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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奏（第1页）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请非常认真地阅读报纸——现在的报纸值得一读……这场革命将改变地球的面貌——这是应当的，也是必然的！——革命万岁！

——诗人韦尔特（G.Weerth）写给母亲的信，1848年3月11日[1]

真的，如果我年轻一些、富有一点，我肯定会移居美国。这并不是因为胆小怯懦——因为当前的形势对我本人不会有任何坏处，正像我也不会有害于别人一样——而是由于这里道德败坏，用莎士比亚的话来形容，已经腐败透顶。

——诗人艾兴多夫（Eichendorff）写给一个记者，1849年8月1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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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年初，杰出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在众议院（ChamberofDeputies）中起而陈言，发表了大多数欧洲人共同的看法：“我们正睡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上……你们没看见大地正在抖动吗！一场革命的风暴已经刮起，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到来。”大约与此同时，两个日耳曼流亡者，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正在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这正是托克维尔提醒他的同僚们去阻止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星期以前，接受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GermanCommunistLeague）的委托起草了一份文件，并于1848年2月24日前后，用德文在伦敦匿名出版，书名为“共产党宣言”（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并声明“将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兰芒文（Flemish）和丹麦文出版”（实际上，在当年也译成了波兰文和瑞典文，但平心而论，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除日耳曼革命者的小圈子外，它的政治影响并不大）。几个星期之内，实际上对于《共产党宣言》来说只是几个小时之内，预言者的希望和担心似乎即将实现。法国的王朝被起义者推翻，共和国随之宣告成立，欧洲革命已经开始。

在世界近代史上发生过许多大革命，并且确实有许多比1848年革命更为成功。然而，却没有一场比这场革命传播得更快、更广。这场革命像野火春风一般越过边界、国界甚至海洋。在法兰西这个欧洲革命的天然中心和引爆点中（见《革命的年代》第六章），2月24日宣布共和国成立。到3月2日，革命的火焰已经在德意志西南部燃起，3月6日到达巴伐利亚（Bavaria），3月11日到达柏林，3月13日到达维也纳，并迅即燃烧至匈牙利，3月18日到达米兰，随后蔓延至全意大利（一场自发的暴动已经控制了西西里）。当时，即使是最快的传播媒介［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也得要五天才能把消息从巴黎传到维也纳。然而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当今欧洲10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域内（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部分地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场革命的政治影响在比利时、瑞士和丹麦也算相当深刻），没有一个政府能幸免于垮台的命运，而其他地区也经历了大小不一的动荡。此外，1848年革命是第一次潜在意义上的全球革命，其直接影响可以在伯南布哥（Pernambuco，巴西）1848年起义和几年以后遥远的哥伦比亚起义中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模范，是造反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并且在日后几次罕见的时刻里，比如大战之后的动荡，造反者认为他们已看到这种形式的革命。实际上，与其相同的大陆革命或世界革命是极其罕见的。在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是唯一一场既影响“先进”地区也影响落后地区的革命。它是这类革命中传播最广却也最不成功的一场。离爆发之日才短短6个月后，它在各地的普遍失败已经一目了然；18个月后，除了一个例外之外，被它推翻的所有政权全都复辟，而这唯一的例外（法兰西共和国），也尽可能地远离起义者，尽管这个共和国是靠革命起家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1848年革命在本书中被置于特殊地位。如果不是发生了这场革命，如果不是害怕再次发生这样的革命，其后25年的欧洲历史或许会截然不同。1848年根本不是“欧洲人错过转折的转折点”。欧洲人错过的是没有以革命的方式转折。正是由于欧洲没有以革命的方式转折，发生这场革命的1848年，遂成为孤立无序的年代，它像一首序曲，而不是主剧；就像一扇门户，要踏入其中才知其究竟，否则，光从它的建筑风格是料想不到我们实际深入其中将见到的景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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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在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心脏地区获得胜利，但在其周边地带却未奏凯歌。这些地带或太遥远，或太偏僻，它们在历史上丝毫没有受到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伊比利亚半岛、瑞典和希腊）；要不便是太落后，尚未形成足以在革命地区引燃政治暴动的社会阶层（例如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但其中也包括仅有的几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比利时，它们的政治运动已经采取其他不同的形式进行了。（波兰也是一个。波兰自从1796年起就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若不是由于占领它的俄国和奥地利统治者成功地动员农民起来反对贵族乡绅，波兰本来是会参加革命的。）然而，爆发革命的地区实际上涵括了法国、日耳曼邦联、深入东南欧的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这些地方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当悬殊的。既有落后且与众不同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特兰西瓦利亚（Transylvania），也有发达的莱茵地区（Rhineland）和萨克森（Saxony）；既有已开化的普鲁士，也有未开化的西西里；有些地区相距甚远，例如北日耳曼的基尔（Kiel）和西西里的巴勒莫之间，又如法国西南的佩皮尼昂（Perpignan）和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Bucarest）之间。它们大多都由大约可称作专制君主或国王的人统治，而法国已经是一个立宪王国，实际上更是一个资产阶级王国。欧洲大陆唯一一个称得上共和国的是瑞士联邦（SwissConfederation），它在1847年年底爆发了小规模内战，为这场革命打了头阵。在受到革命冲击的国家之中，论其人口的多寡，有3500万人的法国，也有仅数千居民的日耳曼中部的君主国；论其地位高低，有独立的世界大国，也有受外国统治的君主国和附庸国；论其结构，有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国家，也有松散的集合体。

特别明显的是，历史——社会和经济结构——和政治将爆发革命的地区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两个极端之间看起来几乎不具共同之处。它们的社会结构根本不同，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乡村人比城镇人多，小城镇人比大城市人多，这项事实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城镇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异常突出（出席德意志“预备会议”的莱茵地区代表中，有大城市代表45人，小城镇代表24人，乡村代表只有10人，然而73%的人却在乡村生活[3]）。在西欧，农民大部分获得了自由，大地主相对较少；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还是农奴，而土地所有权仍高度集中在贵族地主手中（见第十章）。在西欧，“中产阶级”指的是当地的银行家、商人、有资本的企业家以及那些从事“自由职业”和担任高级官员的人（包括教授）。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自认为属于上层社会，可以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一比高低，至少在消费方面如此。在东欧，与西欧中产阶级地位相同者，大都是外来的少数民族，他们有别于当地居民，例如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无论如何他们总是极少数。真正的“中产阶级”是受过教育且具经营头脑的乡绅和小贵族，这一阶层人的数量在某些地区出人意料的多。北起普鲁士，南至意大利中北部的中心地区，可以说是革命的核心区，这一地区在许多方面都兼有“发达”和落后地区的双重特点。

在政治上，这一革命地带同样是参差不齐的。除法国外，它们的问题不仅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国家的问题，甚至是国家存在的问题。日耳曼诸邦力图建立一个“日耳曼”以囊括日耳曼境内形形色色不同面积、各具特点的君主国。同样，意大利人试图把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轻蔑但却很恰当地称为“仅仅是个地理名词”的地方，弄成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两者带着惯有的民族主义偏见，将那些不是或自认为不是日耳曼或意大利人的民族（例如捷克人），也划归到他们的建国计划当中。除了法国之外，日耳曼、意大利以及实际上所有与革命有关的民族运动，都发现他们在反对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庞大帝国时不知所措。在这个帝国里面，居住着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也居住着捷克人、匈牙利人、大部分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斯拉夫人。其中一些民族，至少它们的政治代言人，认为与其被某些扩张成性的民族，例如日耳曼民族或马扎尔民族吞并，不如屈从帝国，这也许不失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好方法。据说捷克的代言人帕拉茨基（Palacky）教授曾说过：“如果奥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因而整个革命地区的政治运动，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同时进行的。

激进主义者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王国和邦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民主共和国，不管是叫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或其他任何称谓都好，并遵循法国大革命的三项原则，升起三色旗。三色旗通常象征着法国模式，是民族旗帜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温和主义者则出于多种考虑，态度比较含糊，要求也复杂多样，实际上却是基于对民主的恐惧，他们认为民主无异于社会革命。在君主还没有被群众赶下台的地区，鼓励群众破坏社会秩序是不理智的；在君主被群众赶下台的地方，最好是奉劝或迫使群众退出街头，拆除那些明确象征着1848年革命的街头堡垒。于是，问题成了在那些虽然被革命瘫痪但仍然没有被赶下台的君主中，哪一个可以被敦促来支持这项大业？到底该怎样实现一个联邦的自由日耳曼或意大利？仿照哪种议会模式？由谁来主持？这个国家能够既包括普鲁士的国王，也包括奥地利的皇帝吗？［就像温和主义者设想的“大日耳曼”（greatergerman）那样——切莫与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的另一概念“大德意志”（great-germans）相混淆。］抑或只要建立一个“小日耳曼”，即排除奥地利？同样，哈布斯堡王朝中的温和主义者也正在着手制定联邦共和国的多民族宪法，该项工作直到1918年帝国灭亡才告停止。在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爆发的地方，人们还没有闲暇考虑宪法问题；在没有爆发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地方，例如德意志的大多数地区，则有充足的时间制宪。由于大部分温和自由主义者都是教授和政府职员——法兰克福国会的代表中，68%是官吏，12%属于“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由职业者”——这场短命的国会争论，遂被后人当作智者空谈的笑柄。

由上可见，在研究1848年革命时，确实值得深入细致地分别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但这非本章所能及。尽管各个地区各具特色，但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还是相当大。这类例子很多，例如各地几乎同时发生革命，它们的命运又是如此紧密相连，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情绪和举止，怀抱一种出奇浪漫和乌托邦式的梦想，采取了相同的节奏步伐，法国人为形容此情此景而创造了“四八年人”（quarante-huitard）一词。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一眼识出其特征：胡须、飘扬的领巾、军用宽边帽、三色旗、随处可见的街垒以及刚开始时的自由感、无限的希望感和过于乐观导致的不安感。这就是“民族的春天”——而且确实像春天一样，不会久驻长在。接下来，我们必须简要地看看它们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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