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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耳曼人大迁移及拉达盖苏斯的入寇405406 ad（第1页）

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拥有广阔的疆域，双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绝，穿越这段未知的区域，就像通过伏尔加河来到维斯图拉河一样，很多重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中断就是湮灭。然而从蛮族的习性以及成功迁移的经验，明显可以看出匈奴人受到哲欧根人的武力压迫，他们在气焰高涨的胜利者出现后，很快向后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区都被他们同宗的部族占有。匈奴人仓促逃往富饶的平原，维斯杜拉河在这片土地上缓缓流进波罗的海，他们来到此地后，马上展开了勇敢的攻击。匈奴人的入侵使北部地区提高警觉，变得骚动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离，对日耳曼的国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229]这地区的居民（古时候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在此定居）决定把森林和沼泽留给萨尔马提亚的难民，或至少让他们过多的人口流入罗马帝国各行省。[230]

胜利的社仑使用“哲欧根人的可汗”这个头衔后又过了4年，另一个蛮族——傲慢的罗多迦斯特，也称拉达盖苏斯[231]，从日耳曼北边一直前进，几乎抵达罗马的城门，留下的残余军队终于摧毁西罗马帝国。这支庞大的队伍以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实力；阿兰人在他们新的居留地获得了友善接待，就将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用来加强日耳曼重装步兵的战力；而哥特人的冒险分子全都热情投效到拉达盖苏斯的麾下，有些史学家称他为“哥特王”。12000名勇士因高贵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迹有别于一般庶民，威风凛凛地担任前锋部队。[232]整个群体不少于20万作战人员，再加上妇女、孩童和奴隶，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之众，势不可当的迁移行动从波罗的海海岸出发。就像当年共和国威名最盛的时代，数以万计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从此地倾巢而出，前去侵袭罗马和意大利。这些蛮族离开故土后，只留下显示出他们伟大的遗迹，诸如连绵不绝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经过很多年代后，此地成了范围广阔的可怕荒凉之域，一直到在后代子孙的权力下建立起了名声，新的居民才流入空旷的土地。如果欧洲的政府无法保护国土和财产的话，而已经侵占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没有能力耕种，那么很快就会得到勤劳而贫穷的邻国给予的协助。

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在那个时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纳宫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区正发生重大变革，直到在波罗的海形成的乌云，蔓延到上多瑙河两岸响起震耳的雷声。要是西部的皇帝听到大臣带来危险即将到来的信息，那么他也宁可做一个战争的旁观者享受休闲的生活，任这些蛮族自相残杀并为之暗地里庆幸不已。罗马的安全完全倚仗斯提利科的策谋和武力，但帝国已处于实力虚弱和民穷财尽的状况，无力重建多瑙河防务，无法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233]霍诺留那位警觉性极高的大臣，迫于时势只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意大利，再一次放弃行省，召回所有的部队。同时他想尽办法征募新兵，虽然对避战的惩罚极为严厉，但兵士还是怯懦逃避。他又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逮捕或引诱逃兵，对于愿意从军的奴隶答应给予他们自由以及两个金币的奖赏。[234]他费尽千辛万苦总算从庞大帝国的臣民中，组成一支有三四万人的军队。想当年在西庇阿和卡米卢斯的时代，光是罗马地区有自由权的公民就可以轻松提供这一数量的兵员。[235]斯提利科的30个军团还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蛮族协防军，阿兰人以个人身份加入服役，还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部队，他们都在本国君主胡尔丁和萨鲁斯的领导之下，基于利益和仇恨反对拉达盖苏斯的野心。

日耳曼人的共主拉达盖苏斯势如破竹（406A.D.），越过阿尔卑斯山、波河和亚平宁山的天险。他的左侧是霍诺留那难以进入的皇宫，被遗忘在拉文纳的沼泽之中；另一边是斯提利科的营地，大本营设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维亚，看来在距离遥远的军队集结完毕之前，是不会与日耳曼人进行决战了。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毁，拉达盖苏斯围攻佛罗伦萨，[236]在这个知名共和国历史上，这座城市还是初次发生这样的大事件。市民靠着坚定的毅力加上蛮族缺乏攻城的技术，不仅使敌人无法得逞，也暂时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在敌军接近到180英里时感到战栗不已，很急切地拿过去曾经逃过的危险与如今岌岌可危的处境做比较。

阿拉里克是一个基督徒和士兵，他率领的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且明了战争的法则，尊敬条约的神圣性，无论是在营地或在教堂，都会与帝国的臣民进行亲切的交谈；反之，野蛮的拉达盖苏斯对南方文明国家的习俗、宗教甚至语言都极为陌生，信仰的残酷激怒了他凶狠的脾气。一般认为他受到严正誓言的束缚，要把城市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要将最有名望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当作牺牲，用他们的血涂满祭坛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公众的危险之处在于，当国内灾祸产生时，往往展现出宗教派系无可救药的疯狂。那些朱庇特和墨丘利深受压迫的信徒，尊敬这位虔诚异教徒的作风。虽然他是罗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们大声宣称，比起拉达盖苏斯的武力更关心他所选定的牺牲，在私下暗自高兴国家遭逢灾难，可以用来指责基督徒对手的信仰。[237]

佛罗伦萨面临穷途末路的困境，市民微弱的勇气只靠圣安布罗斯的权威加以支持。他在梦中得到启示，他们会很快获得援救，[238]接着他们突然看到斯提利科的旗帜出现在城墙外，带着联军来解救忠诚的城市，并且很快让这个重要的地点成为蛮族大军的坟墓。那些作者对拉达盖苏斯的失败有不同的说法，产生明显的矛盾，但并没有曲解提出的证据，这方面的做法倒很一致。奥罗修斯和奥古斯丁因为友谊和宗教而关系密切，把胜利视为奇迹，将之归于神的恩典而非人的英勇，[239]并严格排除其他可以获胜的因素，甚至认为连流血牺牲都没有出现。两位作者提到罗马人的营地，呈现出的景象是兵甲充足而又无所事事，佛罗伦萨对面的腓苏利山高耸挺拔，他们乐于见到蛮族陷入绝境，在崎岖而贫瘠的山峦中慢慢灭亡。他们非常夸张地断言基督徒大军没有一个士兵被杀或受伤，我们或许可以用无言的轻视态度视之，但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其余的叙述，倒是吻合战争的状况和主将的性格。斯提利科知道自己指挥的是帝国仅有的一支军队，基于审慎的考量，不愿与倔强而又狂暴的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决一胜负。他要用坚强的防线将敌人包围，这是第三次拿来对付哥特国王，规模更为庞大，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罗马的军人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都熟悉恺撒的战例，都拉基乌姆的对垒线有15英里长，用连绵不断的堑壕与防壁把24座碉堡连接起来，[240]这等于是把战场变成了一种壕沟战的模式，可以围困数量庞大的蛮族人员，断绝他们的给养，把他们活活饿死。罗马部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作战的英勇自叹不如，勤奋的精神倒是没有完全丧失。要是士兵认为辛苦的奴工有损自己尊严，托斯卡纳可以提供数以千计的农夫，虽然不参加作战，但靠着构筑工事，同样能为拯救自己的家园尽一份力量。蛮族大量的马匹和人员被包围得无法动弹，[241]饥馑而非战斗使他们渐趋毁灭，但罗马人花时间进行这样艰巨的工程时，却暴露在焦急的敌军的不断攻击之下。挨饿的蛮族在绝望之中被迫对抗斯提利科的防线，罗马将领有时也得迁就勇敢的协防军，他们一直对主将施压，表示要攻击日耳曼人的营地，基于各种意外的状况，还是发生了激烈而血腥的战斗。

在佐西穆斯、普洛斯帕和马塞利努斯的编年史中，对这方面的叙述令人肃然起敬。罗马军队及时把人员和物资送进佛罗伦萨城内，拉达盖苏斯挨饿的大军反而被围困。气焰惊人的国王率领这么多黩武的民族，在损失最英勇的武士后，沦落到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罗马人能诚信履行条约以及斯提利科的大发慈悲之上。[242]被俘虏的帝王死于可耻的斩首，这使罗马和基督教的凯旋蒙上了耻辱的色彩。死刑的执行只延迟了片刻，这更坐实了胜利者的罪行，不仅冷酷而且是精心策划的结果。[243]几乎成了饿殍的日耳曼人即使逃过协防军的杀害，也以少到几块金币的价格被贩卖为奴。食物不足加上水土不服，大量不幸的外乡人身亡异域，看来这些不讲人道的买主，无法从利用他们的劳力得到丰硕的收获了，必然遭到人财两空的损失。斯提利科向皇帝和元老院报告他的成就，第二次获得“意大利拯救者”的光荣称号。[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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