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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与朱天文 文字与影像8（第1页）

沈从文的书以前在台湾算禁书。我看了他的自传之后，感觉他的视角很有趣。他虽然描绘的是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成长，但他是以一种非常冷静、远距离的角度在观看。

朱：他像是自天俯视。整个叙事像是抽离的、鸟瞰的方式。他描述行刑的段落看完之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算他描画再残酷的场景，他的语言一直抱持一种冷静而疏离，就好比在书写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像一家人一起吃晚饭。

朱：对，整个视角非常高。侯孝贤本来不知道怎么拍《风柜来的人》，读了沈从文之后一切突然清楚了起来。

侯：讨论这部电影时，我们一直在寻找观点和视角。我自己读的虽然不少，朱天文、她妹妹、父亲涉猎得更多，所以能够从内容上提出新的角度。

就像前一阵子，我拍一支汽车广告。他们的要求是想给观众看一部锯开来的车子。他们把一部车子切开，就像切西瓜一样，切开给你看。切开车子当然可以，但是那个“说法”到底是什么？跟朱天文前一阵子正好聊到卡尔维诺（ItaloCalvino）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SixMemosfortheNextMillennium），其中有一篇卡尔维诺问道，小说的深度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深度是隐藏的，深度藏在文字的表面，藏在结构和文字的描述中。所以我就把他的观点用在广告里了（笑）。

朱：这句话为广告提供了一个构想，甚至成为广告词：“深度在哪里？深度是隐藏的。隐藏在哪里？就隐藏在表面。”他把车子切开，就用了这样的观点。

侯：其实电影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内容想变成形式，要有一个看法和观点。就像以哲学观点看待生活的种种形式和风格。

朱：这好像是我们在讨论剧本里头花最多时间的部分。看了什么、读了什么、生活里的事……

侯：我们什么都谈，认识的人、台湾的政治现状……最后，其中有些什么抓住你，我们也紧紧把握住它。你得到的感觉、角度也是一样，最后再具体地表现出来。

朱：这都是从沈从文来的。

●──是如何决定要改编《海上花》的呢？

侯：以前我看很多张爱玲的小说，不过没有读过她的《海上花》。读了之后发现它非常有趣。虽然人物复杂，内容那么细节，但我很着迷，就临时决定拍《海上花》。

●──《海上花》逸出了您前此作品所划出的几条轨道：首先，这部电影不同于以往您的电影强烈地关切台湾的议题，而根本与之无涉。其次，《海上花》所牵涉的历史时期，是您从来不曾处理过的（只有《戏梦人生》部分触及清末）。最后，不同于自当代小说改编电影，晚清的韩子云（韩邦庆）的小说，而由张爱玲再加以转译和改写，无可避免留下她的经典印记。您如何面对这三个新的挑战？

侯：读《海上花》会喜欢、会想拍，就已经差不多跟这个作者同样感觉，同样认同。若非如此，也无从改编起。我非常被这个作者所描写的中国人的生活样貌所吸引。中国人的生活其实非常政治。我对他的描述发生兴趣之后就想改编成电影。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当然有几个困难要面对，第一个就是你所说的，它的历史背景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差甚远的问题。

《海上花》距离我们生活背景虽然远，但从小看的旧小说、文学作品发生作用，其实有一种熟悉感觉。我很喜欢《红楼梦》里所描绘的大家庭，尤其是里头办宴会的情节，虽然复杂得不得了。所以最大的困难是如何重现那个时期的一些要素，捕捉住气氛。

电影不像历史，要掌握完整细节，全部研究过，那么永远也无法拍成。我们想做的只是抓到气氛，用某些方式再造、呈现出我们对于《海上花》以及那些我们熟悉的章回小说的想象。这是最难的部分。每一场戏都拍好多次，不是一次能够完成，前面基本上是暖身，让演员慢慢进入情况，把青楼生活的氛围做出来。

●──每个镜头都相当长。在您所有电影中，《海上花》的长镜头应该算最长。

侯：整部电影才三十九个镜头，基本上一场戏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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