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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理性非理性及肯尼迪家族成员英年早逝的原因（第1页）

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是理性经济人的典范。25岁时，他成为美国最年轻的银行总裁。他向某报记者夸口说：“我希望在35岁时成为百万富翁。”这在1915年可谓志存高远，因为当时的美国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一块面包的价格是9美分。然而，肯尼迪最终实现了他的远大目标——他成为华尔街的交易员，1922年仅凭一单交易就赚了650000美元。即使在那场载入史册的股市暴跌中，肯尼迪依然好运不断（之前他恰好适时地卖出了自己持有的股票）。1933年，他再次显示出在时机把握方面无可挑剔的能力——恰逢禁酒令即将终止之际，他与帝王公司（Dewar’s）签订了向美国进口酒类的条件优厚的合约。而当好莱坞电影产业蒸蒸日上时，他又与人合作创办了雷电华影业公司（RKOPictures），其资产超过8000万美元。

约瑟夫·肯尼迪在个人生活中也显示出其强烈的理性利己主义精神。他与漂亮的女影星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Swanson）曾有一段情史，不过在她的电影严重超出预算后他就甩了她，还让斯旺森自己收拾烂摊子。后来，他的野心又从金钱转向政治权力，成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并策划让自己的大儿子成为美国总统。

然而，这位爱尔兰人的幸运并没有传给他的后代。他英俊迷人的大儿子小约瑟夫（JosephJr.，就是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一位），29岁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轰炸行动中阵亡。他美丽的女儿凯瑟琳在嫁给德文郡公爵的继承人威廉·卡文迪什后，看似即将过上美满的生活，可就在婚后4个月，卡文迪什就在一次行动中丧生，之后凯瑟琳也在1948年的一次坠机事件中遇难。约瑟夫的二儿子约翰·肯尼迪当选了总统，世人皆知，但他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遭到暗杀。之后，他的三儿子罗伯特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遭到枪杀；而他最小的儿子特迪在1969年死里逃生——他在查帕奎迪克岛驾车时冲下一座桥，车上的乘客玛丽·乔·科佩奇尼当场溺亡。

再下一代的肯尼迪家族似乎运气更糟。1984年，约瑟夫的孙子戴维在迈阿密一家酒店中因服用过量的毒品导致身亡。戴维的兄弟迈克尔1997年在一次滑雪事故中丧生。而在1999年，约翰·肯尼迪总统那帅气逼人的儿子小约翰·F·肯尼迪的生命也以悲剧终结——他驾驶的飞机在某个夜晚坠入长岛附近冰冷的海水中。故事讲到这里，你应该可以听到那幽怨的风琴曲在背景中飘荡，这些资料足够供一位前《纽约时报》编辑写成一本《肯尼迪家族的诅咒》（TheCurseoftheKennedys）。

为什么约瑟夫·肯尼迪一生做出了各种英明的决策，而他的后代却好似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总是做出不幸的选择呢？肯尼迪家族之谜生动地演示出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人们的决策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在这个问题上，专家们持有严重的分歧。一些专家断言我们的选择是非常理性的；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我们的决策常常是非理性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愚蠢的。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人类行为与其他动物行为之间存在联系，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虽然人类的决定常常看似愚蠢，但如果你透过表面去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深度理性的。

不过，为了透过表面看到实质，需要彻底重塑我们对人类大脑的看法。我们不要探讨大脑是否善于解决诸如华尔街投资或是SAT考试（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之类的现代问题，而是应该思考人类的大脑是如何解决千百年前人类祖先所面对的核心问题的。透过广角的进化镜头观察现代行为，我们就可以获得关于人类决策的最新认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会转变我们看待理性决策的方式，揭示出在那些看似愚蠢的决策背后隐藏的惊人智慧——包括肯尼迪家族的决策、同事的决策、家人的决策，以及你的股票经纪人的决策。

我们将会发现，通过对肯尼迪家族不幸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能够让我们看到自身、朋友、邻居乃至人性中某种根本性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将从3类不同的研究领域，再仔细看看约瑟夫·肯尼迪及其后代的选择。

理性的经济人

对于肯尼迪家族的幸运与不幸，一种解释基于研究已超过一个世纪的古典理论：理性经济学。如果你读过商科或经济学课程，那么只要仔细阅读报纸的金融版面，就会很熟悉这种理论。电影《华尔街》（WallStreet）对其观点进行了讽刺，剧中冷酷无情、精于算计的角色戈登·盖克宣称：“贪婪是好事！”（Greedisgood!）而挥金如土的罗杰·巴恩斯则提出了那个经典的问题：“这对我有什么好处？”（What’sinitformoi?）

理性经济学家都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要对理性经济学家的形象有更贴切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穿着剪裁精良的西装坐在计算机前，头顶上闪着股票走势。典型的理性经济学家大都扎在海量的数据中，钻研数字，在纸片上写满数学方程式，茶歇时会喝三杯浓缩的咖啡。虽然现实世界中的理性经济学家并非都穿着正装去华尔街上班，但他们大多基于理性自利的原则去分析和决策。任何决策——不管是要鼓励大一点儿的孩子还是小一点儿的孩子竞选总统、做进口酒生意还是搞演艺业、跟好莱坞小明星谈情说爱还是甩了她，所有决策最后都归结为一个问题：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做决策时是超级理性的“经济人”。一般人都会像约瑟夫·肯尼迪或戈登·盖克那样善于获知哪种选择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比如约瑟夫·肯尼迪决定卖出股票或是结束跟女友格洛丽亚·斯旺森的关系时一样，我们做出选择时是基于最佳的可得信息。当然，我们不能确切地预知未来，意料之外的随机事件也确实会发生。尽管这些随机事件在统计中最终会正负相抵，但就股市和坠机事件而言，有些平时看似很有道理的选择却会导致不幸的结局。从古典理性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肯尼迪家族第二代和第三代成员身上接连不断的家庭悲剧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它更像是一连串不走运的赌博——谈不上神奇，只是碰巧倒霉而已。

非理性的傻瓜

然而对于肯尼迪家族的灾难，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约瑟夫·肯尼迪的后代不是运气太糟，而是判断力太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桑迪·格雷迪认为，“肯尼迪家族的诅咒”源于“他们祖传的富有男子气概的勇猛，以致变成了鲁莽”。这当然适用于第一场悲剧——小约瑟夫之死。这位肯尼迪家族的长子当时已经执行了足够的飞行轰炸任务，原本有资格撤退，但他自告奋勇，驾驶着一架载满炸药的飞机，直接飞向一处防御森严的德国加农炮阵地。同样鲁莽的决策风格也体现在其孙辈迈克尔的身上，导致他在滑雪时莽撞地冲下一段树木丛生的山坡而意外身亡。至于特迪的汽车冲下查帕奎迪克大桥，更是随机的坏运气，当然一夜狂欢和一点儿糟糕的判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糟糕的判断力理论，与当前最流行的决策理论一拍即合，即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常常是有瑕疵的、不理性的。

请想象以下情形：

A君排队买电影票。当他到达售票窗口时，得知自己恰好是第100万名顾客，并因此获得了100美元的奖励。

B君在另外一家电影院排队。排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到达售票窗口时，恰好是第100万名顾客，因此那个人获得了1000美元的奖励；而B君作为紧随其后的顾客，只得到了150美元的奖励。

那么，你愿意做A君还是做B君？

理性经济学家的预期是，除非你对钱过敏（就像有的人碰到硬币皮肤会痒一样），否则任何正常人都会选择做B君，因为他比A君多得了50美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是A君。人们做出这种非理性的选择——放弃额外的50美元，只是为了回避那种只差一点儿就拿到1000美元的沮丧感。

这种非理性偏见被称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指人们对损失的关注往往甚于对收益的关注。这种偏见的发现者是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他们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实验心理学联姻的产物）。行为经济学家是严谨的科学家，他们一般在实验室里工作，就人类行为做各种实验。虽然严谨，但典型的行为经济学家也颇具幽默感，他们喜欢挖掘人性的弱点并予以曝光，再对我们共有的非理性特征窃笑一番。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身着实验室白大褂，里面却穿了件滚石乐队的T恤——就是将“大红舌头”伸出来的那件。

从行为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有缺陷的复杂装置。理性经济学家把大脑看成是一辆闪亮的劳斯莱斯汽车，配备了强劲的12缸发动机和先进的导航系统；与此相反，在行为经济学家眼中，大脑更像是一辆行动迟缓的三汽缸南斯拉夫Yugo牌汽车，只有方向显示帮助导航。行为经济学家已用无数研究证明，我们那不堪重负的大脑常常无法做出理性经济学家所期待的富有逻辑的选择。人们也许都渴望理性，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做的日常选择恰恰有悖于那些冰冷生硬的理性经济学原理。

暴露我们思维缺陷的书籍和科学论文已经足够装满一个图书馆了。如果你在维基百科上搜索“认知偏见（cognitivebias）列表”，就会发现迄今为止专家已经确认了97种不同的心智缺陷（mentaldefect）。不如趁坐在抛锚的Yugo汽车里面等待救援拖车的好空当，先让我们来了解几个好玩儿的心智缺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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