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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从来不放心任何人,他大权总揽,遇事躬亲,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独裁者。在他垂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了,这才请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来共撑危局。他请黎每天和他一块儿办公,意思是要培养黎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来接替他的地位,使他可以放心地告老还乡,钓游洹上;他把政治方面的一切交给徐世昌,由徐全权负责;又把军事问题全权付托段祺瑞。
然而,不管袁是真心或是假意,这一切都嫌太迟了,黎根本和他貌合神离;徐世昌虽然位高望重,但对北洋军系或是南方的反袁运动完全不发生影响;只有段祺瑞还在北洋军系中有极高的威望,南方护国军方面也把段当作一个实力派来看。
5年4月22日,徐请辞国务卿,他仅仅作了一个月的冯妇,就辞职前往河南辉县水竹村做“挂冠诗人”去了。
23日,袁发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不久陆退休,由曹汝霖兼任),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不久孙亦不干,乃由周自齐继任),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
段奉命于危难之际,其处境和辛亥革命后袁出而组阁时一样,他要求变更政事堂而成为真正的责任内阁。袁是个老狐狸,他在表面上完全接受了段的意见,发表申令说:“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可是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段这时候态度很坚决,他宣称如果没有实权他就不干,袁这才被迫于5月8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
段的第一步目的达到,就要求第二步,他请求撤销大元帅统帅办事处,袁在这个呈文上批了一句:“君能每日到部办公乎?”段又请求让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袁来个相应不理。袁这时看出段所走的路完全和自己当年对付清朝一样。
段组阁后不久,他接到梁启超一封信,略云: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然而段是袁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虽然不满意袁,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袁是“受恩深重”。他是个十足的旧中国军人,因此认为自己出面倒袁是万万不可以,他需要护国军来打倒袁,然后自己以北洋军系领袖的身份来对付护国军。他知道在此以前是袁一个人和护国军作战,所以护国军能居上风,如果护国军和整个北洋系作战,护国军不一定会居上风的!
袁、段之间在这最后关头仍旧不能谐和,不愉快出在国务院秘书长身上,段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他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因为徐是袁最不欢喜的人,所以段怕当面和袁谈此事时弄僵了,乃转托王士珍。王是个阅历很深的黄老派,他当然也知道袁讨厌徐,又不便对段推辞,乃来一个“拖”字,拖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忍耐不住,乃请张国淦代他向袁提出。张碍于段的拜托,乃去见袁,轻声地对袁说:“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院秘书长。”他的话才说完,袁的脸色就沉了下来问:“他想用谁?用谁?”张一看情形不妙,可是总统如此追问,只好勉强地说:“想用徐又铮(徐的别号)以资熟手。”袁的脸色更难看了,恨声地说:“真是笑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然而袁气尽管气,当前情况不是闹气的时候,所以又自己转弯,平下脸色对张国淦说:“你去告诉芝泉(段的别号),徐树铮是军事人材,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张国淦是知道段曾托过王士珍的,这时王士珍也在坐,他偷眼望了望王;只见王脸上毫无表情,就好像完全什么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王真有道行,不愧是“北洋三杰之龙”。
张从袁处出来,立刻就去见段,他当然不把袁那些难听的言语和难看的脸色告诉段,只把袁要徐树铮做陆军次长的话讲了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见段猛地把桌子一拍,随手把衔在嘴中的烟斗使劲地扔在地板上,脸色的难看超过了袁,大声地说:“怎么,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吗!”段这时虽然走袁辛亥年的老路,然而形势上却不如袁,所以他虽然取得责任内阁的虚名,结果连国务院秘书长都不能派,仍是袁指定的王式通担任秘书长,不过折衷办法由徐树铮为帮办秘书,就是副秘书长。
这一幕历史重演来得太快了,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四面楚歌,草木皆兵,面临垂亡之顷,明明知道用袁世凯是等于吃毒药,然而却不得不饮鸩止渴。不到五年,袁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旧部纷纷叛离他的危急关头,也不得不起用段以求渡过难关。袁何尝不知道他的这个老干部已经学会了他的本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当然是有戒心的:我只是请你来解我的围,不是请你来篡我的位。辛亥年我接收清政府的兵权,现在你想接收我的拱卫军和模范团,辛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同样条件,你真是“孔夫子门前卖文章”。
在袁危急存亡关头,段颇想另有作为,大干一番,想不到上台所办的第一件事,却是加速送终袁的天下,就是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付现金。出这个主意的人是梁士诒,梁是民国初年财政巨头,交通系领袖。段、梁两人本极相投,段上台后,认为收拾袁的残局必先整顿财政,所以找梁请教。梁把当时财政内幕全盘托出,并将中国、交通两行实际情形亦告诉了段。梁说:中、交两行流行市面的钞票有7000余万元,而库存只有2000余万元,放出的商款约2000万元,历年贷给政府的有4000万元,目前如果要维持应发的军政各费,又借不到内债或外债,则只有增发钞票一途,增发钞票通货膨胀,可能发生挤兑,局面将不堪收拾。段认为巧妇难为无米炊,只有冒险一途,通令停兑,腾出时日,整理兑现。段遂于5月12日由国务院下令:
“五月十二日国务院令:溯自欧战发生,金融停滞,商业凋敝。近因国内多故,民生日蹙,言念及此,实切隐忧。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自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至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今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如有官商军民人等,不收该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低减折扣等情,应随时严行究办。依照《国币条例施行细则》第九条办理,一面与商会及该两行接洽,务期同心努力,一致进行。并饬该两行将所有已发行??换券种类额数,克日详晰列表,呈报财政部,以防滥发。仰各切实遵行。此令!”
这个命令到上海后,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精明练达顾全大局,立即邀约股东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决定五点:
(一)上海中国银行,由股东联合会举定监察员二人,到行监察,合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悉照普通银行营业办事。(二)本行所有财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管理一切,并随时有查帐之权。(三)上海分行钞票,将准备金备足,移交外国律师保管。随时兑现,不得停付,即中央有令他处停止兑现,惟上海仍照向章办理。(四)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五)将来如商家有损失,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归正式政府承认。
由于上海中国银行的这一举措,使得上海商场稳定,毫无惊扰,各省中国银行多有效法。
中、交两行停兑后,外人多归罪于梁士诒,认为是梁恐怕交通银行周转不灵,乃出此策。又有谓袁想逃走,先将中、交两行现款偷运到国外。总之,这是下策,因为这样一来,民心更散,袁个人和袁的政府信用完全破产。
5月29日袁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这是一篇“大”文章,把变更国体责任诿诸各省公民,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维持共和的人物,是一个容易受骗的老实人。最后袁且威胁说要把各省区军民长官要求改变国体和先后推戴、请早登大位的文电公布。这是袁死前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告,特全文登录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蒙公民王公等,先后赶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是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
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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