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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次级自我的博弈规则（第1页）

说到博弈论，就意味着至少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建立在华尔街的市场定价机制之上，另一种建立在亲属关系之上。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吗？我们发现，前面介绍的各个次级自我都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由于我们的进化利益在涉及企业、血亲、朋友、老板、约会对象和配偶时各不相同，所以每个次级自我都会按照自己的规则进行谈判。至于具体是哪一个次级自我出来参战，则要看战场上的“对手”是谁。

团队回报：社交博弈

友谊的回报是丰厚的。当你想哭时，朋友会给你一个肩膀来依靠；当你要搬大件家具时，朋友会助你一臂之力；当你读到那些创造财富的成功故事时，常常会发现朋友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有个人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被誉为“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他出版了60多张金唱片（销量超过50万张），其中一首歌被2000多位艺术家翻唱。这首歌的名字叫“Yesterday”，其作者之一保罗·麦卡特尼后来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2010年，他的净资产就达到了7.41亿美元。

然而，如果没有麦卡特尼在15岁时结下的一段深厚友谊，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那一年，他去观看一场名为“TheQuarrymen”的本地爵士乐团的演出。当时，该乐团的主唱约翰·列侬还是个17岁的狂妄少年，他邀请麦卡特尼加入该乐团。后来两人组成了歌曲创作组合，并约定所有创作的收益都由他俩平分。在长达几十年的友谊中，二人共同创作了约180首歌，其中大部分歌曲都由他们自己的乐队录制，乐队的名字后来改为“甲壳虫”（TheBeatles）。

列侬和麦卡特尼这种有福同享的形式在朋友间很常见。几十年后，当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好朋友史蒂夫·乔布斯创办苹果电脑公司时，他们二人各自持股50%。尽管沃兹尼亚克的父亲认为这非常不公平，因为他儿子设计了苹果一代电脑，而乔布斯在技术上几乎没提供什么支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艾伦·菲斯克认为，人类大脑中拥有不同的系统被用来计算与不同的人之间的交易。菲斯克的这个理论是根据他在西非所做的人类学调查得出的。通过与布基纳法索的莫西人（Mossi）共同生活，他观察到当地村民根据交易方的不同，会交替使用截然不同的交易方式。之后，菲斯克惊讶地发现，美国人也采用了同样的交易模式，并且他在其他文化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

我们已经认识了菲斯克理论中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市场定价模式（marketpricing），理性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就是用这个冷血的货币机制完成了大部分决策。第二种为共享模式（communalsharing），即在亲人间使用的模式，就像迪士尼兄弟，或是玩囚徒困境游戏的双胞胎。这套模式适用于亲人间的互动，其规则包括“尽力给予”、“按需索取”、“不计个人得失”等。我们之前认识的育儿型次级自我就是在使用共享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对等互惠模式（equalitymatching）。这是指同辈或朋友之间的交易模式，例如列侬和麦卡特尼，或是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社交型次级自我一般会采用这套规则。当大脑在运行这个程序时，你会感到每个人获得机会的概率是相同的。游乐场里嬉戏的孩子使用这个系统，一同拼车的成年人也是如此。在朋友之间，严格的数学计算并不是必要的。如果我邀请你来家里吃饭，下次你就会请我。作为轮流做东的朋友，我不会计较你是不是专业厨师，也不会用五星级的标准要求你为我做牛排，你倾尽所能炸个薯条就不错了。

菲斯克把这种朋友机制与理性经济学家的市场定价机制作了对比。在市场定价机制中，人们根据所得按比例支付，仔细计算市场价值，每个人都要斤斤计较地为自己谋取最大收益，并允许拥有最多资本的人获得最大份额的好处。要理解理性经济学模式和朋友模式之间的区别，请想象一下，你在朋友家吃完晚饭，拿到一份账单，计算出朋友招待你的上等葡萄酒、牛排和精选蘑菇的总价，减去你前一周招待他们的费用，再加上额外50%的附加费，以补偿朋友为准备美食所花费的时间和他精湛的厨艺。这差不多就是你去高级餐厅结账的方法。如果你真这样做了，结果会怎样？理性经济学的模型适用于公开市场的商品交易，但如果用于朋友之间，不仅非常不合适，而且是对于友谊的一种侮辱。朋友间应该是轮流付出的，而且双方都对这种模式非常满意。

一项研究发现，人们会把他人对自己的给予分成若干不同的类别。有时候别人给予你爱，有时给你地位，有时给你金钱或物质。研究人员让受试者设想自己给予他人爱（告诉某人你爱他，喜欢跟他在一起）、地位（向某人表达你的尊敬）、物质（你把自己拥有的某件物品送给某人）。然后，研究人员询问受试者在每种情况下都希望得到什么回报。假如你付出了爱，那么你希望对方回报以爱、物质、金钱，还是替你办件事？

与理性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反，研究人员发现，金钱是受试者最不想得到的回报，除非之前他们给予对方的就是金钱；金钱和爱甚至被认为是负相关的。就像甲壳虫乐队所唱的那样，金钱不仅买不来爱情，而且如果你的女朋友说她爱你，而你却回报以现金，那么很可能会换来分手的结果。

在朋友关系中过于关注平衡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当朋友间开始感觉不平衡时，就可能会反目成仇、恶语相加。列侬和麦卡特尼的分道扬镳正是如此——他们开始斤斤计较每首歌是谁的功劳，并公开相互侮辱（列侬写了首恶毒的歌“HowDoYouSleep?”攻击麦卡特尼，里面唱道：“你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写了首‘Yesterday’”）。

苹果的两位创始人倒是没有这样撕破脸，但许多年前，沃兹尼亚克曾经帮助乔布斯完成了雅达利（Atari）游戏公司的一个编程项目，当时乔布斯并没有跟他诚实地分享奖金，后来沃兹尼亚克知道了此事，为此困扰了很多年，他说：“我真希望他当时能诚实一点儿。如果他告诉我他需要那笔钱，我会把钱全都给他。他是我的朋友，朋友间当然要互相帮助。”

社交型次级自我使用的是对等互惠原则，跟育儿型次级自我所用的原则大不相同。接下来我们看看地位型次级自我，它对于社会等级中的人际交往有自己专门的一套规则。

金字塔规则：地位博弈

当国王很好，对吧？国王、总统、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能住在豪宅里，坐私人飞机，有专人为他们做饭、打扫卫生。作为迪士尼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仅1987年的年收入就达4000万美元。但艾斯纳如果跟印度帕蒂亚拉（Patiala）第七代帮主卜平德尔·辛格相比，他简直就是个农民——辛格有广袤无边的领地，其爱好是收藏劳斯莱斯汽车，而且家中妻妾成群。

尽管如此，也并非每个人都想成为领导者。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与史蒂夫·乔布斯创办苹果公司时，他一直坚持做工程师，拒绝担任管理角色。在很多大学，那些有资格成为系主任的教授对这种能够升职加薪、配有私人秘书、坐大办公室的机会都避之不及。当出现系主任的职位空缺时，很多教授的立场跟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著名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极为相似。当被考虑提名总统候选人时，谢尔曼说：“我不会参选。即便被选上，我也不会就职。”人们之所以对地位的提高怀有如此矛盾的心理，是因为更高的地位带来的不仅是更大的收益，还有更多的责任。

人类学家艾伦·菲斯克指出，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使用的人际关系模式与兄弟姐妹间、朋友间或是消费者与商店老板间的模式均不相同。菲斯克把这种层级体系称为“权威排序”（authorityranking）。在这种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采用的模式下，人们根据自己在地位层级中的不同位置获得不同的利益，并支付不同的成本，没人可以只得到而不付出。下属奉送给上级忠诚和特权，但他们反过来也期待领导者为自己提供资源、金钱、保护和前进的方向。例如，美国总统可以住进白宫，乘坐空军一号飞机，还可以在电视上发表讲话，但他的选民却期待他能够降低失业率、提高个人收入、为孩子提供一流的教育、抵御全世界的军事威胁，同时还得减少个人负税。

“领袖”这个概念广泛存在于多种动物之中，包括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以及卷尾猴、斑马、羚羊、狼、信鸽等。然而，这些动物种群中的大部分成员（就像人类的大部分成员一样）都是追随者。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作为群体的一员往往胜过独来独往，即使这意味着好东西要先让首领享用（例如，在水沟喝水的时候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首领）。如果没有一个首领能够决定是往南去河边还是往东去浆果园，那么群体成员就会四散而去，从而失去群体捕食的优势。

人类的追随者在领袖不能提供方向和鼓舞时，当然也会感到非常失望。就在创立苹果公司后没几年，常常粗暴对待团队成员的史蒂夫·乔布斯就被自己的董事会解雇了。迈克尔·艾斯纳也有冷酷无情、独断专行的坏名声，他同样在执掌迪士尼时被扫地出门。美国总统可能是全世界地位最高的职位，但是现代历史上每一位总统在任期内都要经受媒体持续的攻击。比尔·克林顿由于其所作所为几乎被弹劾，而理查德·尼克松则因为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在全世界面前受辱似乎代价不小，但还有更糟糕的——约翰·F·肯尼迪、詹姆斯·加菲尔德、威廉·麦金利和亚伯拉罕·林肯都是在总统任期尚未结束时就遭到选民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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