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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第1页）

一九九零年，《渴望》与《围城》轰动一时。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我闭门读书，颇有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风范。几位老领导在人背后夸我有静气、大气，不向组织发牢骚、提要求，能坐得下来。

我坐得下来吗？陈映真最清楚。在家里稍有小事，即大动肝火，有时自己忘了把电视机的遥控器搁哪了，四寻不得，劈手抓住不懂事的李君强打屁股。这几年的官场生涯算是把我的脾气养大了。陈映真容忍了我对她的无礼，但常被我对李君强的粗暴态度气哭。陈映真说，“国安，你实在憋不住，就把拳头朝我打。别把气朝孩子头上撒吧。求你了。”

我深知自己的不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我还是懂的。省里一位我给他家前后安排了三位漂亮保姆的吴领导甚至给我挑明了话，“国安，进党校并非坏事。同门之谊是政治资源。你有做事的本领，也要有做人的本事。官场首要是做人，不是做事。我们讲德才兼备，不会做人，哪来的德？”

吴领导深谙“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的道理。来党校进修的学生，不能说个个出去以后都是县长，彼此之间还是容易建立起一种帮衬、提携的关系。这“同学资源”的能量我也是懂的。岳父当初被人从垃圾堆里扒出来，现在站得稳，大抵是托那位做上方面大员的同学的福。我换了一个话题，说道，“孙猴子若没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在里面呆上七七四十九天，恐怕也炼不出那铜头铁炉火眼金睛。”领导嘿嘿笑了。我没笑。

这里说句闲话，提醒一下有志于仕途的朋友。

不要被领导的几句甜言蜜语给蒙蔽了，不要被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乱七八糟的荣誉称号给迷惑了。那些都是假的，官职才是真的。升了官，领导天天骂你是狗娘养的都成。大家都晓得，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但要把上级侍候舒服，并不容易。拍马屁绝对是艺术，一种比弹钢琴还要高级的艺术，明暗、快慢、强弱、宫商角羽等无一不要恰到好处。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屁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得很，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凤毛麟角。大部分还是做了夜总会的小姐。领导升三种人做官，绝对忠心的狗；懂得孝敬的狗；能替领导办事挣面子的狗。所谓事情的重要性与领导的重视程度有关，比如说领导喜欢抓市政，你就是有本事让农民顿顿吃鱼翅，那也不叫会办事。领导很多，领导与领导之间常互相咬得一嘴毛，要敢于下注，押大开小，那是天命。若不敢下注，老想捡什么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便宜，那得寄希望祖坟风水实在葬得好。

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少做多说。事情做了，就可能犯错误，肯定要得罪某一个利益群体。做的越多，错的越多。事做不做都无所谓。关键是做人。所谓说，更要跟着领导的思维走，千万别以为自己的大脑更好使。领导说一堆屎是金子，那就是金子。绝对不能去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要有文凭，但不能真有知识，或者说你的知识都是围绕领导服务的。要用农民的思想和方式对待一切事物和人。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更要学会认干爹、拜几个把兄弟什么的。

这年度，我写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自己的一点想法再七拼八凑上一些名词杂烩而成，在几家期刊上发了。什么《贫困县加快发展步伐的几点思索》、《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再通过关系，把它们一一摆到有关领导面前。目的只有一个，提醒这些可以决定我命运的大权在握的人，这世上还有一个叫李国安的人，他很乖，虽然有时会干出一点很操蛋的事，毕竟是肯学习的好同志。

在期刊上发论文不仅没稿费还得向杂志倒找钱，美其名曰版面费。一本所谓的核心期刊所索的版面费竟然高达三百块，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我这位曾经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高风亮节的好干部拿不出这笔钱，为这几百块钱托人情有点不大妥当，也得不偿失。陈映真见我的脸整天臭臭的，问清根子，发了半天愣，第二天把我母亲当年给她的几件黄金饰品拿去首饰行卖了。

一个人的观念可能就是被这样或那样的小事一点点慢慢转变过来的。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不知是从具体哪天起，传入我耳朵里的风言冷语开始折磨起我的内心——而这些话，我原来浑不当一回事。

自我做上梨山乡乡长后，我妈那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就络绎不绝来了。都是穷人，穿得破烂，还多半背着一小袋米、半包枣子，把一些她们并不擅长的恭维话说过后，结结巴巴地提出要求，希望我能帮她们解决一点实际的生活困难。一位叫孙姨的，据说祖上救过我太爷的命，提着几盒点心，希望我能替她买几包尿素。一个叫张家嬷嬷的，说是小时候抱过我母亲，也抱过我，我还撒尿在她身上，希望我能把她孙子安排进厂里面。一位五姨，说六零年时省了一只红薯给我吃，我现在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希望我能为她十四岁的女儿在县城找一个好婆家。

我一概拒绝。为此，我母亲还沤气，说我不认穷亲戚了。是白眼狼了。倒是已退休在家的继父还理解我，说娃是想干大事的人。咱们做父母的别拦着孩子。等孩子有出息了，到那时再回报乡里乡亲也不迟。

还记得青皮与二狗吗？也来找过我。青皮出狱后，整个人就不是当年的青皮，瘦骨嶙峋，还瘸了腿，见人就靠墙，形容猥琐，一只裤管踩在脚底，一只裤管卷到膝盖，鼓起很大的勇气说，“国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说，“能帮的一定帮。”青皮在东门巷口摆了一个水果摊，兼卖烟酒。被烟草专卖局的人查出几条假烟，全部没收了不算，还要罚款一千块钱。我拿了二百块钱给他。他发了半天呆，没接，拖着瘸腿走了。一边走，一边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劈哩叭啦。

二狗的妈找了我七八遍，我总在乡下，难得回来一趟。陈映真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有一天我在家，因为来访的人很多，一直到夜里十二点，才把客人送走。正准备上床睡觉，门被敲响了，打开一看，是她老人家，怀里还抱着一只老母鸡。天晓得她在门外等了多久。因为天下着雨，身上已经湿透，但怀里那只老母鸡倒是干爽，连粒水珠也没有。我想象得出她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来呵护这只对她而言无比重要的母鸡，赶紧倒了杯茶给她喝。她放下母鸡，开始控诉起二狗，说叫他来找我，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总不肯来。然后夸我，把我夸成了一朵花，说我打小就与众不同，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喜欢与人为助——那是我吗？接着回忆起我与二狗的感情，好像我们比亲兄弟还亲。我就没想起来。我问她有什么事，她就掉眼泪，说，二狗出狱后，就一直没工作。这次她不要这张老脸来求我，是希望我能为二狗找份工作。现在快四十的人，连个老婆都没有。就在街头拉板车做搬运工度日。希望我这位做兄弟的，能拉二狗一把，哪怕是安排到梨山做个看大门的，也好。

这也太难了吧。我说不出话来。陈映真在里屋听见了，出来说宽慰她的话。说到后面，老人抹着眼泪走了。陈映真叫她把母鸡带走，她死活不肯。陈映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硬塞过去。她扑通声跪下，磕起头，嚎啕大哭，说，“闺女，你开开恩呐。你们都是做大官的人，从手指缝里漏一粒米就够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吃一辈子。”这老年人跪年轻人，在民间是有说法。这年轻人是要被天打雷劈的。二狗的妈是急糊涂了。我与陈映真面面相觑。我扶起老人。那只该死的母鸡这时也来了劲，挣脱了脚上系着的红绳子，满屋子乱蹿。

这事，我也没帮。我不能开这个口子。

让他们戳我的脊梁骨吧。

现在，我离职了。激烈一点的人说，恶有恶报，是老天爷在收拾忘恩负义禽兽不如的李国安；和善一点的人说，做人不要光栽刺不栽花。得饶人处且饶人。行得善事多，一生福气多；刻薄一点的人说，十分伶俐使七分，常留三分与儿孙，若要十分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冷眼一点的人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回懂了吧？傻逼了吧？好好痛定思痛吧。

我不断地反思，也渐渐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逼。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图的是什么？人家骂我沽名钓誉之徒，恐怕是一针见了血。

我问陈映真，“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陈映真想了半天，说，“有时，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有时特别爱做秀。不仅是做秀给别人看，还做秀给自己看。你特别在意做一个清官能吏。清官与能吏是矛盾的。‘清’了就难‘能’，‘能’了不能‘清’。我想这道理你都是懂的。可你偏想一人分饰二角。我都担心你这样下去会得精神分裂症呢。”

陈映真嫣然一笑，与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还是没笑。幽默已经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知道我脸上已生出许多个面具，可它们已经与我血肉相连，拿不下来。我牵牵嘴角，想挤出笑容。我的笑容比哭还难看。陈映真吻了下我的额头，给我端来杯水，说，“退下来，是好事。国安，不管怎么样，我都爱着你。一辈子。”我没接住杯子。杯子摔在地上。一杯子，一辈子。我皱起眉头。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官场也是一个城，为什么只见想冲进来的人？

这一年，神州大地掀起“红太阳热”。连开车的司机在车辆的挡风玻璃前都不挂菩萨，改挂毛主席像。有关于“毛主席显灵”的说法比比皆是。广州两辆客车相撞，一辆车上的乘客全死了，另一辆车上乘客却无恙，据说原因就是后一辆车的司机座位上挂了一幅毛主席像。某市政府对面工人文化宫门前的毛泽东像边，甚至有人贴出大字报：毛主席您向前看，住的都是贪污犯；毛主席您向右看，都在开妓院；毛主席您向左看，都是劳改释放犯；毛主席您向后看，都是穷光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怀念毛主席的人都是穷人。这种热伴随着腐败、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种种社会不公不断升温，并渐渐在民间把毛主席塑造成一尊真正的神。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这种异乎寻常的“红太阳热”。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一些人怀念，一些人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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