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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而现在您却在我们背上捅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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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波兰流亡政府于1933年来到伦敦后，关于这个不幸国家的命运之争便从未停止过。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但随后斯大林又改变了主意，致使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仅为此交换了大量充斥尖酸刻薄之语的信件，还在如何与斯大林较量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3月底，罗斯福终于接受了丘吉尔的观点，但是不久他便去世了，因此，杜鲁门被迫要去应对这一他知之甚少的局势。所以，直到4月底，丘吉尔和杜鲁门才终于准备好要以一个牢固的统一阵线形象出现。

几天以来，丘吉尔一直在仔细研究斯大林的最后一封来电。电报明确地说，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在波兰身上采取南斯拉夫的范例。4月29日，丘吉尔寄出了一封长达两千五百零九个单词的回信，而信中的激动情绪和其长度不相上下。

丘吉尔说，双方在南斯拉夫五五开的协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铁托成了一个绝对的独裁者。此外，南斯拉夫与波兰毫不相干，三巨头已经在雅尔塔就后者达成了一个明确协定。丘吉尔继续写道，“在克里米亚会议之后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上”，杜鲁门和他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

丘吉尔指责说，由于从波兰散布出来的一些消息，整件事情已经愈加恶化。例如，据报道，有十五名波兰人失踪了。他们在一个月前离开华沙前往苏联，计划与苏联人谈判。丘吉尔问道，如果不允许英国人和美国人去波兰查明事件的真相，他又该怎样为这样的一些消息辟谣呢？

他说，斯大林和他所控制的那些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聚在一起，而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和他们的盟国则聚集在另一个阵营，这种前景不会使人感到多么宽慰。

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争吵将把世界搞得四分五裂，而我们双方的所有领导人要是同这种争吵有任何瓜葛的话，都将会在历史面前遭到耻笑。长期地互相猜疑、互相诽谤，长期奉行敌对的政策，都将酿成灾祸，妨碍世界的繁荣昌盛，而广大人民只有靠我们三人才能达到繁荣昌盛的目标。我希望在这封推心置腹的电报中，没有一个字会在无意中得罪你。如果有，请告诉我。但是，我恳求您，我的朋友斯大林，请不要低估在某些事情上已经开始出现的分歧，您或许以为这些对我们只是小事，但是它们却象征着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对于生活的看法。

丘吉尔的坦率，结果只是激怒了斯大林。他回信说，如果卢布林政府“不能作为未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便“不可能指望成功完成克里米亚会议所提出的任务”。

此前，斯大林曾否认自己知道十五个波兰人失踪一事。现在，他则温和地承认，他们是被扣留在了苏联。不仅如此，盟国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他们是“十六个人，而不是十五个”。

……这伙人由著名的奥库利茨基将军率领。关于这位与其他十五个波兰人一起“失踪”的波兰将军，鉴于他特别可恨，英国情报机关故意保持了缄默。但是，就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打算保持缄默。以奥库利茨基将军为首的这十六人是被苏联前线的军事当局逮捕的，目前正在莫斯科接受调查。奥库利茨基将军一伙，尤其是奥库利茨基将军本人，被指控在红军后方准备并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几百名红军官兵死亡。这伙人还被指控在我军后方非法持有无线电发报机。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所有这些人，或其中的一部分——根据调查的结果——将被交付法庭审判。红军就是这样不得不打击蓄意破坏者和扰乱治安者，以保护自己的部队和后方。

这些指控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另外一条指控紧随其后：英国情报机关散播谣言，声称苏联人在卡廷森林屠杀了这些波兰人。斯大林在回信的末尾用威胁的口气写道：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不愿把波兰临时政府作为将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你也不准备让它在那个政府里拥有一个应得的位置。我必须坦率地说，如果你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解决波兰问题的一致决定便不可能达成。

2

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意大利的投降——丘吉尔和斯大林最终的意见是一致的。杜勒斯获准继续进行“日出”行动后，便立即要求格韦尔尼茨带那两名德国密使搭乘汽车和飞机前往位于卡塞塔附近的亚历山大司令部。起初，文纳少校和冯·施韦尼茨中校反对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条款，但是，在一次长达一夜的私下会谈中，他们被格韦尔尼茨说服了：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额外的损失与牺牲。

尽管如此，施韦尼茨仍然坚持给冯·菲廷霍夫上将发了一封电报，简要介绍了这些条款。可是，直到4月29日，他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施韦尼茨接受了劝说，在投降协议上签了字——定于5月2日中午投降——这样，文纳和他便可以及时把文件带给菲廷霍夫，让他命令前线部队停火。

在苏联少将A.P.基斯朗科出席的这个重要仪式上，施韦尼茨的讲话导致大家一阵惊愕。他说，就个人而言，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我姑且认为我的总司令冯·菲廷霍夫将军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对此负全部责任。”现场的见证人们诧异地窃窃私语，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威廉·摩根中将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接受。”于是，他代表盟军在下午两点十七分签了字。

第二天，丘吉尔发电报给斯大林：我们应该共同为这次大投降而感到高兴。他的喜悦为时过早。格韦尔尼茨设法把两名德国人带回了瑞士，但却无法让他们穿过边界再去奥地利。因为瑞士政府的最高机关——瑞士联邦委员会，已下令关闭所有边界。秘密谈判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对一个因严守中立而感到自豪的国家来说，显然是非常难堪的。

这时，艾伦·杜勒斯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不顾外交礼节，在早饭前来到了一名瑞士官员家中。这名官员正在刮胡子，但杜勒斯打断了他，劝他准许德国人过境。最后，4月30日上午十一时，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获准离开瑞士去意大利。他们开着一辆摇摇晃晃的汽车，沿着偏僻的奥地利公路向多洛米蒂山中的博尔扎诺驶去，那里有一个德军指挥部。刚刚下过雪，路上的积雪尚未清除。他们之所以要走这条迂回的路线，是因为据说卡尔滕布鲁纳已封锁了主要公路，目的是阻止有关投降的文件被送到菲廷霍夫手里。

4月27日夜里，沃尔夫赶回了他在意大利的指挥部。他发现，到处都是混乱与踌躇。因斯布鲁克区区长霍夫刚刚通知最近奉命指挥南部所有德国部队的凯塞林，一项条约已在卡塞塔签订。凯塞林命令菲廷霍夫来因斯布鲁克见他。他激动地一再重复道，任何投降都不可能。随即，他当场解除了菲廷霍夫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将军的职务，并命令他们去位于博尔扎诺东北方向的多洛米蒂山军事撤退区报到，在那里，他们会接到进一步的命令，并可能会被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菲廷霍夫顺从地动身去了多洛米蒂山，完全对沃尔夫和“日出”行动失去了任何幻想。但勒蒂格尔不愿跟他一起去。他与沃尔夫联手，向德军驻意大利的新任指挥官F.舒尔茨将军施压，逼他和自己同谋。然而，舒尔茨是一名不动声色的职业军官，没有凯塞林的完全同意，他必然拒绝行动。

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在4月30日午夜抵达了博尔扎诺，此时，形势似乎已毫无希望了。投降将在三十个小时后进行，而舒尔茨仍旧不愿认同该条约。沃尔夫和勒蒂格尔一直谈到天亮，最终得出了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逮捕舒尔茨。早晨七点，他们把这位愤怒的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关进了集团军群的中央指挥所——一个宽敞的地下掩体，是用炸药炸开一块巨大的岩石建成的。

舒尔茨被隔离了起来，但是这导致了新的问题。统率两支驻意大利德国部队的赫尔和莱梅尔森将军已被说服参加“日出”行动。但是，他们认为逮捕舒尔茨是对全体军官的一种侮辱，并收回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能服从勒蒂格尔，也不会率他们的部队投降。

中午时分，亚历山大元帅发电报给沃尔夫，催他汇报情况。菲廷霍夫和沃尔夫是否认可在卡塞塔签署的条款？停战是否还是将在5月2日实现？沃尔夫住在设于皮斯托亚公爵宫殿的指挥部，秘密安放在他卧室旁边小更衣室里的一台机器接收到了这封电报。报务员瓦察尔·哈德基——简称沃利——是一个捷克人，他为藏身在这座宫殿里的杜勒斯工作。上个星期，杜勒斯一直吃的是假装为沃尔夫点的食物。

沃尔夫带着一项任务离开了。他要试着与刚刚被他关起来的那个人讲讲理。当然，舒尔茨“被伤得很深”：他刚抵达新指挥部的第二天就遭到了逮捕。循循善诱的沃尔夫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终于使舒尔茨勉强承认，在意大利投降对祖国来说可能是有益处的。“好吧，我们同意。”他最终说道，“我们不会提出个人或官方的反对意见。但是，没有凯塞林的同意，我们不能投降。”

然而，沃尔夫需要的是同盟者，而非中立者：“听我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现在，德国正岌岌可危，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办好吧。告诉您部队的指挥官们，必须严格执行投降的命令。”

舒尔茨虽然没有被彻底说服，但还是给赫尔和莱梅尔森打了电话，他们答应在5月1日晚上六点，前来参加驻意大利德军主要指挥官的会议。沃尔夫自己则打电话给德国驻意大利空军指挥官里特尔·冯·波尔将军。“我的天，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波尔惊呼道，“是你把我们大家弄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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