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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争已不可避免（第1页）

1.早有的图谋

持续三个星期之久的虎门销烟，让当时的朝廷上下一片振奋。为了表示对虎门销烟的赞赏，道光皇帝在林则徐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亲书“福”“寿”二字赐给林则徐，足以说明这位雄心壮志的皇帝对禁烟成果的肯定。

朝廷上下都沉浸在虎门销烟的喜悦之中，林则徐却明白，虎门销烟只是朝廷决心杜绝鸦片危害的第一步。按照林则徐的设想和部署，想要做到根本杜绝鸦片走私，洋烟贩们除了必须交出鸦片之外，还要出具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一旦查出夹带，立即正法并没收货物。

事实上，这一要求早在虎门销烟之前两个多月给外商的第一份谕帖中就已经晓示，而且那些被严密隔离在商馆里的部分外商不顾义律的反对坚持签字同意。但这终究只能保证签字的人可以遵守条令，而无法保证一切外来人永远不夹带鸦片。因此这些签字的外商为了以示公平，要求林则徐将这件事情交给各国的代表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大家要一起遵守。

应该说外商们的这个请求是合理的，他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夹带鸦片，而不能保证别人不夹带，这对于朝廷禁烟来说，是有问题的。林则徐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居各国之首”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应该可以代表外商们做出保证。于是在二月中旬，他在给义律的禀帖批示中发出了甘结式样，要义律代表全体外商签具。

……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服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

在林则徐看来，义律既然能代表众洋商缴出鸦片，当然也能代表这些人做出保证，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的。可是对于义律而言，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意交出鸦片已经是被迫之举—而且从后来他为本国带回的消息以及自己陈述的态度来看，他同意交出鸦片，不排除是个阴谋，那就是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扩大成中英两国的争端问题。

面对林大人的甘结式样，义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就算他同意做出保证，也只能局限在英国的商人范围内，无权代表其他国家。而事实上他已经代表各国外商同意缴出鸦片，那么也等于承认具有代表各国外商签具甘结的权力，这让义律一下子将绳圈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从上缴鸦片，到签具甘结问题，一直到虎门销烟之前，事实证明义律不是林则徐的对手。但他们各自代表本国的利益，背后等于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这一点义律看得很明白。因此为了挽回缴烟的失败，他开始向本国国内渗透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

事实上，在英国人的心中早有着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这种想法来源于英国商人对当时有着四亿人口的庞大中国市场的觊觎与占有欲。例如，当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就议论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增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早在1830年12月，驻广州的英国商人在他们递交给英国下院的请愿书中，就提出了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

在这封请愿书中，商人们仔细分析了对华贸易的特点，认为它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他们认为应该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他们甚至摆出1793年的马戛尔尼和1816年阿美士德两次出使中国的失败，来说明任何自认为高明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个愚昧、保守的落后民族。也许尝试使用外交的姊妹—战争，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年英国商人的这封请愿书，或许是因为历史的车轮还没有行驶到它该加速向前的地步，因此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然而从这封请愿书开始，一直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为止，在华的许多英国商人和官员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华使用武力的幻想。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苏格兰的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律劳卑自认为血统高贵。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本来在澳门任职的他突然抵达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卢坤会见，直接磋商贸易事务。但是在大清官员看来，律劳卑的申请明显违反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因而遭到了卢坤的拒绝。卢坤下令让他立即返回澳门，可是高傲的律劳卑拒不返回，于是卢坤下令封其船舱。律劳卑恼羞成怒，令两艘英国军舰闯进虎门开炮轰击，并派另一艘军舰前往印度调兵，准备将事态扩大。

面对律劳卑的蛮横无理，卢坤果断地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道光皇帝指示卢坤，如果英国人执意不听约束，立即将其驱逐出境。得到皇帝的授权，卢坤立即调水师六十八艘战船封锁住珠江口，时间长达十七日之久。律劳卑一无所获，最终被驱逐出广州，不久便病死在澳门。

此后继任的两任驻华商务监督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和律劳卑完全不同的手段，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过这种沉默让身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极为不满。事实上从商人的趋利角度来看，获取更大的利润和价值是其目的，而律劳卑的继任者却无法为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在律劳卑被驱逐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清政府的做法羞辱了大英帝国。英国商人的喉舌《广州纪事报》率先发出了主战言论，并由烟贩马地臣将这些言论带回国内。这些言论为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巴麦尊所赏识，道光十六年（1836）五月，在巴麦尊的推荐下，义律成为新一任的驻华商务监督。

从律劳卑试图以武力对抗清政府的行为来看，当时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对大清帝国的现状十分了解，他们坚信只要对华使用武力，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进而可以为大英帝国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从律劳卑最终失败的结果来看，至少在当时，英国商人对华使用武力的态度缺少英国官方的支持，这也使得卢坤可以封锁珠江口长达十七日之久。

在律劳卑被驱逐之后，卢坤将处理这次事件的完整过程详细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卢坤在汇报中将自己的“战果”进行了夸大，将处理这次本身是律劳卑个人行为的事件，说成是在皇帝陛下英明领导下，对英夷进行的一场斗争的胜利。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也算不得什么欺骗，毕竟谁都愿意干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种做法除了让皇帝陛下继续那种天朝上国的高傲自大之外，还会给当时高层的绝大多数人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只要大清帝国一板起面孔，英夷小国就会乖乖臣服在我天朝上国的威严之下。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作为一个对英夷斗争的成功案例是不是让皇帝陛下拥有了足够的自信，但是，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振奋人的神经，在遇到与先前的成功案例相似的事件，需要做出决策时，先前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有心理暗示的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不过是大清帝国对英斗争的一次含金量不足的“热身赛”。然而它使清政府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身的实力对付英夷绰绰有余。他们不知道律劳卑事件是缺少英国官方支持的，他们更不知道一旦英国官方决定对中国使用武力，这种“正赛”的含金量远不是“热身赛”所能比的。

现在，面对林则徐在虎门海滩进行的销烟活动，义律作为当年律劳卑一般的角色会去如何应对，甚至是给予国内政府什么样的倾向性将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身在广州的英商利益，也关系到英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根本利益问题，至少在义律看来，虎门销烟已经严重侵犯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义律先前通过和林则徐交手，认识到这个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绝非先前的那些官吏可比。因此性情高傲的义律在冷静下来之后，并没有选择继续和林则徐硬抗，但也没像他的前几任那样选择沉默，而是转身寻求本国官方的支持。他虽然倾向于动武，但他充分吸取了当年律劳卑事件的经验教训，知道只有将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上升为国家行为，才有可能征服这个愚昧、落后、自私、保守的清政府。

不过，义律也明白要想充分说服本国政府支持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只靠满腔热血以及控诉林则徐在虎门野蛮销烟是远远不够的。他明白本国政府只要能在对华贸易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如果鸦片贸易减少，本国政府税收减少，以巴麦尊为首的政府决策层就会做出战争的决定。

今天我们从义律呈递给巴麦尊的全部信件中可以看出，为了表达清政府这次禁烟严重侵害了英国的利益，以及如果不对华采取武力措施，未来英国在华的税收将严重减少这个意思，义律可谓是各种手段尽皆使出，甚至不惜放下高贵的身段进行诬告与陷害。

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八日（1839年3月22日），林则徐限令交出鸦片的那段时间，义律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中，就说林则徐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恐吓行为。在他被迫交出鸦片后，4月3日，又写信给巴麦尊说，清政府的这场禁烟运动，是对英国官员和臣民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是野蛮的清政府强迫英国人交出财产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在信的最后他煽动地写着，应该对清政府以迅速而强有力的武力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也不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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