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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1页）

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最好的资料来源应该能对他所研究的事件提供一种同时性的（contemporaneous）解读，并且还应经得起仔细的审视。因此，我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在耶德瓦布内区域内“清扫”犹太人的德国文档记录。这种文档可能存在于某处，但我没办法找到。我采访、询问了许多活跃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但他们都对耶德瓦布内这个地名感到很陌生。按理，在记录了德国特别行动部队（Einsatzgruppen）在东部战场（EasternFront）活动的日常概述报告中，应该会有这类信息，但耶德瓦布内也没有在其中被提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7月10日，早先活跃于沃姆扎一带的特别行动B分队已经到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Minsk）附近了。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机会找到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时期拍摄的德国纪录片录像。

目前看来，关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第一份，也是最全面的一份报告，就是施姆尔·瓦瑟什塔因于1945年所做的陈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即1949年5月和1953年11月沃姆扎庭审期间的记录。1980年，一本纪念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书出版了，书中收录了不少事件目击者对他们家乡这场悲剧的描述。1998年，制片人阿格涅丝卡·阿诺德就此事采访了一些耶德瓦布内居民。不久以后，我得到一个机会，与该镇先前的一些居民讨论这些事。这就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在我们开始处理耶德瓦布内的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如何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料。

首先，我们需要记住，犹太人关于大屠杀的证词都得到了完整的记录，以便为这场灾难提供一个精确而全面的解释。那个时代出版过的许多回忆录和犹太人日记都证明了这一点。据说在伟大的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Dubnow）从拉脱维亚的里加市（Riga）被驱逐出境以前，曾经号召他的犹太同胞们“将‘事情’全都写下来”，这种可能只是传言的劝诫却在许多犹太回忆录作家心底激了涟漪。这样的呼吁也让一个族群做出了集体性的努力；我们很了解，也很敬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他们为记录和提供证据而做出的谨慎而机智的尝试——艾曼纽·林格本（EmanuelRingelblum）在华沙犹太区发起的“安息日聚会”档案整理工作，或是科夫诺（Kovno）犹太区的档案管理员所完成的艰巨工作，这些我都铭记于心。要想救下那些在纳粹屠杀计划刀口下的犹太人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犹太记录保管者们心中都产生了一股使命感（他们清楚、反复地描述过这种感觉）：最起码，他们得保存好这场毁灭性灾难曾经发生过的证据。

了解了他们曾做出的这些努力，我们应该形成一种直觉：只要存在关于纳粹恶行的记载，哪怕只有一份，人们就能有力地反对甚至阻挠纳粹的犹太清洗计划。纳粹罪行的受害者显然相信，将整个事件牢牢铭记并让其在子孙后代中口口相传，能有效地击中纳粹的要害。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在他们对这场他们所亲历和目击的浩劫的记忆里——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强加在波兰人头上。当然，每一个证人都可能犯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故事都应该与其他故事进行核对以确认其真实性。但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案件的犹太证人不可能因为对他们的波兰邻人怀有恶意而去伪造证词。

不过，本书所运用的主要文献并非来自犹太受害者，而是来自那些犯下恶行之人，且为庭审记录。处理这样的材料时，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在这种受到控方仔细审视的境况之下，那些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想要尽可能地弱化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也可能会试图弱化事件本身。我们必须记住，法律无法迫使被告在口供中道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证人即便已经起誓“所言即事实，只有事实”，也可能选择性地道出他们所记得的东西，并对某些问题仅做简短生硬的回答。舍此以外，在证据资料（来自证人或被告）以及历史学家拥有的已经整理过的资料之间，有一位“调解者”（因此调查报告与日记或回忆录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让读者能够与资料来源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位调解者可能是调查员、法官、辩方律师或原告律师，他会建立和编写档案——他或多或少有些才智，受过教育，或致力于找寻事情的真相。因此，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取自庭审材料的证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的目的和彻底性，以及这场审判本身的方向。

只要简单地研究一下针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庭审案件，我们就会发现，审判进行得十分仓促。用“仓促”一词甚至还太轻描淡写了，因为针对全部22名被告人的庭审程序仅在一天内就结束了：案件于1949年5月16日在沃姆扎地方法庭公开审理，次日所有判决就已下达。22名被告人中有8名被判无罪。1953年才受审的约瑟夫·索布塔（JózefSobuta）也被判无罪释放。

对以上这类细节的掌握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评估这些资料来源，因为在1949年和1953年，波兰国土上都弥漫着浓厚的斯大林主义色彩。在那些年间，波兰的司法部和官方调查机构（所谓的安全部，Urz?dBezpieczeństwa，简称“UB”）简直声名狼藉。此外，在法庭上，被告人都透露出了他们是被屈打成招的信息——由于那段时期安全部成员常常会刑讯逼供，因此被告人的这种控诉听上去可信度很高。

纵观整个调查的操作方式，我推测，在那段时期，这种暴力取供的手段被用在了几乎所有被沃姆扎安全部收押的犯人身上。无论如何，在这起案件的被告人的供述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信息，也无法推断出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共谋关系，或是否存在将他们所有人联系起来的秘密组织。被告人在庭审期间会突然“失忆”——无法记起他们在审讯中提及过的许多细节，比对他们早前对7月10日事件巨细靡遗的描述，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似乎非常不具有说服力。毕竟，我们知道，在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七月屠杀”的各种情景，在该事件之后一直都是小镇居民们的谈资。

如果我们审读拉莫托夫斯基案调查期间收集的所有材料，很快会发现，其余的22名被告人，除了少数例外，几乎人人都留下了口供。口供记录非常简要，且都围绕三个相同的问题展开：1941年7月你住在哪儿？你参与了7月对犹太人进行的屠杀吗？还有谁也参与了谋杀和围捕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的活动？记录这些口供主要部分的都是同一种笔迹，并由同一位调查官格热戈日·玛图耶维奇（GrzegorzMatujewicz）签署。除了一些补充的纪要，这些口供记录都是在1月8日至1月22日之间完成的。换言之，整个调查事实上是在两周内完成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沃姆扎安全部而言，这不是一起高优先级的案子，用在此案上的人力物力也相对较少。

对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之指控的措辞也反映了官方对此案的敷衍了事。我们从档案记录中可以得知，他们被指控“协助德国政府，即于1941年6月25日，在沃姆扎地区的耶德瓦布内镇中参与了对1200名左右犹太裔居民的逮捕；这些居民在布罗尼斯沃夫·斯莱辛斯基的谷仓中被德国人烧死”。如今，耶德瓦布内的犹太大屠杀却变成发生在7月10日，调查期间收集的大量口供都反映了这一事实。然而，原告坚持认为事情发生在瓦瑟什塔因证词中提到的那个日期：6月25日。几个月中，控方和法庭都没有纠正这个错误。在控方向最高法院提起最终上诉之后所下达的判决书中，我们才发现了对于案件发生日期的澄清说明：“耶德瓦布内屠杀的实际发生日期比沃姆扎地方法院所认定的日期晚了几天”—事实上是晚了超过两周！

我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信息，无论主次，都呈现在这里，为的是明确指出，这并不是一起政治案件。的确，那些“控制—调查”档案的内容反映了沃姆扎安全部的观点和计划，它们都证实了我对此案的评估。在前文提及过的1949年1月24日的《清算报告》（“LiquidationReport”）中，用红色印刷的第五条为“未来作战活动计划”。在这份报告中，这条内容并不是特别重要。从这份档案以及所有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未来作战活动计划”显然很常规。毕竟，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是斯大林掀起的反犹狂潮达到巅峰的时期，这股狂潮也直接导致了扫荡了整个所谓的“人民民主”阵营的政治迫害。显然，在被斯大林主义席卷的波兰，强调战时犹太人在波兰人手中所遭受的苦痛，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推测，之所以必须对拉莫托夫斯基等人提出控告，是因为已经有一份证词被归档在案，司法体制内的行政机关必须对其进行处理。但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出此案被仓促对待，草草了结。另外，由于这不是一桩政治案件，因此，调查期间收集的各种材料能够帮助我们重构事件的真实面貌，尽管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被告人的证词很可能弱化了事件本身以及被告人对事件的参与程度。

注释

1.“同时性的解读”的意思是，在事件发生同时代中对该事件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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