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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关 怀（第1页）

在每一个指挥职务中，你的部下都会想知道你有多关心他们，远超过他们关心你懂得有多少。

——约翰·K.卡农（JohnK.Cannon）将军，美国空军（退）

我问过100多位四星将军这个问题：“你以什么方式领导你的下属，让他们在战时愿意为你牺牲？在和平时期愿意一天工作24小时，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去解决一些危机或是问题。”答案是一致的：首先，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并且在服役期间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和国家；其次，他必须对那些为他服务的人们展现关怀。

我请教威利斯·D.克里登伯格（WillisD.Critenberger）中将，请他说明陆军乔治·马歇尔上将领导统御的特质。克里登伯格提到了马歇尔对其他人的关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是第5军军长，马歇尔将军来视察驻欧的美军部队。在他回到华盛顿后的24小时内，他的一位参谋打电话给我太太，她住在圣安东尼奥（Stantonio）。电话接通后，马歇尔亲自接过电话说：‘我是马歇尔将军，克里登伯格夫人。我想告诉你我昨晚在意大利看见了你先生，他很好，我想你希望知道这件事情。’

“他为他的许多指挥官的家庭做过这件事，这是他领导统御的一个要素，这和他有点威严及严肃的举止是大为不同的。对一个军人的家庭而言，接到高层领导者打电话来说‘我只是认为你会想知道他很好’这样的电话是多么的令人心安。对于军人的士气和他的家庭来说，这个举动会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联络了在海外视察旅行时遇到的每一个资深军官的太太、母亲或是最近的亲属。由马歇尔收到的信件中可以看出那些深深的谢意，那些信件来自于其下属的太太、女儿和父母，他们对马歇尔的问候电话表示感谢。他定期与长期同僚家的太太们通信，如贝德尔·史密斯（BedellSmith）、巴顿、马克·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他相信这样可以缓解分离的悲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一直优先关心军人的福利。他派军事大使到世界各地去，唯一的任务是听取官兵的诉苦和建议如何去改善他们的状况。他强调确保在前线的军人拥有饮料、香烟和糖果，如同他们所需的弹药和武器一样。

当马歇尔到作战区时，他坚持仅由驾驶员陪同，不需指挥官在旁，当他开着车到处巡视时会询问部队的福利。他的问候电话及问候信并不限于他所访问的资深军官。我采访了一位士兵，在1944年6月12日诺曼底登陆后，马歇尔第一次视察时这位士兵为马歇尔驾驶汽车。马歇尔回到国内后，他打电话给这位士兵的双亲，告诉他们：“我刚见过你们的儿子。他是我在欧洲的驾驶员，我想告诉你他开车开得很好。”

1943年，在一次去北非的旅行时，马歇尔很惊讶地见到了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少将，他担任军长时曾驻防在意大利安齐奥（Anzio）。他们两人进行了长谈，马歇尔问特拉斯科特是否知道艾森豪威尔要求他参加反攻欧洲的行动，特拉斯科特回答他尚未听过这个要求。这意味着要升他为军团司令，但是他还不能离开意大利战场。特拉斯科特说：“他感觉我应该知道艾森豪威尔为我争取过，而且我也该知道我在安齐奥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也深受好评。”特拉斯科特有“军人中的军人”的美誉，但是像他这样倔强的人，居然记下了他对马歇尔赞美他的反应：“我深受感动，因为马歇尔没有理由要告诉我这些。那是他慷慨体贴下属，且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位在“二战”中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的退伍军人写道：“我只见过马歇尔一次，那时我刚从被关了很久的日本监狱放出来。他派他的私人飞机到旧金山去接我，并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只为了让我尽快和分散四处的家人见面。与家人团聚后，我到五角大楼向马歇尔报到，同时感谢他的关心，马歇尔把所有的事都放在一边，延后了所有重要的会议，很亲切地接待了我。他拨出很长的时间，以最人性的方式表达了对我个人情况的关怀。”

陆军上将亨利·阿诺德在“二战”期间，也十分关心他在华盛顿的下属参谋军官的福利，他对下属的关心包括对个人和专业需求的满足。假如国家在面临战争时，任何一个职业军官都会急于奔赴战场参加战斗，但是在“一战”时，阿诺德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说：“我的雄心壮志是带一支空中部队去法国，但从未实现过。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到今天仍存有一点遗憾。‘二战’期间，我刻意放弃了华盛顿团队中优秀的参谋长及有价值的一流顾问们对我的帮助，使他们不会错失我一直想拥有的战时经验。”

阿诺德继续说：“1941年初期，为了得到有关在欧洲的战争的较好资讯，我们派遣了空军组织所有部门的军官到海外——包含作战单位、参谋、训练中心和物资司令部。不管他们是否能和他们繁忙的工作分开一阵子。在战争期间我依循了这个相同程序，因为我认为，给这些人尝试接触作战行动的机会远比把他们留在华盛顿当班重要。我永远记得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能去海外的挫折感。

“一些军官，如斯帕茨、伊克、哈门、斯特拉特迈耶（Stratemeyer）、迪罗·埃蒙斯（DelosEmmons）及顾问乔治·肯尼和过世的弗兰克·安德鲁（FrankAndrews）都被派至海外去指挥他们的部队。陆军航空队代理的首长和副首长经常被换，不论他们多出色。但是，不幸的是，许多出色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去显示他们作战的能力。”

有一次，阿诺德驻防在莱特机场的旧友需要一个好的年轻军官取代他的部门主管。阿诺德告诉这位朋友：“我会推荐一个符合你所需条件的人。你获得一个人才就是我失去一个人才……但是这些年轻人太优秀，不应被局限在某个中队。他能使整个陆军航空队获益，但是首先你必须向我保证，你将给他一个机会，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魅力或讨人喜欢的人。”这个人获得了机会而且表现得十分卓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诺德经常突然出现在士兵餐厅，他将这作为访问军事设施的一部分，即使只是落地加油。一位和他一起旅行的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阿诺德走到吃饭时排队打菜的行列，和正在打菜桌后面的人员说：“让我尝尝这个菜。”他品尝了那些菜，然后向在打菜桌后面的人说：“真是的，我终于了解这些人为什么不吃了。”然后他转向基地指挥官，明显地他想要指挥官改进这些差劲的伙食。

他关心人员的心情和身体。一次，阿诺德叫他一位上校参谋进来，告诉他：“准备好你的行李，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上校回答说：“我能问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吗？”阿诺德说：“不可以。”

结果，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陆军航空队的高级飞行学校。他们及时赶上了正在进行的毕业典礼。每一位获得飞行胸章的年轻人都上前一步去接受他的胸章并被授予军阶。队伍中的一位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一直注视着陪着阿诺德来访的上校，当这位兴奋的年轻人上前一步准备接受他的飞行胸章时，阿诺德转身向上校说：“好了！托马斯，向前一步，替你儿子挂上飞行胸章吧！”

在两次大战之间，斯帕茨将军是驱逐机中队中队长。虽然难以置信，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战斗机飞行员没有降落伞可用。在6月初，正好在飞离艾灵顿机场（EllingtonField）时，一位飞行员约翰·卡农中尉，因为飞机在空中相撞受伤。他的飞机从900米的高空掉下来，飞行员头骨和许多其他骨头骨折，造成了严重的休克。假如他能够跳伞逃生的话，这是可以避免的，可惜他没有降落伞，因为中队没有降落伞可用。斯帕茨采取了补救措施，他到塞尔福里奇（Selfridge）机场时得知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的麦克库克机场（McCookField）有降落伞。他写信给瑟曼·班恩（ThurmanBane）少校：“我命令中队所有实施长途飞行且途经代顿的飞行员在代顿降落，并在那里配备一个降落伞。我知道你手上有一批降落伞……我非常希望我的每一位飞行员都能获得一个降落伞。”

1922年7月19日，斯帕茨接到工程处处长班恩的答复：“您的要求有点不合规定。您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补给仓库。但无论如何，我们非常乐于帮助您解决降落伞匮乏的问题，只要您的飞行员一抵达此地，我们会尽快把降落伞替他们配备好。除非我的上级下令停止这个行为。”

斯帕茨有一次提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才有降落伞，我们一点也没被保险推销员打扰。”对他自己的事他都以开玩笑的态度处之，但是一旦涉及他的下属，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卡农中尉事件也突显了需要较好的医疗支援。伊克上尉立即要求一辆救护车来载受伤的飞行员去医院，陆军回应说用马拉的二轮货车对于他们受伤的马球球员已足够了，应该也可满足航空队的需求。但是当斯帕茨看到卡农中尉的伤势，他下令要一辆民间的救护车载卡农中尉去医院，搭乘用马拉的救护车会要了卡农的命。斯帕茨为了使陆军为他未经授权而使用民间救护车的支出付款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写辩护信给第8军区山姆·休斯敦堡的指挥官，说明“卡农中尉头骨和上颚骨断裂，因此在运送上必须小心处理。从爱灵顿机场到罗根营区（CampLogan）的医院有大约40公里，从那么远的地方用营区的马车载卡农，马车引起的震动可能使卡农死亡”。卡农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升至四星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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