摄影画。小姐们穿着高跟鞋，那富有诱惑力的裸足不时能够见到，长筒丝袜在罗马快活轻佻的阳光下闪闪烁烁。如此脚踝带着“咯噔咯噔”不无惬意的声响从离我们脑顶很近的上方走过，作为风景诚然不坏，但天天看未免有点累。总的说来，这段地下生活没有什么美妙的事，或者不如明确承认倒霉的事更多。白天都有些阴暗，加之房间小，厨房设备也糟。电气炉的火力不够，煮通心粉都难有保证，水煮不沸。无奈，我们便用野营用的液化气炉煮通心粉、煮饭。蹲在厨房地板上做饭很有点像难民，心里空落落的，常想我们到底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一下雨，面对院子的窗便渗水进来，房间里潮得厉害。由于电容量小，刚熨衣服，保险闸就“啪”一声掀下来，房间里一团漆黑。更糟糕的是，这保险闸活活要命，一旦掀下来就很难复位。我们隔壁房间也一样（地下有两个房间），住在那里的一对美国夫妇动不动就在漆黑中点蜡烛，保险闸比我们的还无可救药。是从波士顿来的举止高雅的中年夫妇，丈夫好像是外贸人士，想必是因为工作才滞留在罗马。理所当然，两人对罗马这座城市深恶痛绝，其心情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房间在美国百分之百是贫民窑。

我们之所以耐住性子住在这里，外景（location）好这个关系固然也是有的，但主要是中意房东康纳利先生的人品。康纳利先生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年纪估计七十五六，瘦高瘦高，举止多少有些迟缓，但精神还蛮精神的，每天开着心爱的韦斯帕车来到公寓楼附近的事务所，身穿款式土气的绿色外衣，戴一顶棒球帽样式的帽子。康纳利先生的职业是摄影师，他说过去曾为日本的出版社做过事，“一家名叫小学馆的出版社委托我拍摄意大利的建筑”，并给我看了照片集。看样子是相当早以前拍摄的，多少有些褪色，但技术毫不含糊，让人感觉很舒服。看他拍摄的人的衣着打扮，估计是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眼睛不好了，已经从拍摄现场退下来了。”康纳利先生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文艺复兴广场附近的银行工作，另一个儿子帮忙管理这座公寓楼。康纳利先生只会意大利语和法语，因此是他的儿子把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的。

康纳利先生实在是个好人。意大利人里口惠而实不至的类型较多，但康纳利先生诚心诚意、无微不至地对待我们，有什么出问题的地方赶紧修好，缺什么买来什么。当然处理不顺利的时候也是有的，但至少此人有关爱之情，即使在我遇到的意大利人之中也属于相当出色的一类。一位深有旧时教养的老伯。

我们一眼就看好了康纳利先生，心想这糟糕透顶的地下室也未尝不可，遂耐住性子住了下来。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即使出现状况，如果明白另一端有人，大多事情都可以忍受，反过来，即使置身于不太差的状况，看不见人影也会心焦意躁、提心吊胆。

除了这个房间，这座公寓楼另外有一个房间。那个在地上，设施也比地下的完备。我猜想这间地下室原本不是给人住的，可能是仓库什么的，后来因多种原因改成了房间，所以种种设施都敷衍了事，故障也多，同地上的房间大不一样。康纳利先生保证说，如果地上的房间空了，就让我们优先搬过去。“现在住在那里的是一个单身赴任的汽车公司大人物，罗马的事情一完就回都灵自己家去，不出两三个月就会腾出来。”康纳利先生说。

这么着，我们就一边在黑乎乎的地下室里熬日子，一边等待菲亚特的大人物回都灵。不料，这小子说是下个月就回都灵，却老赖在那个房间不动。据他说，他也不愿意待在罗马，也恨不得马上就回都灵自己的家，问题是公司总是拖拖拉拉不给办手续。问一个意大利人，得知这在意大利似乎是常有的事，并非像日本的公司那样明确下达指令于某某日转去某某分公司工作。“喂，你做好准备，下个月去都灵！”——听上司这么说而为此打点好行装之后，事情却迟迟不得进展。找上司打听结果，上司不是说“噢那么说来是那么说过”就是说“唔那事已经没影了”，往往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意大利人的话是靠不住的，连续说上三回之后再慢悠悠准备也绝不为晚。

如此这般，我们便日复一日在地下室生活。

不久，冬天来了，一天比一天冷。隔壁那对美国夫妇留下一句“感谢上帝总算可以逃离这座花园城市了”返回波士顿。由于太冷了，我们开车去意大利北部旅行。周游土耳其时从米兰的三菱代理公司租借的那辆大型三菱帕杰罗一直拖延未还，就开它出行。意大利人的马虎大意也自有其可取之处——在意大利提起帕杰罗，那几乎等于雅皮车。

我们一路住着小镇旅馆，沿高速公路缓缓北上。在威尼斯住了几夜，然后经克雷莫纳、热那亚去了里维埃拉。本来指望里维埃拉会暖和些，不料到了一看，冬日的里维埃拉总好像空落落的，暖和诚然暖和，却没有什么东西可让人提起精神。和在西西里时一样，身上不由得一阵阵发痒，有什么不对头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

我们就带这种不释然的心情转了帕尔马、曼托瓦、费拉拉和阿西西，转完又返回罗马。

返回罗马后仍过同样的地下室生活，只好再次出游。这次去米兰。这样一来，让人觉得在帕杰罗中生活的时间可能会比房间里的长一些。好在有事临时回了日本。前不久天皇没了。我终于年届四十。但不用说，到了四十也并不意味有什么东西陡然发生变化，既不至于以这一天为界一下子老态龙钟，又不会马上聪明过人，无非产生一点点“奇怪呀”这样的感觉而已。

回日本一看，日本的媒体铺天盖地全是天皇报道。有所谓“大丧之礼”，日本全国的警察集中到东京，不断掀开下水道顶盖，贴上封条，想必是为了防止过激分子的恐怖行径，但从意大利回来当即目睹如此情景，神经好像整个出了毛病。我们回日本期间一直住在涩谷区的公寓里，但因为对东京这种疯疯颠颠的名堂烦不胜烦，加之不时有警察登门，令人快活不起来，于是决定乘新干线去九州尽情泡一泡由布院温泉，泡到这场骚动过去为止。这么说或许不尽合适：九州的普通人似乎不怎么把“大丧之礼”放在心上。而在东京，仿佛全世界都染成了同一颜色，不管见谁都谈这个，全都就此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五花八门的意见和感想如细微的尘埃漫天飞舞，微微震颤。所幸九州不同，感觉上天皇的葬礼也是和日常生活没多大关系的“遥远的故事”。

如此兵荒马乱之间，康纳利先生来电话了，告知都灵那小子终于回了都灵，房间空出来了，问我什么打算。于是我们又一路奔向罗马，心中感慨这样子岂不成了无根的浮萍，那里一趟，那里腻了这里一趟，这里腻了又去那里。那里一趟这里一趟倒没什么不可以的，可这样下去，真想购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数次往返优惠票。

※

康纳利先生留给我们的新房间位于一楼。说是一楼，其实是在一楼半左右的高度，因为地下室是半地下，一楼部分自然高出半层。较地下室当然明亮得多，房间也宽敞干净，厨房和浴室的功能远为充实，连洗衣机都有。以前住的地下室没有洗衣机，半年时间里我们始终“喀哧喀哧”手洗，弄得满手起泡，所以对康纳利先生的新房间我们心满意足。进得房间，餐桌上放着一个豪华的小果篮和一束鲜花，并附有一枚纸卡，上面写有“献给名闻遐迩的村上多特雷（博士）”（意大利人习惯这样胡乱形容别人的头衔，我真闹不明白自己何以成了博士）。

我在起居室一角放了一张写字台，把电子打字机摆在上面，接上小型CD唱机。这样，工作间差不多就出来了。回日本自己的家，固然有大口径JBL，但现在想也没用。在地下室住久了，搬到地上房间最先感觉到的，是完整看见外面风景是何等的妙不可言！无论再发生什么，都绝对不住回地下室去。从写字台横头的窗口可以看见一路之隔的七层古典式公寓楼，窗前带有仿佛墨索里尼即将发表演说的煞有介事的阳台。旁边有一家Profumeria（化妆品商店）。罗马Profumeria多得要死。在Profumeria上班的小姐们太太们当然都浓妆艳抹，每当无聊起来，她们就走到门口同左邻右舍的人站着闲聊，居然有那么多可聊的，不由你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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