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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 盗马与放风筝9（第1页）

●──所以《非法生命》也是部非法的片子。

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也不清楚……

●──我们谈一下《蓝风筝》。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大作，也是很有力量的一部影片。基本上拍解放后到1966年的十七年。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整部电影的核心是“文革”，它探索“文革”的整个来源，一个国家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大灾难。

我自己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根源是这十七年。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掌握政权以后，对于国家的治理，从经济上讲也好，从人道上讲也好，缺少经验。以“人民当家做主”的名义获得了最大的拥护，而当你真正获得拥护之后，反而没办法把最大的利益还给人民，所以就产生了十七年中所有的运动。

●──您是1952年出生的，“文革”开始的1966年您十四岁，跟里面的铁头几乎同岁，这部电影是不是有自传性的东西？

比他大点儿（笑）。其实没有自传性的东西。很坦白讲，如果里面有一点点跟我有关系，就是铁头的舅舅（宗平演的），我用了自己生活里的原型，他后来眼睛瞎了，有个女朋友。这跟我生活中的原型有一点接近，包括造型什么的都很像。剩下的角色和情节都不是我的个人经验，有很多东西的原型都来自编剧萧矛[20]的家庭。他家是知识分子家庭，有很多人被打成“右派”。

我开始拍片以后常想，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拍这十七年的戏。我总认为这十七年很重要。我们拍可能会客观一点，因为我虽然成长于这十七年，但年纪太小，并不是全懂这十七年发生的事，只是感受到一些东西。真正经历过这十七年的人很难客观地去写这十七年。

●──整个电影的结构很有意思，因为一般拍十七年会以政治运动来划分成好几个阶段，但您是以铁头的三个父辈形象来划分：父亲、叔叔跟继父，这样的结构造成非常有力的叙事方法，这样的结构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希望以孩子比较破碎的视角、记忆来说这个故事。孩子的记忆和大人非常不一样。我记得去打麻雀、大炼钢铁、在人民公社吃饭，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开心的事，但这些东西在大人心里是不一样的。很多事情你会隐隐约约感觉到，大人在背地里说事情时会有压力，就是在“反右”运动的时候，但小孩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好多身旁的叔叔阿姨都不在了。同学们相互说那个谁的父母下乡劳动去了，等等。你会觉得很奇怪，但不明白怎么了，它的根源是什么。

我觉得电影不可能把一个政治运动讲完整。所以只能从孩子的观点说故事。而且也不可能让一个演员从五岁演到十四岁。所以就选了三个孩子，他们的年龄段大约是八岁、十岁、十三岁，用这几段年龄去描写跟他这段年龄接近的故事。[21]这样故事的两头就能接上，让父亲、母亲、叔叔、继父这些主要角色接上故事。你只能靠接故事的延续性的事件来调整。我原来想用四个孩子，但又觉得四个孩子太多了，其实四个孩子在年龄上比较精准，三个孩子观众可能还可以接受，四个孩子观众就乱了。老实说，用三个孩子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不容易找到三个长得相像的不同年龄的孩子，但我们尽量让他们有同一个人的感觉。历史背景的事情是准确的，但年代上就不是那么精准，铁头八岁时就应该出现这件事情，九岁时才应该出现另一件事情。所以每个孩子大概用了一年或两年的时间，这期间可能孩子并没有明显长大，但能够感觉到从那一年的事情到这一年的事情。我想可以说是根据对这三个小演员的选用这个特点来决定这部片子的结构的。

●──这部电影里有很多象征性的成分，像开头他们刚搬到新家，还高高兴兴的，突然广播斯大林去世；之后他们结婚了，气氛正高昂时，李国栋（李雪健）送的小泥马的头突然掉下来。

其实我挺喜欢生活中有一些偶然的巧合，好像带有一点暗示性的东西。好像冥冥之中已注定，好像不可知，这个东西在我看今村昌平的作品时有很多感受，我还跟他聊过这个问题。有种无意识在里面，给人一种很神奇的解释，或是很多很多信息。我觉得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这些事，你说美国人不迷信吗，也迷信。在这十七年中是不可以讲迷信的，但人们心里头会有种对预兆的判断，也符合那时候人的心态。

泥马头断掉来自一个朋友的经验。有一次一个朋友结婚，有人送了一个玻璃的马头，因为新郎是属马的。晚上婚礼结束后，他们就看见马头掉在桌上，预感特别不好，过了几天新郎就出车祸了。现在说起来好像不觉得什么，但当时大家可确确实实觉得有事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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