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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1页）

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

诚然，除了白色，任意别色的布、纸、皮革、染料都可使玻璃映出影像。

但只有水银能使效果最佳。

故——有时看历史中的女人们是怎样的，听女人们的当年话语，有助于想要了解从前的男人们更清楚地认知以往岁月……

我的书《郁闷的中国人》里有一篇文章，叫《国与国的竞争就是女人和女人的竞争》，那篇讲的是近10年的中国女人。这次，我索性把近半世纪的女人全都写出来。

用她们之眼看中国，或许能知道得更多。

一、羡慕、嫉妒，但少见恨

我以少年的眼所识之女性，当然皆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

哈尔滨市当年的市区主要是道里区和道外区，当年南岗区还没成为主要市区，动力区也还没成为主要重工业区，香坊区乃城乡交界地。

道里区是哈尔滨最有特点的市区。一条马蹄石路直铺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两侧鱼刺般排列着十二条横街，叫作“外国”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国”之名。少年时期的我，家在道里区，但不是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那一带，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脸子。

哈尔滨市早年有几处老居民区，偏脸子便是之一。这些老居民区，几乎一概为沙土路。路两侧挖有夏季流水的沟，叫“阳沟”。“阳沟”乃相对于“阴沟”而言。阴沟之上铺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时，阴沟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区只剩阳沟了。

一条条阳沟后，便是一排排临街的住宅。而临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围着。木板障子其实便是栅栏的一种，只不过比栅栏高，不那么整齐美观罢了。木板障子使城市里平添了几分乡村的景味儿，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自然，用木板障子围成的临街园子里，皆有树、花和草生长着。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观过。木板的上端，锯出齿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块形。天长日久，渐渐地朽了，缺断了，于是补以不美观的、带皮的、长短不齐宽窄不一的杂木板、木条，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栅栏后”。

修栅栏是俄人的乡村居住习惯。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带。不太富的和穷的，早年居偏脸子一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向苏联遣送了一批俄人。于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家。栅栏也罢，木板障也罢，当然都是为了家的严紧，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从窗户望进屋里去。

阳沟上每隔几米，便有小桥。叫小桥未免夸张，其实是过踏板。从板上过阳沟，迎面往往便是院门。那院门也皆为俄式的，大门上开小门。入了院门，就等于入了一个城市小“部落”。少则四五户，多则七八户、十几户，异姓而居。和北京异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样。俄人住时，一般都是一院一户。中国人住时，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户。既然异姓而居，便有公共义务。如轮流着每晚几点关大门，天亮几点开大门。如雨季共同疏通阳沟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时期，那些院门大抵已朽损，但毕竟还都能算是门。

也有一院一户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向往，是政府部门的小官，科长、副科长的家。再稍大点儿官，绝不至于住偏脸子。或新中国成立前的殷实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买下的，属私产。当年偏脸子属私产的院子不少，约占一半。故许多人家之间的关系，不但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一条条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户户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样的女人，也领略过与我同龄的少女们的风情。有的是小知识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干部之家，有的是小贩之家，有的是被“共产”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营”了的小业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头开爿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开修鞋铺、理发亭；还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烂儿，女人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糖葫芦养家糊口……总之，没上层人家，但有最底层人家。没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穷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的，便是这些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20世纪50年代，中国平民和贫民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先说那些是母亲的女性们。她们当是我母亲的同辈人，年龄在40岁左右。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年龄大些的四十五六岁。她们不仅是那条街上，而且是偏脸子千家万户的人数最多的母亲。看来，中年母亲是任何一个时代母亲群体的主要成分。

她们大抵没工作，更没职业，20世纪50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门竞相谋职的年代。她们大抵是比较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妻、小干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们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时间为20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时候进城投亲靠友谋生，一如当代的打工妹，赶上了“光复”，于是索性嫁与城里的男人为妻。当年落城市户口容易，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一个有城市户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国女性，获得长期居住权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她们中后来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成果。在那一运动中，她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去夜校的身影，是当年城市里一道独特的、具有轻松喜剧色彩的风景。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这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她们每天早早起床，尽量轻手轻脚地做饭。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儿女们睡“回笼觉”的时候，扰醒了儿女无妨，儿女白天尽可以补觉。扰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气的。丈夫不生气，她们自己也会觉得罪过。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无处补觉，这一点她们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谈不上罪过感，也会内疚。夫妻感情好的，便会生出一份儿心疼。这一点和今天的妻子们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们虽然也做早饭，但已非义务，而是觉悟。何况自己也要吃了早饭去上班。今天许多人家做早饭的义务已移交给丈夫们了。倘丈夫们弄出大的响动，扰醒了妻子们，她们也是要不满的。今天的丈夫们如果不主动承担做早饭的义务，久而久之，妻子们是要牢骚满腹甚至提出抗议的。但20世纪50年代绝少有丈夫们做早饭的现象。那样的丈夫将遭男人耻笑，同时那样的妻子也将遭女人耻笑。20世纪50年代的妻子们，没有因做早饭而发牢骚的权利，更没有抗议的权利。这一种任劳任怨，乃是由她们家庭妇女的角色所决定了的。

20世纪50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时候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时候吃细粮，生活贫穷的家庭每月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时候吃细粮。那细粮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被别人家的妻女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20世纪50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中一些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种。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是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确每每心怀叵测地向别人家的小儿女刺探：“你们家吃一样的饭菜么？”

这种刺探没有太大的恶意。只不过是对别人家的隐私的兴趣罢了。企图通过那话刺探到这样的结论——别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于是刺探者往往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帮后者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此时，她们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后者们当然也会受感动，也会获得被怜悯的满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则家庭妇女们就彼此串门儿。串门儿是她们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带着针线活儿。常有这样的事儿——张家的女人，腋下夹着没做成的一卷棉袄片儿或棉裤片儿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活儿，立刻让出一半儿炕面。于是两个女人相向而坐，一边各做各的，一边聊家常，聊她们少女时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没什么活儿可做，也会热情地腾出炕面，情愿帮着张家的女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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